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两京制的理论与实践

陪都制度是我国行政制度史上一个源远流长的现象，而陪都制度中最为普遍一种形式是两京制。本文在试图厘清中国两京制度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分析两京制的类型以及作用，阐述两京制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规律。

从两京一都制到两京制——明朝曲折的定都之路

国都是一个政权的政治中心,也是一个政权存在与否的重要标志,一般不可以轻易变更。但纵观明朝,定都之路十分曲折,从明初的"两京一都"到后来的"南北两京",南京、北京、凤阳、开封,都在明朝的定都之路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本文旨在讨论大明王朝曲折的定都之路,分析各个都城建都的前因后果。

明朝南北“两京制”的成本与风险

南京与北京,是明朝前后两个都城所在地,可以说它们分别是属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的都城。纵观中国古代实施两京制的朝代,明朝的两京制最为特殊,它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个都城各设一套中央机构,且多有相同之处,彼此独立,各不统署。那么明朝设立两个都城的原因何在?两个朝廷独立运营不会产生混乱吗?事实上,“两京制”的建立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基于两京(都)制论证候风地动仪存在的合理性

张衡的候风地动仪是否真实存在,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科学与历史问题。否定其最大的理由在于因历史记载产生的矛盾。依《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建造候风地动仪,而其卒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在此期间,《后汉书》只记载过一次地震,即永和三年(公元138年)的甘肃陇西地震。一般认为候风地动仪记到的是此次地震。矛盾之处在于对公元138年甘肃陇西地震的历史记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当时京师"裂城廓,室屋坏,压杀人",即在陇西地震的同时,京师也发生了破坏性的地震;而《后汉书·张衡传》却说"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记载的是在陇西地震发生时京师并无任何有感地震发生。由此,有人认为,在公元138年候风地动仪记录地震的同时京师就已经发生强烈有感地震了。人都有感,地震动仪记到也就不足为奇了。更进一步,由于历史记载出现矛盾,地动仪无出土实物,发明后很快遗失,因而就认为候风地动仪历史上并非真实存在,其存在性值得怀疑。本文针对这个记载矛盾做出另外一个解释,论证在东汉时有两个京师,一是长安,一是洛阳,京师震指的是长安,而候风地动仪放在河南洛阳。从而对历史记载中的矛盾有所解释,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候风地动仪存在的真实性。

论中国古代多京体系中的两京主体制

两京主体制发源于殷商,此后经历了东西平衡型和南北平衡型两个发展阶段。东西平衡型两京主体制是中国古代多京体系下两京主体制的主要形式。它肇始于西周,中历两汉、新朝,直至隋、唐等朝代;元、明、清三代则实行了较明显的南北平衡型两京制。两京主体制一般伴随着形式、完整程度有所不同的政治体制双套制。两京主体制的形成主要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由于两京主体制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古人已形成了较成熟的两京观念和较高的对两京主体制的认同度。两京的交通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特别是皇帝来往于两京之间,不但规模宏大、礼仪隆重,还需建有大量行宫等。

两京巡幸与京洛唐诗之路

京洛唐诗之路是唐代最为繁荣的诗路之一,与其他诗路相比,这条诗路的政治性更强。唐代两京制的实行,使得洛阳一度跃居于与长安一样的政治地位,初盛唐的多位皇帝频繁地往来长安、洛阳。皇帝两京巡幸的路线大体与两京驿道走向一致,不过因驻辇长春宫改道同州,开拓了京洛唐诗之路的路线版图。巡幸促进了诗歌的创作,在京洛唐诗之路上,皇帝与扈从官员留下了纪行、咏怀、怀古等主题的诗歌,这些诗歌政治性较强,是京洛唐诗之路的宝贵成果。

明永乐《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纂修地及其背景考

明成祖于永乐十二年敕修重要理学典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明实录》记载其纂修地点为"东华门外"。以往研究未注意此东华门的所在地是当时的京师南京还是北京。明初诸多士人文集中有《大全》修纂于北京的确凿证据。永乐朝敕撰书编纂地点的选定,受成祖行迹、颁布对象及其政治部署等多重因素影响。《大全》定于北京纂修与次年会试、殿试首次在北京举行,具有政策上的配合性,是成祖迁都的重要部署与阶段,均为最终迁都北京起到文化上的宣示作用。

赵之龙弘光朝政治活动考述——兼论乙酉之变后赵之龙的境遇

王夫之《永历实录》及《清史稿》均认为赵之龙曾经参与拥立福王之事,但结合时人与清朝早期文献的记载,可知赵之龙并非定策的参与者。福王朱由崧即位后,赵之龙与马士英、刘孔昭等人沆瀣一气,支持阮大铖复出,并逼迫张慎言等人去职。在举荐陈尔翼一事上,赵之龙与同僚屡次发生争执,引起不小风波。乙酉之变时,赵之龙率领文武百官降清,但入清后却一直没有受到清廷的重用。赵之龙乙酉之变后的境遇,实际上是明朝勋臣降清后的缩影。

明代南京守备体制人员任职研究

在留都南京保留一套相对完整的中央政权机构,并且以守备武臣、太监、参赞文臣组成的守备体制加以统领,是明代政治的一大特色,也与明朝大区域控制体制相一致。其人员任职情况,非常明显地反映了明朝统治的两大特征,一是"家天下",二是大区域控制体制内的权力制衡。在南京守备体制中,守备人选集中在功臣世家,尤其集中在开国功臣第一国戚魏国公家,反映了明朝皇权对功臣的倚重及其"家天下"特点。但功臣充任守备时的职权却是任期制的,与其世袭功臣身份相对分离,同时受到守备太监和参赞文臣的制约。明朝太监在文化教育上受过朝廷体制化训练,且经历过阉割奴化,可以很好地充当皇权耳目。参赞文臣出身科举,其权力受到儒家伦理和官僚制的双重引导和规约。总之,南京守备体制内部权力制衡体现在人员任用上就是以任期制制约世袭制和终身制,并且利用文臣、武臣、内臣(宦官)三者不同的政治位格形成复杂的交叉制约。

明清时期南粮与北漕供应体制的关系及其变化

永乐北迁之后,洪武时期供应京师的漕粮重新分配,形成了运往北京的北漕和运往南京的南粮两个系统。北漕渐以军运为主,南粮仍为民运,两者分征分解。随着明中叶之后南粮北折愈演愈烈和南京运军行粮支领方式的改变,南粮与北漕开始合征,原本负责解运的南粮粮长和北漕粮长之运役合并,南粮考成亦并入北漕体系,运费实现定额化。清代废除明代南京留都地位后,南粮转变为地方兵饷和漕运运费,在延续明代南粮与北漕合征趋势的同时,进一步加深了赋役货币化进程,是明清赋役改革和社会变迁的重要面相。

论中国古代陪都现象

中国古代存在着一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陪都现象"。陪都现象在中国最早出现于殷商时期,但是比较正规的陪都始于西周。周武王建立了以镐为京的地域辽阔的大帝国,为了统治辽阔的东方,兴建东都成周洛邑,这是中国陪都制度之始。直至清代,陪都成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的一种具有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种意义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