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文明会通观及其当代启示

文明需要传承与创造,人类实践的历史即传承与创造文明的历史。但由于人类实践的丰富性和族群的差异性,导致了文明的差异性,因此,在继承和创造文明的实践中,如何处理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关系、如何学习其他文明形态、如何会通不同文明元素以构建新的文明形态等,便成为人类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严复作为熟稔中西文化、中西文明的大师,在晚清那个特殊时期,站在中西文明的交汇点上,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融贯中西古今的智慧,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主张和观念。这些主张和观念包括: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具有相通性;学习西方文明必须遵循有机整体性;吸收西方文明必须坚持公例性、利我性和先进性;容纳和创造新文明必须注重与旧文明的衔接性;发掘和鉴别古代文明资源可以西方文明为坐标,但必须坚持自我主体性。这些主张或观念不仅合乎文明的发展规律,而且对于新时代担当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大而现实的启示意义。

严复的文明互鉴之道及其现代意义

文明互鉴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核心内容。严复强调,学习西方先进文明要从学习西语入手,这是因为当时世界上的先进科学技术是以西语书写,要了解世界形势就必须直接阅读西文报刊。科学是西洋近代文明的精粹,严复主张取法西方近代政治制度,要从掌握构建西方上层建筑的科学原理入手。战争则是近代文明冲突的主要形式,严复对西方列强“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文明与野蛮两面性并存始终抱以清醒的认识,主张文明对话,在重估中西文明价值中谋求新的平衡与综合。

再论严复的现代国家观和国家民族观

1895—1904年,严复的民族/国家思想不断发展演变、逐阶上升,经历了三个各有侧重的阶段。第一阶段为1895年,严复译出《天演论》初稿,发表《直报》四雄文,爆发出强烈的保种救亡意识,高扬民(种)族主义旗帜。第二阶段为1897—1898年,严复创办《国闻报》,刊发这一时期代表作《拟上皇帝书》,提出现代国家的内政外交方略,显示他已初具民族国家意识。第三阶段为1900—1904年,严复深刻意识到盲目排外的激进民族主义对国家的祸患,遂汲取A History of Politics中的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理论和现代国民国家学说,翻译成《社会通诠》并于1904年出版,由此奠定他的现代国家观以及国家民族观。第一阶段,严复极力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灭种危机、主张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竞争保种;第二阶段,他认识到国际社会有一定公理、中国之危机更多来自内部,所以强调清廷政府要提升内政外交水平、加强国家能力;第三阶段,他则以国家民族观念批判激进民族主义,宣扬法治宪政的现代国民国家以及不分民(种)族人人平等自由的“国家社会”。严复在20世纪初就奠定了其富于现代性的国家理论和国族观,不仅在当时处于世界前沿,至今亦仍有显著价值。

作为“挚交”的编者与译者:张元济和严复的交往活动

考察张元济和严复的翻译出版实践,通过对两人年谱中交往活动的系统梳理,重访其“翻译出版交往”和“日常生活交往”的历史过程,评析编者与译者的良性互动,揭示其中含蕴的典范价值,以期为建构编者与译者之间品牌型的“翻译出版共同体”提供启发。

严复现代国家观的哲学基础——以其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阐释为中心

严复研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留下了大量至今鲜为人知的批注。继之,他又发表《述黑格儿惟心论》,介绍了黑格尔《哲学科学百科全书》中的《精神哲学》的主要内容,并从中概括提炼出“伦理礼俗基于家,而为一切之基础”“国之合,以观念之合为先”“民族之自由不可侵犯”“国各有道以为存立”“道之胜者常为雄”“居今而言强国,问所持主义之何如”等重要思想观点,并将之与儒家思想中的“道心”“小康”“大同”等相会通一。这反映了严复从哲学高度为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国家寻觅理论基础所做的努力,是严复留给后世的一笔极为宝贵的思想财富。

严复对中外舆论的省思及其情感认同(1909—1919)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乃至中国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西学第一人”严复的思想及其时评发生了巨大转变。一方面,他与侯官乡人林白水及《公言报》往来密切,背后涉及政治后台安福系;另一方面,他与以袁世凯为核心的政治派系有实际的政治利益勾连。从辛亥革命到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再到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倒戈,到梁启超学生蔡锷到云南,唐继尧宣布独立。在这一系列政治风云变幻中,严复对近代报刊及中外舆论的省思,既有时代性触角和在世界格局变动中的坚守及眼光,又反映了其政治认同与思想认同的错位与反复,其中的得失经验值得深思。

习近平“教育强国”重要论述视域中的严复教育思想再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任务;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的重要讲话中,对建设教育强国这一重大命题做了系统阐述。习近平在福建及中央工作期间,曾多次就严复启蒙思想发表重要讲话。在习近平“教育强国”重要论述指引下,重温严复的“教育救国、教育强国”“三育并举”“三学段”等教育思想及其主政复旦公学等学府的实践探索,能使我们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今天提倡“教育强国”的渊源与根基,从而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严复的译者行为探析

在生态翻译学中,译者主导翻译过程,由译者承担责任而体现“译者、文本和译境”三者之间的关联互动与平衡和谐的生态整体观。以生态翻译学理论为框架,以严复的译著为例,探讨严复“融汇中西、译以救国”的社会行为,指出当严复置身于由内外环境交织的译境、文本、读者、时代等主客观因素所构成的制约时,译者仍能适应中国清末时期“救亡图存”的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策略的主动性选择与适应实现了多维度的适应性转换。

值得缅怀学思的首任校长--纪念严复诞辰170周年

我在以前文章中曾称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1898年成立时的首长孙家鼐和1904年京师大学堂失去了统管全国各级学堂事务的最高教育行政机构职责成为单纯“大学堂”的首长张亨嘉为“首任校长”。实际上,当年孙家鼐的正式称呼是“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简称“官学大臣”),张亨嘉的正式称呼是“总监督”,他俩并不是“校长”。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其首长才称为“校长”,严复出任第一任校长。本文缅怀学思的首任校长正是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

辛亥革命前后章士钊的舆论争锋及其调适——兼与严复时评比较

从提倡文言的严复、章士钊之政论来观卢梭社会契约论在近代中国的触媒特征并探讨立宪之语境,辛亥革命后有关政治学的探讨中京津报刊发挥了重要作用。严复、章士钊都是中国逻辑学学科的重要创始人,也都是以西学见长的中国重要的舆论精英,其思想受英国学界、政界的保守主义影响,属于西方自由主义流派,且二者的政论文章有强烈的逻辑性,其报刊时文因逻辑严密及桐城派文风而被称誉。以严复为参照,当见章士钊的舆论争锋及其调适的历史镜鉴。

严复与中国政治学的起源——以严氏《政治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严复是中国政治学的重要开创者,其所著《政治讲义》系统地表达了严氏对于政治学的意见。该著承继西方政治学国家研究的学术传统,主张政治学着力于“国家权力”的研究,不仅就政治学本土化提出了学术分类、范畴研究、发明新知等具体要求,而且还阐发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建设性意见,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政治学文本之一。严氏研治政治学,体现了经世致用、以西学为根基、历史政治学等特点,为推进西方政治学中国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严复思想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价值意蕴

严复作为学贯中西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以爱国兴邦的热情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满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坚定自信,为救亡图存而进行思想启蒙,表现了其作为先进的中国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和转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严复思想立足当时中国的现实问题,形成了关于自然、社会、国家以及世界相互关系的思想主张和治理方略,对今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言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思想主张方面,强烈的爱国情怀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汇聚精神力量,会通的文明互鉴观为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提供思想启迪,坚定的文化自信为实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筑牢精神根基。治理方略方面,开放的世界眼光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拓宽视野,启蒙的教育主张为推进教育现代化提供路径启发,科学的思维方法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实践智慧。

美术之用——以《美术通诠》再思严复的“美术观”

当下的“美术”含义多与“绘画”相关,而在晚清,“美术”作为概念传入中国时,其含义更多地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艺术”概念相近,涵盖了“建筑、雕塑、音乐、绘画、诗歌”等艺术形式。严复节译了倭斯弗On the Exercise of Judgment in Literature的前两章及第三章前半部分内容,并以《美术通诠》为名发表。严复将倭斯弗的文学批评著作冠以“美术”之名,其命意关联了西方的科学观念与中国传统“乐教”思想,形成了科学与情感相结合的“美术观”。这种美术观一方面侧重用“美术”培养“观察”能力以学习“科学”知识,另一方面则与严复希望通过提高“民”的素质以“移风易俗”的理想有关。与追求纯粹审美的“美术”不同,严复的“美术观”扎根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现实,在中西文化交融中择其精华,将二者熔铸一体,形成了具有时代性的“美术观”。

晚清至“五四”时期严复出版活动的三个面向

在执迷与顿悟、变革与认同、危机与转型之间,严复带着极为强烈的问题意识“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出版为媒介旨意三个面向,一是通过翻译和出版西方著作来传播先进的政治、科学、哲学等思想,以改良封建政治秩序;二是欲借译书以开民智,将宣传启蒙思想、倡导社会变革为目标;三是在“中西古今”的命题下解决“文明的冲突”。严复的启蒙思想在“文本—出版—阅读”构筑的场域盛匣入世,引发近代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导向意义。

严复与侯官文化

“侯官文化”是福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侯官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严复是中国近代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他的八大译著,尤其是《天演论》,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起到了巨大影响,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这股洪流中不可撼动的地位。他曾将自己的学术思想题为“侯官严复学”,并在译著和文章暑名时皆在名字前加上“侯官”二字,使得“侯官”这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县名从19世纪末起就成为文化的代名词。

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观念”变革:严复的探究与推进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严复依托源于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和经验科学方法论,立足中西文化宏观比较,揭橥“力、智、德”并重、提升全体国民素质;倡导“西学格致”、变化士民“心习”;突破“中体西用”、实现中西汇通等应对思量,赋予“教育救国”理念深层蕴涵,彰显教育变迁的时代气息,助推中国教育近代化迈向“观念”变革的新阶段。尽管他的探究似有避重就轻之嫌,但瑕不掩瑜。其中,“三育”模式奠定的人的质量规格的近代化因子;注重科学方法训练与科学精神陶冶;不论新旧、不问中西,汲取精华冶为一炉等主张,对于当今教育改革仍有启示。

“小己”的诞生:严复对西方“个人”知识概念的译介

“个人”作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符号,堪称转型时代的“关键词”。“小己”是严复用以表达近代西方“个人”(individual)概念的独创译词,首见于《群学肄言》,语出司马迁《史记》。严复的译名策略是“以儒释西”,“小己”的诞生体现出其典型的“中西合璧”的“群己观”,他为西方中性的“个人”概念涂上一层儒家伦理色彩,将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演绎成赋予儒学价值的“群己观”,追求“群己平衡”。在近代本土化语境下,严复以“小己”为代表的传统文言语汇对译“individual”,努力调和西方“个人”观念与儒家伦理之间的矛盾,是“会通中西”翻译追求的充分反映,帮助西学“个人”概念完成在本土意义上的接引与转换,为推动近代中国学术话语建构与中西文明交流互鉴作出卓越贡献。面对外来语的冲击,严复苦心孤诣创制的“小己”仍有市场,近代报刊中有不少采用“小己”表示“个人”概念的用例,近代早期英华辞典也多收录“小己”一词,“小己”的传播图谱清晰可见,从历史容受视角可证其文化影响力。晚清中国用于翻译“individual”的译名从一开始就呈现了纷繁复杂的景象,如“人”“人人”“个人”“私”“己”“小己”“么匿”,等等,这些译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自然竞争并存。梳理“个人”对译英文“individual”的历史演进轨迹,考察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个人”话语发展演进脉络时,应充分认识到严复“小己”的创译功不可没,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由此可进一步思考近代中国语境下西方“个人”概念的本土化译介,以及中国式个人话语的建构与中国现代个人观念的发生。

严复“究心赵宋一代历史”观念探讨——兼论严复对王安石变法之态度

严复曾对弟子熊育钖称其对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是“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这被认为是近代学界重新认识宋史独特价值的宣言。严复对宋史并无甚深造诣,但全面检讨他的相关著作可发现,他对王安石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不仅钟情于王安石诗词,还曾手批《荆公文集》,对王安石变法也有颇多论述。结合严复的相关文字,发现其所言“究心赵宋一代历史”主要指的是研究“王安石变法”,而这一“究心”既有“变法救亡”的现实关怀,又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潮的深刻影响,反映出近代思想先驱严复将海外理论与中国历史现实相结合的社会关怀。

严复体育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严复引进了西方先进的体育思想理论和实践,是中国近代史上积极主动面向西方探寻国家自强理论的第一人。他的体育思想立足于体育强国的根本目标,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体育思想的基础上,继承了中国几千年来总结的民族传统体育精神和“尚武”精神,推动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具有时代先进性。严复的体育思想包括体智德三个方面,提出了比较明确的体育主张和观点,理论体系相对系统完整,对于提升体育的政治地位,凝聚体育的文化内涵,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揭示体育的本质有积极影响。此外,他还批评了中国传统封建礼教对身体的束缚和迫害,揭示国民素质的提升关乎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命运,引起了国人对国民素质的关注,推动了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然而,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严复的体育思想对于体育的本质、价值、功能认识不全面、不系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严复多重文化身份对翻译《美术通诠》的影响

《美术通诠》是严复唯一一本介绍美术与文学的译著,也是20世纪中国第一部根据英文翻译过来的文学理论著作,展现了严复独特的美学思想。通过对读原文和译文,发现严复多重文化身份对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具有一定影响:作为教育家,利用增译法和按语倡导美术教育的重要性;作为维新派提倡者,将美术视为强国手段,期望以此“开民智”;作为桐城派提倡者,采用归化法强调“义”与“理”的辨析,提炼出“托意写诚”的美术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