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东亚生产网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带来国际生产分工的细化和生产环节的全球分解,进而形成全球价值链,促使国际贸易由传统货物贸易向任务贸易转变。国际资本追逐效率和市场的天性,进一步加速了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复杂化,推动任务贸易和世界制造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与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互为因果关系,影响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国际贸易的传统统计方法也逐渐受到挑战。中国处在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位置,若要在未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掌握主动权,从长期看应重点推动价值链升级,从中短期看应鼓励企业参与国际供应链,主动回应减少供应链壁垒的国际倡议并提出中国主张。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影响与中国应对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发展迅速,以成员国全面零关税、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权利和环保等议题为特点,提出建立高质量和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东亚生产网络格局虽逐步形成,但仍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中国还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随着美国主导TPP的不断发展,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地位从外部需求、区域合作和贸易标准等多方面均面临新的挑战。中国应正视和关注TPP发展动态,完善东亚生产网络格局,推动东北亚经济合作,积极应对TPP可能带来的变化。

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检验——基于贸易增长途径的视角

运用贸易增长分解方法,将东亚各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分解为广度增长、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从贸易增长途径这一新视角探讨了中国与东亚各国的相对分工地位。研究结果显示,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四国对中国的出口以价格增长为主,而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主要以数量增长带动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这说明中国并非位于分工体系的底端,而且其分工地位将逐步提高,因为在东亚七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中,数量增长表现出了趋于主导的态势。由此看来,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处在上升阶段,并逐步向分工体系的高端收敛。

东亚生产网络兴起背景下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选择

东亚生产网络兴起是20世纪末以来全球经济变迁的主要内容之一,它不仅使模块网络化这一新兴生产组织方式得以发展,而且重构了全球分工格局,深刻影响了中国、东亚、欧洲、北美、非洲等国的国际地位。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在全球分工格局的内在矛盾激化后,中国作出的现实选择。根据东亚生产网络发展提供的经验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地区资源条件,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选择特定的发展战略。

要素禀赋结构视角下的东亚生产网络:演化规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自世界银行发起"东亚奇迹"的讨论以来,东亚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雁行假说"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品内分工,直至东亚生产网络,都试图对东亚贸易高速增长模式做出解释。基于要素禀赋分工的全球价值链刻画了后发工业国融入全球贸易格局的路径。然而,当前的东亚生产网络并非垂直分工的线性结构,而是复合了垂直一体化和水平一体化的网络结构。当生产工序分解后形成了碎片化生产,生产片段的再组织将打破原有的线性结构,取而代之的是多节点的、非线性的网络形态。跨国公司领导的企业间的契约合作是东亚生产网络的制度特征,也是东亚生产网络迅速成长的微观动力。推进和引导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核心议题。

金融危机向东亚生产网络的传导:基于垂直专业化角度的解释

金融危机向东亚的传导主要是通过贸易渠道。传统理论对当前的传导机制,尤其进出口贸易波动在各经济体间不均等甚至差异较大的现象未能给出充分的解释。将垂直专业化作为联系经济波动和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引入传导模型,为其提供了新的角度。从模型的推论以及金融危机以来贸易数据的经验分析得出:东亚生产网络的垂直专业化程度较其它区域更高,因而受金融危机影响其贸易波动更为显著;相对于其他行业,电子行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更为典型,导致电子产品贸易对金融危机的反应更加敏感。

欧债危机后中日在东亚生产网络中贸易地位的变化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亚生产网络贸易分工格局发生显著变化。日本,这一东亚发展初期"雁型模型"的"领头雁",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走上了下坡路,而中国,随着其快速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其贸易水平迅速攀升。近年来,东亚面临着欧债危机带来的东亚与欧盟之间的贸易下降,并深化到了东亚的每个全球化经济体。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最重要的经济体在这场欧债危机引发的欧洲贸易衰退中受到了不同的影响。本文考虑了欧债危机对中日贸易的影响,并进行了相关性检验,探讨了欧债危机后中日在东亚生产网络中贸易地位的变化。

中日关系对中国出口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东亚生产网络三角贸易视角

在介绍中日贸易现状及相关指标测算基础上,分析了中日关系对中国出口质量的影响,并以机电产品为样本,从三角贸易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参与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贸易尤其是对中国出口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以日本为核心的三角贸易促进了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质量的提高,因此,中国应继续深化以三角贸易方式融入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生产网络中。

中国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产业升级效应

中国制造业各行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程度存在差异,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融入程度较低,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融入程度较高。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间升级与制造业整体内部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不同类型的要素密集型产业,其内部升级效果却存在明显差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升级效应显著,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却不显著。在继续发挥传统要素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需尽快寻找具有高端要素竞争优势的产业融入东亚生产网络新的途径。对不具有技术优势的产业,应努力提升其技术吸收和再创造能力,推动中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发展,高端制造业向全面扩散发展。

优化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战略路径

丁宋涛、刘厚俊撰文《要素禀赋结构视角下的东亚生产网络：演化规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指出，自世界银行发起“东亚奇迹”的讨论以来，东亚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从“雁行假说”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品内分工，直至东亚生产网络都在试图解释东亚贸易高速增长的模式。

读懂东亚 读懂全球——《互联世界:东亚电子产业和生产网络》新书推荐

电子产业是最具代表性的在全球尺度上组织生产的产业之一,同时也在全球经济版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曼切斯特关系学派(Manchester School)的重要创始人杨伟聪教授新著《互联世界:东亚电子产业和生产网络》基于全球生产网络2.0理论框架,通过扎实的实证分析,对电子产业中最为重要的四大细分领域(即半导体、个人电脑、手机和消费电子)在21世纪10年代的全球生产网络的呈现、演进历程及其驱动因素作出了系统的刻画与细致的解析。

中国崛起与东亚生产网络重构

本文从产品内分工视角,通过贸易数据的深入分析,研究中国崛起对东亚生产网络的影响。结论显示,中国在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过程中,逐渐崛起为东亚制造中心,削弱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网络影响力。同时,中国崛起的竞争效应推动网络成员乃至网络整体的专业化层次提升。借助与中国在产品内分工各流程的衔接合作,东亚生产网络的内部联系进一步强化。此外,中国演进为东亚出口平台,使得东亚生产网络对世界市场出口的"双边贸易"转变为经由中国的"三角贸易"模式。

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贸易利益--基于20个工业部门净附加值的分析

本文结合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的现状,采用反映进口中间产品在国内的产业循环效应或产业波及效果的净附加值指标来衡量中国融入东亚生产网络后归属于中国的直接的贸易利益。基于1992-2007年期间中国20个工业部门从东亚进口的中间产品在国内产业循环后所创造的净附加值分析表明:从净附加值的绝对量来看,中国工业部门从东亚进口中间产品所创造的净附加值增长迅猛,且在从世界进口的中间产品所创造的总的净附加值中平均占了42%左右的份额,但该净附加值占中国工业部门总出口的比重总体上不高且年均增长幅度有限。细分行业的考察发现,来自东亚的中间产品创造的净附加值比重较高的部门主要是技术、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但在大多数工业部门中这一比重增长不显著。因此,应在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亚的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增强本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来提升本土企业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以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

东亚生产网络、产业内贸易与二氧化碳排放--基于中国与东亚经济体间面板数据分析

东亚生产网络的发展带动了区域内产业的垂直化分工,由此带来的产业及贸易结构的变化对区域内各经济体的碳排放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以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东盟10国为样本的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了1995-2011年东亚地区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产业内贸易、贸易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东亚地区不仅存在"倒U形"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和"污染避难所"假说的现象,而且由于特殊的生产分工和产业内贸易的大量增加,这种现象有强化的趋势。中国必须采取相关的措施,既保证能够有效地参与东亚地区的分工,又要避免成为国际碳排放的目的地。

东亚生产网络分工提高了我国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吗

在梳理东亚生产网络分工影响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机理基础上,基于面板数据模型,验证了东亚生产网络分工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结合影响制造业行业竞争力的国内因素进行考察,东亚生产网络分工对我国制造业整体以及不同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将东亚生产网络分工的作用效应进行分解,发现东亚生产网络分工主要是通过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技术外溢效应途径提升我国制造业整体的出口竞争力,但理论上所预期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未发生促进作用。东亚生产网络分工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作用途径在制造业不同部门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东亚生产网络分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效应所驱动,即便是此类融入东亚生产网络程度很高的制造业行业所获得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却并非由东亚生产网络分工所导致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效应、技术外溢效应所推动。这种分工状况容易导致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锁定效应,压缩我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空间。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东亚生产网络体系

东亚生产网络体系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生产组织形式,它既包括企业内和企业间的贸易,也包括一系列的协调关系,是东亚经济体之间新型的国际分工形式。这种分工模式超越了传统的参与全球经济的东亚模式,并对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的东亚经济复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东亚生产网络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否依然存在?在未来动荡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该体系能否继续通过区域内的合作协调而保持其生存和发展的潜力?文章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相关数据,结合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中贸易二元边际的分析方法,对东亚生产网络体系近年的发展情况进行了实证考察。

东亚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整合与东亚区域合作的新走向

伴随东亚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东亚区域贸易体系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越来越多最终产品的生产不是完全在单一经济体内完成,而是根据价值链的延伸被跨国公司分散在最有效率和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由此形成的贸易不平衡已不是简单的双边贸易问题,而是复杂的、网络状的多边贸易问题。驱动东亚生产网络发展和国际分工的动力仍然在外部市场,东亚依然缺乏一个能够推动区域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内需市场。文章认为,全球价值链整合中转移与升级的对抗,反映了对东亚生产网络主导权和治理选项的不同认识,也预示着未来东亚区域合作路径和制度的竞争。

疫情危机下东亚生产网络协调机制与合作策略

2020年初大规模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在疫情不断蔓延的背景下,东亚生产网络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疫情从供给侧、需求侧、供应链和金融等领域影响东亚生产网络,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一些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的怀疑态度和倾向。面对来势汹涌的疫情与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东亚经济体要加强东亚区域联防联控,建立高水平的疫情防控协调机制;加强东亚区域宏观政策的协调;中日韩三国要密切协作维护制造业供应链安全稳定,争取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尽早签署。

东亚生产网络发展及其与外部市场关系考察

东亚生产网络的内在机制可以由二维分散生产理论给出一定的解释。依据该理论,作者的考察结果表明:生产网络的出现改变了东亚地区的贸易模式,引起区域内各经济体之间相互贸易的"放大效应"。但是,东亚生产网络的发展并没有使其与世界经济脱钩,特别是其出口的最终需求仍然高度依赖外部市场。

东亚生产网络内分工格局的稳定性——基于贸易关系持续时间的分析

东亚生产网络是一个包含众多经济体和跨国公司,涉及大量价值链和充分体现区域内差异性的国际分工体系,而将这一网络内各个节点联结起来的是迅速增长的零部件贸易。以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东亚生产网络的发展,使得区域内的分工格局更加稳定,并且增强了网络内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稳定的国际分工格局为我国进一步发展制造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内需对外需的替代,否则就极易生产出既没有外需又没有内需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