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一流大学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框架及内容要素研究

[目的/意义]针对世界一流大学制定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展开调研分析,以期为国内科研机构制定与完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提出政策建议。[方法/过程]本研究首先调研了世界一流大学制定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其次归纳了其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所包含的政策类型及涉及的相关政策法规,然后分析了各个政策类型应涵盖的与开放科学数据相关的政策内容要素,最后针对我国科研机构制定与完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提出了政策建议。[结果/结论]建议国内科研机构参考与借鉴世界一流大学的先进政策实践,尽快制定涵盖个人数据保护、科研档案管理、科研诚信管理、科研伦理治理、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管理等相关政策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体系,在政策制定层面支持科学数据、原始资料、科研档案的协同管理,以期确保在科学数据全生命周期内遵守近年来持续调整的各类相关政策法规,并关注科研机构与资助机构、出版机构、数据知识库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制定的开放科学数据政策之间的政策协同问题。

世界一流大学人工智能研究生培养机制与启示

随着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浪潮的席卷,诸多国家纷纷将发展人工智能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人工智能教育亦被纳入各国战略规划。国外人工智能专业教育经历了从零散向系统、研究生阶段向本科生阶段渗透的历程。人工智能研究生教育是培养人工智能领域高端创新人才的重要来源,世界一流大学人工智能学位研究生教育形成了招生要求强调近缘学科背景、依托工程或计算机科学学院为培养载体、构建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多学科组建师资队伍、跨界开展科学研究与应用的培养机制。因此,我国应发挥大学在人工智能研究生专业建设中的统筹作用,构建契合人工智能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基于既有学科基础创新人工智能研究生培养的组织形式,加快跨学科教师队伍建设,产教融合培育人工智能高端人才。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

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经过三十年的实践探索,其政策方向和内容随着时代变化在不断变迁。引入历史制度主义理论视角,从结构分析范式和历史分析范式深入探究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变迁的制度逻辑。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总体上呈现出渐进变迁特征,变迁方式以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背景-制度”结构是政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变量-制度”结构、“行为-制度”结构是政策变迁的关键性因素,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践中的重大事件构成政策变迁的“关键节点”,学习效应、协同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导致政策变迁呈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最后,提出“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保持政策供给强度”“充分考虑利益诉求,更加重视公平”“政府政策引导,高校分类和特色发展”等三个方面优化策略。

世界一流大学法人内部治理结构研究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体现治理过程中的权力结构组成和参与决策主体的特征,决定着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学习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内部治理经验范式,有助于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服务教育强国建设战略目标顺利实现。基于学界关于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类型和价值维度划分,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日本东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三所采用法人化治理模式的世界一流大学为研究对象,对其内部治理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大学法人内部治理结构在自律性、民主性、责权性方面存在各自特征和差异,其中,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在自律性、民主性、责权性三方面均表现出较高水平;东京大学强调责权性,在自律性和民主性方面水平相对较低;新加坡国立大学在自律性和责权性方面水平较高,但民主性水平较低。

世界一流大学的“三维”特征及其启示

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践经验对于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具有重要参考意义。通过构建“国家-世界-时代”等三个维度,分析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发现,其具有“立足本土,成为驱动国家现代化的引擎”“关注全球发展面临的挑战,彰显对人类文明价值的关怀”“传承传统,与时俱进”的特点。为发挥引领作用,世界一流大学从“根植本土面向全球,追求卓越的人才培养理念”“‘选-培-评’三位一体,提升师资队伍建设水平”“凝练学科优势与特色”“强化制度规范,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强化保障举措,以提高“供给”质量。为此,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要“理性看待世界一流大学,把握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发展的特殊性”“打造一流师资和一流学科,培养世界一流人才”“完善制度设计,探索科学的资源配置模式”。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与行动路径

适切的国际化战略和行动是提升高校办学实力和影响力的前提条件,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要素。深入探究“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的主要特征及其行动的经验,对于提升我国“双一流”高校的国际化水平、培养更多高层次的国际化人才、助推我国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战略的案例研究发现,莫纳什大学和昆士兰大学持续调整生态位目标,高度重视国际化布局,推进生态位共生战略、协同发展战略,以提升两校的国际竞争力。通过促进师生双向流动,深度参与全球项目;建设海外分校,拓宽合作范围;积极推动科研合作,增强知识转化和咨询服务,使得两校的国际化战略付诸实施并取得显著成效。“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发展的经验,为我国“双一流”高校在调整国际化战略,拓宽国际合作生态网,增强知识转化与服务水平等方面提供了有益借鉴。

以教育评价改革为导向的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指数建构

人才培养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使命,人才培养评价对于大学践行这一使命发挥牵引功能。随着我国迈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一流人才培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一流大学在人才培养上与世界顶尖大学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以教育评价改革为导向,通过聚焦能够体现人才培养卓越性、创新性与世界性的高精尖指标,建构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指数。通过探讨如何推进人才培养评价改革,为提升我国一流大学的人才培养水平,破解一流人才培养难题建言献策。具体而言,简化评价指标体系,减少指标数量;优化评价测量工具,聚焦高精尖指标;重点关注弱势指标,赋予其更大权重;合理应用评价指标引导“双一流”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本科生批判性思维培养研究——以斯坦福大学为例

推进一流大学建设是实现我国教育强国的重要战略。一流大学建设需要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批判性思维作为培养高质量创新人才的重要方面,已经引起各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广泛关注。目前在高等教育机构中主要存在两种模式培养批判性思维:一种是单独开设批判性思维课程,一种是在学科中培养批判性思维。每种模式虽然呈现出一定的优势,但其发挥的作用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斯坦福大学作为世界一流大学通过两种模式的结合来加强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这种效果也引起了如何处理这两种模式的关系以及两种模式相结合对教师素质高要求的思考。

生态位视域下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选择及其启示

生态位理论为世界一流大学战略选择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世界一流大学战略选择的要义在于立足生态环境确定生态位,建立大学与环境的适应性机制,依据生态位目标配置战略资源。其战略选择具体体现为共生发展、协同发展、跨越式发展、错位发展等战略。对“双一流”建设的启示有:更新战略选择理念,准确定位生态位;优化战略实施策略,采取适宜的生态位战略;拓展生态位宽度,持续跃升生态位。

“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发展战略规划探究——以新加坡两校为例

制定一流的大学发展战略规划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条件。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具有典型的“后发型”世界一流大学特征,两校立足于发展战略环境的分析,制定了适宜的发展战略目标。在战略行动中,两校通过完善制度安排,健全组织建设,建立规划与实施的联动机制,达成战略共识,强化战略实施保障,培育执行力文化,切实推动两校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成为享誉世界的一流大学。对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启示有:精准定位目标,扩大后发优势;优化规划制定,完善制度安排;健全保障机制,凝聚战略共识;培育执行力文化,增强行动效力。

后发内生: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智慧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中国智慧是贯穿建设实践的创新性策略,是引领建设实践的思想和灵魂。从理念上看,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通过坚守自主内生的发展目标、发挥有为政府的发展动力、构建多源合流的发展资源,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从实践上看,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在赶超目标上,致力于实现合目的性与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在赶超动力上,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协调;在赶超资源上,形成借鉴创新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发展资源。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从“后发外生”向“后发内生”的路径转向。这些有益探索拓宽了后发国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路径,彰显了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力量。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政府作用的比较研究

中国政府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中起到了突出作用,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坚实后盾。通过梳理国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中政府作用发现,政府在组织创新、人才需求、法律法规、资金支持四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国际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既不能脱离本国实际,盲目照抄照搬国际经验,又不能忽视大学发展的共性规律,固步自封,而应立足本土、放眼全球,在借鉴吸收国外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从本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探索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本土道路,探寻中国政府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发挥的作用,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瑞士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战略及路径探究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和苏黎世大学制定清晰的发展战略,成功地引领两校的发展。为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两校追求学术卓越,提升育人质量;创新治理模式,提升治理能力;加强科学研究创新,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拓展多元化筹资渠道,透明化分配资金;扩大国际合作网络,促进师生的国际化。其启示有:优化制度环境,完善战略规划;转变政府角色,促进大学自治;构建协同创新网络,加强科研与教学融合;扩大开放办学,提升合作层次。

中国海洋大学时期:建成高水平特色大学(2000-2010)、建设特色显著的世界一流大学(2010-)

2000-2010年十年中(其间,学校顺利进入“985工程”;2002年,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学校的教育质量显著提升、科技实力显著增强、空间布局显著优化。学校圓满完成高水平特色大学的建设任务,昂首踏上建设国际知名、特色显著的研究型大学新征程。2012年以降,学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扣海洋强国等国家战略需求和蓝色经济发展需要,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国际化战略和文化引领战略。学校“985工程”圆满收官,建设绩效显著;2017年入选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A类),并高质量完成首轮建设任务;接踵进入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周期;西海岸校区一期工程投入使用,为学校下一个百年发展提供了战略空间。

日本世界一流大学跨学科研究生教育的经验及启示

文章对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跨学科研究生教育进行深入剖析,总结提炼了东京大学的“产教融合”的理科培养模式以及京都大学“思行结合”的文科培养模式的特征,发现两校通过学术与实践共抓培养跨学科研究生,构建多学科融合的跨学科课程体系,组建高水平兼具多学科背景的跨学科师资,多主体共建跨学科平台等积极探索跨学科研究生培养的路子,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我国的启示有:重塑跨学科教育理念,培养复合应用型人才;构建跨学科组织生态,完善跨学科课程体系;完善跨学科师资建设,探索实施“多导师制”;以跨学科实践为导向,提升跨学科应用能力。

砥砺奋进 勇担使命 守正创新 奋力走出一条西部地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子——西北大学“双一流”建设纪实

“双一流”建设以来,西北大学聚焦“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深入实施“六大战略”,以提升内涵发展能力为主线,持续培育学科“高峰”、拓展学科“高原”,高层次人才培养能力、原始创新能力、服务国家战略急需和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不断提升。

世界一流大学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的建构阐释与启示——以新加坡国立大学为例

建设和发展高等教育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是世界一流大学内涵建设和质量提升的关键。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过程中,尽管没有成文的质量保障标准或政策体系,但“质量文化”理念始终嵌套其中,并形成了背景保障、制度保障、过程保障、投入保障、结果保障“五位一体”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立足实际,我国高校应坚持“以生为本”和“产出导向”理念;追求质量文化观,实现内涵式发展;多元主体联动协同,形成质量保障整体合力;完善保障各环节,实现目标、组织、人员、评价、服务全覆盖。

基于三维分析框架的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变迁特征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持续加大政策供给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策供给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以1993年至2020年中央政府发布的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政策主题—政策主体—政策效力”三维分析框架,分析了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阶段、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阶段和“双一流”建设阶段中政策主题、政策主体和政策效力表现出的特点,进而分析了三个维度的变迁特征及互动效应,最后提出了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政策的优化对策。

世界一流大学动态监测指数构建与预警机制研究

实施动态监测是确保世界一流大学高质量建设与发展的保障,指数的方法为世界一流大学动态监测与预警的开展提供了思路。文章采用监测指数的研究方法,选取了32所首期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以10项指标编制了世界一流大学动态监测指数,并利用3σ方法进行预警分析。通过监测与预警的实施,力求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教育发展提供定位,为社会问责提供回应。

生态位视域下世界一流大学文化与战略的融合探究

生态位视域下,世界一流大学文化的生态结构体现为精神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行为文化生态以及物质文化生态四个层面。世界一流大学战略与文化存在特殊的关系,其战略需适应和超越大学文化,而其文化则会支持和约束大学战略。世界一流大学战略与文化的融合体现为坚守大学使命的个性文化,降低大学生态位的冲突;塑造价值多元的交融文化,促进生态位平衡;倡导自由创新的动态文化,促进大学生态位的协调;打造开放包容的协同文化,促进大学生态位的可持续。这对我国“双一流”建设的启示有:形塑“双一流”高校文化的生态结构,树立“双一流”高校生态位战略理念,促进“双一流”高校生态位战略与文化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