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国推动北约“东进”印太的动因和举措

美国利用乌克兰危机,聚焦欧洲和印太两大战略方向,加紧推动北约新一轮战略转型,不仅激活冷战结束后一度濒临“脑死亡”“肌无力”的北约组织,还重新赋予其“东进”印太、遏制中国的战略使命,通过扩大北约“全球干预”战略功能,试图构筑一个“以遏华为目标,由美国主导,以印太和欧洲盟伴为羽翼,东西呼应、两洋联动”的全球安全架构。目前,美国在推动北约“东进”印太方面,已促成亚太四国作为“邀请嘉宾”参与北约峰会和外长会,形成“北约+亚太四国”合作机制,升级日韩为“定制合作伙伴关系”,并力推北约在日本设立联络处和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强化北约在印太地区的实际存在。美国推动北约“东进”印太是为了应对印太地区的大国战略竞争,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达成控欧遏华弱俄、震慑朝伊的多重目的,其在策略上重点采取了外交诱拉、舆论鼓动、机制塑造和身份认同等手段,以形成北约“印太化”和印太盟伴“北约化”,达成“东西对接、双向奔赴”的局面。美国推进北约“东进”印太势必引发地区内国家关系复杂互动,冲击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破坏基于自由、和平、繁荣的亚太地区秩序,给中国运筹大国关系、经略周边、维护领土海洋权益以及维持地区和平稳定带来多重挑战。

印度“东进政策”的发展演变、区域影响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提出“东向政策”,旨在搭乘东南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快车,寻求新的发展机遇,以此摆脱经济和外交困境。莫迪政府上台后,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进政策”,旨在围绕海洋安全和互联互通议题,扩大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海洋影响力,实现“有声有色”的“印度梦”,这是印度海洋战略的域外延伸,并标志着“东向政策”从低位政治领域向着高位政治领域的迈进。“东进政策”以拓展印度的战略空间和实现印度大国梦为目标,以制定海洋安全战略及拓展海洋安全合作为手段,积极拓展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以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蓬勃上升的发展态势。东盟历来奉行“大国平衡”战略,随着域外势力介入,其在遵循“平衡战略”的同时,也提升了印度在其伙伴名单中的亲疏层级。对中国而言亟须采取加强与东盟经贸关系的措施,发挥经济的“压舱石”作用,积极推动南海问题的对话与妥善解决,增强中印共识与战略互信,改善中美关系等,以应对印度“东进政策”产生的影响。

印度“东进战略”对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挑战与应对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印度的“东进战略”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发展增加了更多的变数,对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带来了挑战与影响。通过对印度“东进战略”战略需求、战略能力和战略效果进行评估,可以发现印度“东进战略”中孟印缅斯泰经济合作组织、湄公河-恒河合作计划、印度-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米兰演习”对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经济上和安全上的各类挑战。根据东盟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印度“东进战略”的认知,亦可以提出推进中国-东盟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效方略。

INTEL的软助——从软件许可协议的法律适用看“Intel诉东进案”

一、英特尔诉东进案简介 2004年12月,Intel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深圳东进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进"),际东进DN系列电话语音卡产品的配套软件包NADK未经许可,使用SR5.1.1中的头文件,侵犯了其著作权,索赔796万美元.于是,在中美就知识产权问题的紧张关系下,号称中国2005年知识产权涉外第一案的英特尔诉东进案,轰轰烈烈的开幕了.

从身份认知到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东进农牧(惠东)有限公司村庄建设行为的分析

文献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企业的认知、释义和行为等活动的过程;以此为基础,以东进农牧有限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即村庄建设为例,运用从身份认知到行为模式的分析框架,解释了东进农牧村庄建设行为,并从中得出如下启示:当企业选择与行业特征相匹配的社会责任行为,将其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在一起时,企业更易获得发展中所需要的资源并建立合法性。

组织文化塑造、制度创新与激励相容——基于东进农牧有限公司的案例研究

东进公司注重组织文化塑造,倡导并践行当地的优秀文化,设计和运行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使得利益相关者激励相容。这不但化解了村企间的可能冲突,构建了和谐的村企、政企关系,而且降低了交易成本,有利于对公司纵向一体化经营的潜在威胁实行各个击破。伴随企业的发展,当地农民实现了脱贫致富,双方形成了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东进企业的案例为其他企业与村民之间化解矛盾、建立长期合作共赢关系提供了经验借鉴。

从“东进战略”的实施看印度的东亚合作政策

伴随冷战后对外战略的调整,印度开始一改往日囿于南亚、困于中巴、局限印度洋的状况,在积极发展同美、俄等西方大国关系的同时,致力于实施以东盟为突破口的“东进战略”,并因此成为东亚合作进程中一个日趋重要的域外因素。但是,“东进战略”的实施不可能一直一帆风顺,印度国内问题和印巴危机、印度的大国构想与东南亚国家“平衡外交”策略的冲突、中美日等亚太大国在东南亚的竞争等因素都有可能使其“东进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受到制约。印度要想与东亚国家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开展合作,未来仍将面临诸多困难。

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及其变迁

印度"东进"是一个战略系统,其要素由南亚地区战略、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印太战略"等构成。南亚地区战略构成了印度"东进"的基础,从"向东看"到"向东行动"体现了印度在"东进"上的心态与行为变化,"印太战略"则更加明确了印度"东进"的战略形态与内容。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由一般性战略逻辑和特殊性战略逻辑构成,这两种逻辑的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印度成为世界大国的目标。在它们的共同推动下,印度"东进"的战略逻辑发生了显著变迁,呈现出从普遍排他性到特定排他性、从经济为主到安全建构、从非结盟到结盟行为体、从地区权力到全球权力等方面的变化。印度"东进"对中国的影响显而易见,其逻辑决定了中印关系的互信程度将长期保持很低,甚至是赤字的水平,在地缘政治安全方面也给中国造成一定的压力。

印度“东进”战略及其对我国家安全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印度加速推进"东进"战略,企图在巩固其在南亚和印度洋的支配地位的同时,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南中国海和太平洋区域。印度"东进"战略包含着针对中国的一面,对中国国家安全造成深远影响,不仅直接威胁到我通过北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运输线安全,挤压我海洋战略安全空间,增加我国东南亚方向的安全环境中的变数,而且,在全面的中印战略关系中置我于被动地位。

印版“珍珠链”:“执假为真”的印度东进战略及其前景

“珍珠链”战略本为美国人发明,旨在炒作中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所谓的军事存在与活动,印度以此虚假意象为参照,不仅炒作中国通过“珍珠链”包围印度,而且为了所谓的反制,也在虚假意象的基础上,推进印版“珍珠链”,其中尤以推进与缅甸、越南、日本等国家的安全互动最为引人瞩目。“执假为真”不仅代表行为体之间因不了解而产生错误知觉,更反映了现实主义理论为何会对国际政治中的道德问题讳莫如深,因为执行“执假为真”战略的出发点通常是所谓的“国家利益”,而非道德上的是非标准。于此而言,国际政治博弈近乎于诡道,也是现实主义幽灵仍盘踞于当代国际政治互动中的根源。以印度东进战略中的所谓“珍珠链”而言,本身就是“执假为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虚构中国的安全威胁,夸大地区国家对中国的安全防范,不能清楚地认识自身的实力,一厢情愿地揣测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策略等均构成了印度实施“执假为真”的东进战略的前提,也决定了其东进的限度与局限性。

印度“东进”南中国海:方式及影响

冷战后,印度提出"东进"战略,积极介入南中国海争端,加强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给这一争端的解决带来新的复杂性和难度。但基于印度本身实力及其与东盟、美日的矛盾,印度"东进"对南中国海争端的影响有限。

印度东进南中国海:意图、方式及影响

印度频繁进入南中国海主要是为了保护经济利益和运输线安全、扩展影响以及平衡中国。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印度不断提升与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特别是越南的关系,拓展与日本和韩国的关系以及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印度东进南中国海对中国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使南中国海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为中印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增加了中国崛起的战略压力。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中国需要密切关注印度的行为,并将之带来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点。

新加坡在印度“东进”过程中的地位与角色扮演

新加坡和印度拥有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印度在东进过程中一直把新加坡当作重要的合作伙伴,新加坡也在印度东进东南亚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印度"东进"的战略诉求与新加坡的大国平衡战略不谋而合,新印合作成为印度加快"东进"步伐的重要推力。

新四军东进的重大战略意义——纪念新四军东进70周年

新四军东进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新四军东进是作战形式的战略转变,是作战地区的战略转变,是作战的战略思想的转变。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于,在抗日战争初期敌我友态势的实际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在对敌斗争中发展壮大,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使战争朝着向人民有利的方向发展,并取得最后胜利。

东进是中国地缘战略的首要任务

中国对外经济和政治关系是全球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向中亚的西进和向印度洋的南下不无道理。但是,战略方向问题不是一般的发展对外关系、扩展国际影响的问题,而是事关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东海、西太平洋才是最主要的战略方向,东进才是最紧要的战略选择。战略的第一要务是应对威胁。中国目前最突出、最直接、最致命的外部威胁来自哪里?显然是黄海。

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背景下的东进战略研究

建设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是当前及未来几年深圳发展的目标定位,为促进这种目标的实现,东进战略被提上了深圳城市发展的议程。东进战略具有较强的时代价值,具备较好的发展环境,也具备一定的发展动力。在实施推进东进战略时,要在政治、制度、资金、管理等方面提供相应的保障,应根据东进战略目标和使命,结合深圳的现实特点和未来发展诉求,探寻东进战略的策略和路径。

“东进”政策背景下的印度与东南亚军事安全合作

莫迪政府上台之后,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实施的"东望"政策,升级为"东进"政策,旨在进一步加深与亚太地区在经济上的连结性。印度在东南亚的外交成效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东进"政策的推进。鉴于仅靠经济与贸易关系很难建立起双方在政治上的信任,印度通过加强双边关系中的军事领域的合作,塑造彼此深厚的政治信任。

略论新四军皖南军部时期的东进战略实施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新四军皖南军部时期实施东进战略的情况褒贬不一。论者以为,尽管受到了种种不利因素和短期指导思想的影响和干扰,皖南军部一直督促所部东进抗日,尤其在周恩来巡视云岭军部和中央明确东进战略之后,叶挺、项英及其新四军将士更是坚决贯彻上级指示,深入敌后,给日伪军以重大打击,开辟了广大的根据地,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跨越龙泉山 成都天地宽 从椭圆定律看成都“东进”战略

成都＂东进＂战略具有历史意义和转折点价值,这是因为天府新区和第二机场建设,简阳由成都代管,成都东面空间扩大带来的重大机遇。跨越龙泉山,成都天地宽。由＂二龙戏都＂（龙门山、龙泉山夹住成都）到＂一龙两翼＂（龙泉山联两城）,进入双城时代,龙泉山成为成都中心生态公园,这是一个令人感奋和激动的新格局。

再论新四军东进

新四军东进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即将到来的形势下,在积极克服党内右倾错误的过程中,对新四军的行动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它的实施开创了华中地区抗日战争新局面,为整个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