以习近平总书记“跨行政区法院”新理论规范专门法院设置 全面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治理体系新格局(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跨行政区法院”新理论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初步体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作出了“规范专门法院设置”的重要安排。应当说,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规范专门法院设置”的问题,并在总结我国设置专门法院历史经验、深刻把握现代国家司法治理规律的基础上,站到全面落实宪法对我国司法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安排、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全局的高度,形成了按照“是否跨行政区划”原则划分普通法院与专门法院的新思想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跨行政区法院”的新思想新理论,不仅是破解如何设立专门法院的“世纪难题”、全面落实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对我国司法治理体系的制度性安排、构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治理体系新格局的重要举措,而且也是规范专门法院设置、系统性重塑我国专门法院组织体系、整体性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治理体系的指路明灯。因此,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跨行政区法院”新思想新理论的丰富内涵、实质要义、理论创新、实践意义,并坚定不移地把习近平总书记“跨行政区法院”的新思想新理论作为规范专门法院设置、完善专门法院组织体系的指导思想,继续推动党的十八大以来跨区法院、专门法院改革创新成果的系统集成,使专门法院在设置上更加科学、在职能配置上更加优化、在组织体系或者体制机制上更加完善、在运行管理上更加高效,以全面构建最高人民法院监督下的国家跨区法院(专门法院)和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的地方人民法院(普通法院)两套以各自独立组织体系为标志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治理体系新格局,早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审理诉讼新格局的战略构想。

我国专门法院的发展困境与模式构建:以“地位—功能”为中心

我国专门法院建设已初具规模,但也面临法院性质存在争议、政策导向影响审判中立、法院布局莫衷一是等发展困境。从结构功能主义视角来看,其根源在于专门法院的法律地位模糊、司法性功能与政治性功能失衡。依据不同司法传统和发展诉求,域外专门法院的“地位—功能”模式可分为“行政司法制约式”“行政司法混合式”“普通司法限权式”三种。我国专门法院的模式优化应以专业性和地方法院为基础,平衡司法性功能与政治性功能,构建中国特色的“专业司法平衡式”,从而提升专业化司法的质量与效率,助力实现司法公正和推动产业发展的现代化治理目标。

健全对专门法院(庭)的法律监督机制研究--以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为视角

当前我国法院的设置和管理呈现出专门化趋势,从传统的“团块分布”到新型的“遍地开花”。完善审判监督语境下的我国专门法院(庭),既包括军事法院、海事法院、知识产权法院、金融法院,也包括互联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破产法庭等,以确保法律监督不留死角。当下我国对于专门法院(庭)检察监督存在后续乏力情况的同时,日益呈现无序化、脱耦化、空心化等现象。依托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未来可逐步健全对专门法院(庭)法律监督的机构设置;在明确案件管辖的基础上进一步畅通工作机制;持续强化人才队伍建设;顺应信息化、智能化潮流,科技强检智慧赋能,进一步提升检察监督能级。

论我国专门法院的宪法定位及其体系展开

专门法院制度是我国宪法确立一项司法制度,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专门法院作为法院组织体系的一部分,先后经历了设立、撤销、复建、改革、发展进程。当前专门法院正处于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准确把握专门法院的宪法定位,推动专门法院理论体系、组织体系、保障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以专门法院高质量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建构

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我国于2014年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建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这既符合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又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形象。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开启了我国知识产权案件审理的新纪元。随着案件审理工作的开展,知识产权法院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本文首先以德国、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为参照,分析归纳我国知识产权法院在建制上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之后根据最新相关信息,总结我国知识产权法院在运行中存在的问题。问题主要有三方面:法官面临超负荷的工作量;缺少专门化的上诉法院;刑事案件未纳入审理范围。最后,文章就上述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在人员配置上,应该适度扩充知识产权法官的数量,增强技术人员的参与程度;在审判模式上,将刑事案件纳入审理范围内,构建三审合一制度;在法院布局上,基于案件专业性的要求,应尽快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及巡回法庭。

从“三审合一”到知识产权专门法院 兼论知识产权审判模式和体制的改革

以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实践为基础,笔者发现其主要优势在于统一案件管辖权和审判组织,但仍存在如改革模式缺乏统一性、停留于法院内部、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瓶颈问题。通过对国外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做法的研究和借鉴,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三审合一"的全面推动、审判组织和案件管辖基础等方面分析我国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现实基础。此外,还要重点考量设立技术法官辅助审判的制度和对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和审级重新区分和整合。

中欧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比较研究

中国和欧盟近年来均在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建设上取得突破,欧洲统一专利法院和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相继建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有助于统一司法标准、避免重复诉讼、提高司法权威,并激励专利申请的积极性和创新活力。中欧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在审级设置、机构配置和管辖权限等方面各有特点,并且分别采用了技术审查官和技术法官促进审判人员的专业化。在制度运行过程中,要注意克服专门法院过度专业化和中小企业公平参与诉讼机会缺失等问题。通过制度完善可以充分发挥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作用,促进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运转。

传统专门法院“借壳上市”的困局与破解

传统专门法院“借壳上市”是一种隐喻式表达,意指保留传统专门法院原来名称、履行新职能的做法。传统专门法院“借壳上市”包括三个要素:“壳公司”,运转不良的传统专门法院;“壳资源”,传统专门法院拥有的独特资源;“借壳公司”,承担审判职能的国家法院。传统专门法院“借壳上市”的主要问题包括:价值目标定位不当,初始的合法性瑕疵,严重偏离设立初衷,实质性改变法定职责。从法治原则的角度看,传统专门法院的改革必须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以公平正义为导向,明确传统专门法院的范围,选择“撤销”等方式,适时出台《专门人民法院组织法》。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阈下的专门法院建设

我国专门法院是国家治理需要的产物,因治理结构调整而被改革。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专门法院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专门法院在特殊领域发挥着专项治理功能,是政策落实的有力工具。专门法院的中性(专才)优势有利于审判质量与效率双提升,有助于实现法律统一。多元化的专门化审判程序还能提高司法适应性。但地方法院利益驱动可能让专门法院建设盲目扩张,而政策导向与治理逻辑可能牵引专门法院审判偏离司法规律。未来专门法院建设应当以系统论为指导,找准专门法院在新型治理格局中的位置,防止专门法院地方化、行政化。专门化审判应遵循司法规律,着重发挥程序的作用,保障司法裁判的形式理性的同时又具有实质正当性。

浅论专门法院出现的原因及对法律现代化的意义

专门法院是法律现代化的重要工具,也是法律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不仅大陆法系有正式的、多系列的专门法院审判行政、商事等专门案件,而且英美法系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专门法院。与普通法院相比,专门法院对于行政、商事等现代诉讼有很多优势。我国在法律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更多地借鉴专门法院模式,把专门法院与普通法院有机结合起来,为深入的司法改革提供可操作的平台与基础。

专门法院:打造中国司法新名片

7月中旬,第十三届陆家嘴论坛金融法治国际研讨会在上海举行,研讨会上,我国首家金融专门法院——上海金融法院院长赵红在演讲中表示,上海金融法院将立足中国司法实践,加强国际协作,借鉴全球成熟经验,进一步完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近年来,我国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设立了知识产权法院、互联网法院和金融法院,一批带有时代特色的新兴专门法院应运而生。这些新兴专门法院的设立,是司法专业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司法现代化的有力推手。

关于《人民法院组织法》专门法院设置的若干思考——立足互联网时代网络强国战略的背景

即将面世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文本涉及的内容较多,实有必要立足于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和网络强国战略提出的背景进行相应的科学研究和合理论证。本文从专门法院之"专门"属性的理据和"法院"内涵的界定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以为专门法院相关条款的设置提出立法建言。

论我国专门法院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对专门法院作出原则性规定,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专门法院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构,专门法院设置几经调整,传统专门法院亟待升级改造,新型专门法院又不断建立起来。什么是专门法院,建设什么样的专门法院,怎么建设专门法院,这是当前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面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设置专门法院应当优先考虑必要性、专业性、协同性、案件量、法治化、战略性等因素,从根本上而言,设置专门法院应当重点考虑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和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消除一些特殊案件审理中因地方保护和行政干预形成的诉讼“主客场”现象,实现专业性案件集中管辖和专门审理,构建普通案件在行政区划法院(地方法院)审理,特殊案件在跨行政区划法院(专门法院)审理的诉讼格局。基本思路是构建由地方法院、省综合性专门法院、跨省综合性专门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组成的完整专门法院组织体系。

从专业法庭到专门法院——论设立环境资源法院的现实考量与机制构建

司法专业化是现代法治和司法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作为对环境资源纠纷复杂性的回应和绿色发展的现实需求,环境资源司法正朝着专业化趋势发展,其表征即为专业司法机构的普遍建立。基于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求、环境资源保护呼声的高涨和专门法院蓬勃发展的现状,设立专门环境资源法院似已水到渠成。但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和机制障碍仍需给予清晰认识,并积极予以克服和消解,以为环境资源法院的设立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并为其发展路向给出探索性的建议。

关于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构想

伴随着各地法院知识产权"三合一"工作的逐步开展,实践过程中统一司法管辖不彻底、集中管辖落实不够、衔接机制不畅等不足逐渐凸显,显然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为了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需要在知识产权"三合一"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如何建立体系完备的知识产权法院。

论环境犯罪的集中管辖——兼论环境专门法院之设立

囿于地方保护主义对司法的干预,跨区域环境资源案件的审判管辖常有涉案地法院"不敢管""不愿管"和"不好管"等问题。为解决问题,多地积极探索实施环境资源案件的跨区域集中管辖,采用了"贵州模式""重庆模式""铁路法院模式""湖北模式"等符合当地实际的集中管辖制度,较好地解决了前述问题。然而,环境犯罪的集中管辖制度仍存在法院级别不够、管辖地域范围不合理和侦诉审衔接配合不顺畅等问题。应在提高管辖法院层级、合理规划地域管辖范围的基础上,顺应环境司法专门化趋势,设立环境专门法院,协调好环境犯罪管辖的侦诉审衔接工作,全面解决环境犯罪的集中管辖问题。

法律保留视野下的专门法院改革--以铁路运输法院为例

专门法院改革应当遵循《立法法》对法院和诉讼制度提出的法律保留要求。作为改革代表的铁路运输法院存在改造和集中管辖两种改革路径。将铁路运输法院改造成其他类型的法院,改变了法院组织外部效应的影响范围,进而影响了公民的权利义务;由铁路运输法院集中管辖特定案件,并不属于对现行法上指定管辖的具体化,而是一种新型的独立管辖制度。两种改革路径均属于法律保留事项,现有的改革依据并不符合规范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可以就法律保留事项作出规定,成为专门法院改革的法治化基础,但仍须满足全覆盖、科学性、明确性和阶段性的要求。

我国专门法院的现代化“破产重组”改革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司法改革忽略了专门法院的改革问题。专门法院的设立受到法治化、系统性、专业性以及案件量等因素的影响。目前专门法院存在着名存实亡、管辖机制落后、管理体制不顺等问题,而新的专门法院在设立中也存在着设立标准模糊、创设机制缺失、批准机构混乱等问题。专门法院的革新之路是:(一)“废”——专门法院改革敢于“破产”;(二)“改”——专门法院改革勇于“重组”。对新专门法院要确定设立标准和条件,并保障立法跟进,适时制定专门针对专门法院的法律。

专门法院:变革与创新

8月20日，全国首家金融法院在上海正式揭牌成立。此前几年，知识产权法院、互联网法院已经在数地先后亮相，不断壮大着专门法院的阵营。再往前追溯，铁路运输法院等也纷纷完成了转制改造，并且迄今仍在深度改革的路上。

知识产权专门法院“设立之争”

在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之时，《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的通过使筹备已久的知识产权专门法院呼之欲出。跨区设立、集中审理还是“三审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