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翻译传播研究——以严歌苓《密语者》英译本为例

相较于男性作家,中国当代女性作家的身影在海外一直相当模糊,相关研究也十分有限。以亚马逊官网(Amazon.com)和好读网平台(Goodreads.com)严歌苓作品《密语者》英译本The Secret Talker的读者评论为研究对象,借助Python工具可视化呈现海外读者对译本的整体评价、情感态度、关注主题等,并对高影响力的读者评论作质性分析,以探究译本接受的影响因素,希望为中国当代女性作家作品的翻译传播研究提供一些新的发现与启示。

严歌苓影视作品叙事的多变性解析

严歌苓作为海外华文文学创作者的杰出代表,其小说视角新颖独特,内容丰富充盈,结构复杂多样,被越来越多地改编成影视作品,受到海内外观众的关注和传播。探究其影视作品叙事的多变性特征,给中国当下影视改编的启示是:在学习借鉴国内外叙事理论,关注国内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一定的文化传播使命。

论严歌苓小说内蕴的道家文化思想

将小说创作纳入文化思想体系进行审视,利于研究者涉深扼要地探及作家的作品内涵与价值诉求。严歌苓作为一名目光若炬、视念深邃的现代作家,自幼便在对传统文化的目濡耳染中渐集成情渊绪郁的文化特质,而此间道学之浸教尤甚。本文通过阐释其小说本文中情节设定、形象性格等映射的《老子》所秉崇的“道法自然”“贵柔守雌”“以柔克刚”等闳知灼论。意图鞭辟入里、深中肯綮地诠露严歌苓创作中一以贯之的道家文化追求,展现其溢于文辞的道学底蕴。

海南岛的现代性生产与空间转向——严歌苓《蜃楼》中的闯海人共同体与边缘人性钩沉

长篇小说《蜃楼》是著名旅美华裔女作家严歌苓新近推出的又一力作。这部作品勾勒了海南特区早期开发的时代剪影。对于初期闯海人与他们的淘金梦,严歌苓认同其中所蕴含的闯荡者人格与开拓者精神。在现代性的地理构建中,海南特区有其历史和现实的独特性与重大意义,作家将早期闯海人共同体视为解码海南岛现代性生产与地理学政治的切入点。作品以三种主要的共同体类型为刻画对象,展现以主人公张明舶为代表的底层闯海人在多重共同体中所经历的身份转变与人性规训,体现了现代都市环境下共同体形成的新机制以及日益多样化的新形式,反映了作家力图全景式把握闯海人生活的艺术诉求。

严歌苓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

严歌苓有多部作品经全球知名商业出版社和优秀独立出版社出版,取得了可观的销量并得以重印再版,传播效果良好。同时,英语世界的专业读者及普通读者对严歌苓作品的评价基本持肯定态度,在期刊及各大书评网站上表露赞美之意,其接受效果也相对较好。严歌苓作品所取得的良好传播与接受效果归功于内外因素的共同推动:内部因素是严歌苓具有卓越的写作能力,原作质量高。作为海外华人文学的优秀代表,其世界性的写作题材和跨文化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外部因素包括译者准确生动的翻译和出版社与发行商多种方式的宣传推动等。严歌苓作品作为海外华人文学成功“走出去”并“走进去”的典范,对其作品的传播与接受开展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空白,并为海外华人文学,乃至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借鉴。

以严歌苓作品改编电影为中心的考察

文学与电影虽然是两个不同的艺术种类,但二者之间却有密切的关系,文学作品改编电影是电影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中国当下电影市场中,改编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命题。中国当下改编电影的现状呈现出了内容趋向同质化、一味迎合市场、高票房烂口碑等弊病。相比之下,由严歌苓作品改编的电影却往往能达到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原因在于其作品情节不落窠臼、叙事另辟蹊径,且充满人文关怀与人性批判。从严歌苓作品改编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窥视中国电影与文学的密切关系,引发对改编电影创作路径的探寻与思考。

严歌苓早期小说的影像化叙事探究

作为当代文学史上最擅长以影像化叙事手法讲故事的作家之一,严歌苓迄今有多部长篇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受到海内外读者和观众的广泛好评。严歌苓在早期的小说创作中就表现出了影像化的叙事特征,主要体现在蒙太奇式的叙事结构、具有画面感的叙事情境和形象化的叙事语言等方面。严歌苓早期小说的影像化叙事是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她独特的个人经历、受剧本创作影响的小说写作思维和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都促进了这一叙事方式的形成。总体而言,虽然严歌苓早期的小说存在较明显的剧本写作痕迹,其影像化叙事手法也不够圆融,但这一阶段的小说写作,是她后期小说在影像化叙事上不断成熟和审美品格持续提升的重要基础。文章探究严歌苓早期小说的影像化叙事特征,分析其产生原因及其对严歌苓后期作品产生的影响,旨在为解读严歌苓的文学作品拓展新的角度。

论严歌苓作品中“动物叙事”的流变与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人们高度关注生态文学创作,“动物叙事”这一创作题材开始受到作家的青睐,众多经典作品应运而生,如姜戎的《狼图腾》、杨志军的《藏獒》、郭雪波的《银狐》等。严歌苓因频繁与动物接触,也加入了“动物叙事”创作的行列,于1989年创作了《雌性的草地》,取得了不错的反响。2019年,她推出全新力作《穗子的动物园》,再次回归“动物叙事”,紧接着又于2020年发表了《小站》。在这30年间,生态环境与人类的生态观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受此影响,其作品中的“动物叙事”与创作之初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为了探究此发展,文章从动物扮演角色的变化、人与动物间地位关系的突破以及生态整体主义的发展这三个方面出发,对其创作前期和创作后期的三部“动物叙事”作品进行对比,得出结论:其作品中动物由塑造人物和烘托主旨的配角变成了作为独立个体的主角,人与动物间的地位关系实现了从相互审视到真正平等相处的突破,人们也从执着于驯服动物转变为寻求人与动物和谐共生。

严歌苓作品中动物书写的叙事伦理

严歌苓很多作品都涉及动物书写。作为一个生态人文主义者,严歌苓以无尽温情叙述动物的美与善,以无限尊重“将动物视为生命”,从而建构它们的主体性。但是,由于人性、文化、历史和现实等方面的复杂原因,动物经常遭受这样和那样的摧残、伤害和毁灭。对此,严歌苓既对诸般“恶之因”给予无情批判,又清醒正视阻碍人们的动物权利意识提升的种种客观要素。面对动物的弱势处境,严歌苓作品不可避免地存在感伤倾向,但并未因此陷入悲观情绪,理想主义时有可见,这是其动物叙事最可贵的伦理情怀。

严歌苓小说语言的诗性审美文化特质--以《第九个寡妇》为例

自“白话文运动”以来,汉语句式吸收了欧化句的优点,通过长句、散句表示理性、精确、严密的思想。但是,汉语的诗性审美传统在那里?笔者从文化语言学角度,以严歌苓《第九个寡妇》为文本,分析其语言所呈现的汉文化之诗性审美特质,即:以“散点透视”对“焦点透视”的解构,以“意合”对“形合”的背离,以“骈散交融”对“散长之欧化句”的反叛。

异化与固化:作家严歌苓的身份建构--以《金陵十三钗》的三次文本变迁为例

《金陵十三钗》是严歌苓“一鱼五吃”的作品,在中篇小说发表之后,又陆续进行了英文中篇、电影剧本、长篇小说和电视剧改编的创作。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的改写,既有严歌苓坚持作家身份,对中篇原作的深化;也有受编剧身份的影响,对电影剧本的吸纳。于作家身份的异化,即是其编剧身份的固化,《金陵十三钗》的三次文本变迁,是严歌苓在自我身份的不断矛盾冲突与协调配适的过程中应运而生的。

超越“大气”,走向厚重与丰腴——严歌苓新世纪十年小说创作论

严歌苓是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进入21世纪以后,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等等10部长篇小说。这些长篇小说题材广泛,时空交错跨度极大,在表现人性本真、营造史诗格调、构建隐形结构、语言表达的从容与幽默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和创新特征。随着严歌苓中西视域的融合以及阅历的积淀,她的长篇小说创作已超越了"大气",日益走向厚重与丰腴。

从互文性看张翎与严歌苓之叙事特征与意义

在华文写作传统与准备条件上一直稍逊于美华文学的加华文学,此前创作大都处于"留学生文学"强大的基调与影响下,现在因为有了张翎为代表的突围式的、异军突起式的叙事表现,不仅表征加华文学近期叙事的突破指向与刻度,使之拥有可与美华文学相媲美的叙事品格与艺术格调,而最重要的是,以张翎叙事的独特性,可以与严歌苓新历史主义叙事特征构成互文式的呼应、阐发与补充,它无疑丰富、丰满了北美华文文学的叙事视野、内涵与手法,增加了作家表现生活与自我的深度、广度与厚度。

论严歌苓的抑郁症与文学创作

疾病与文学自古就有着密不可分的潜在联系,近年疾病文学在学术研究领域逐渐被引起了重视。作为新时期移民小说代表人物的严歌苓,其抑郁症与文学创作也有着深层联系。文章从严歌苓抑郁症的起因探究,深入剖析抑郁症影响下的文本症状,同时指出了抑郁症之于严歌苓小说创作的独特价值。

文化边缘的言说与抉择——严歌苓小说论

严歌苓一直致力于探询那些漂泊海外的人们如何应对自身境遇,如何在文化边缘言说和抉择。文章从语言分析入手,将语言的困境同生存的困境沟通起来,并试图通过某种生活与叙事之经纬关系的拆解,同时追问旅外小说家们文学与人生的可能性。

行走在历史之外——论严歌苓新作《第九个寡妇》中的性别修辞

本文从历史叙事与女性生存、革命叙事与民间伦理、女性叙事与性别修辞三个方面对严歌苓新作《第九个寡妇》中的性别修辞进行了解读,认为《第九个寡妇》还原了女性的性别场景,完成了对主流历史叙事的反思和对大历史中女性生存的体察;通过对民间生存伦理的挖掘质疑了革命伦理的民间生活的伤害;《第九个寡妇》还通过对女性外部经验的书写透视历史中的女性与女性经验中的历史,从而为性别叙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被误读的人性之歌——读严歌苓的新作《芳华》

从《少女小渔》起，严歌苓的艺术敏感就牢牢地盯住了一类女性形象的创造：包容各种凌辱，承受万般苦难，命运就像不间断的噩梦笼罩，人在梦中沉默着，发不出丝毫的喊叫与哭泣，但又无比坚韧，顽强地挣扎。她就像黑土地那样藏污纳垢，吞噬了无穷尽的垃圾、尸体、落叶以及动物的排泄物，消化了无穷尽的肮脏，却能够地脉畅通，孕育出无穷无尽的生命力量。有的评论家对严歌苓创造的女性形象，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地母。

花开两朵:一个青白,一个浅红——严歌苓《小姨多鹤》小说与同名剧的叙事研究

2011年前后,电视剧《铁梨花》和《幸福来敲门》相继在全国各卫视的荧屏上出现,旅美作家严歌苓再一次引人关注,之前她的小说《小姨多鹤》被改编为同名剧在内地热播,同样也引起轰动,《小姨多鹤》的两种艺术文本比对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改编前后文本的叙事差异甚大,可谓妙笔生花,青白与浅红,色彩相异,无论是在人物、情节,还是叙事语言上都构成了巨大张力,从中可以窥见编创者各自不同的文化眼光和胸襟,探寻文本内外的诸种生成因素,也为中国内地的影视编创带来借鉴意义。

阐释者的魅力──论严歌苓小说创作

严歌苓小说的成功，绝大部分要归因于她所创造的阐释者。阐释者在她的小说文本中的时隐时现，如魑如魅，难以捉摸，可同时又那么生机勃勃，令人惊讶之余，禁不住心醉神迷。你不得不承认，她的小说“总是弥漫着阐释者的魅力”①。阐释者的魅力源自何处？当我们用“魅力”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