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传承与危机分担:南岭走廊瑶族丧葬仪式中的民俗教育

丧葬仪式体现了民众最传统的社会法则与文化逻辑,具有重要的民俗教育功能。南岭走廊瑶族丧葬仪式通过文本演述、“送灵安魂”、上祭守孝、集体互助、空间净化等环节,创造出一个民俗教育的濡化空间,对个体进行浸润与教育。一方面重视传承孝道观念,进行悲伤纾解与情感疗愈;另一方面重建社会秩序,包括强化三界空间认知与象征秩序,以及经由集体分担死亡危机恢复社区公共秩序。对丧葬中多维民俗教育方式的研究,有利于深入探究中华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如何在民众生活中融合共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同时,民众乐观豁达面对死亡的生命智慧对于当今社会的生命教育具有深刻的反思和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丧葬仪式、特点及影响

葬礼作为人生的最后一项礼仪,是生者举行的哀悼和纪念死者的仪式。作为一种文化习俗,北方少数民族的丧葬仪式意蕴丰富,形态多样,并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丧葬仪式,呈现出共有性、宗教色彩浓厚、“游牧”特征、丧葬形式多样性等四个特点。北方民族丧葬仪式的变化,既有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因素,又有汉族对北方少数民族影响的因素。北方少数民族丧葬仪式的鲜明特征、汉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化形态,是观察历史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窗口。

寻根、续接与皈向:布依族丧葬仪式功能研究

丧葬仪式是体现人类社会精神活动的重要途径之一。布依族社会至今仍然延续着相对传统的丧葬仪式,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功能。从回溯族源发展来看,布依族丧葬仪式充当了历史书写符号,展演了布依族远祖创世、定居的民族史诗,再现了布依族族人的集体记忆;从续接人生路径来看,布依族丧葬仪式作为中介,贯穿一生之余,还延续到“死亡”,叙说了从生到死,由死至生的发展路径,展现了布依族人线性的思维方式;从应和精神信仰来看,布依族丧葬仪式对“死亡”的想象暗合了族人的精神依托与原始旨归,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布依族的原始信仰。

近三年我国丧葬仪式音乐研究论文综述

丧葬仪式音乐作为仪式音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了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对2021至2023年我国丧葬仪式音乐研究成果进行数据清洗并分类论述希望借此了解学界过去三年在丧葬仪式音乐研究中的整体情况,为学子们日后的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泉州地区传统丧葬仪式中的南音研究

丧葬礼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丧葬表演场域的仪式音乐保存着传统音声结构模式的原始形态。泉州丧葬仪式源于周礼,作为对生命终结状态的一种仪式化的呈现,仪式内核是“慎终追远”。泉州丧葬仪式包括收殓、守灵和出殡3个环节,期间通过南音将丧葬仪式的文化内核表达和仪式过程的外化,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丧葬流程,体现闽南地区信仰、文化与南音之间的内在联系。南音不仅能起到对亡灵的超度作用,更能给亡故者家属的悲痛心灵起到安抚作用。南音“三奠酒”仪式,体现闽南人对逝者的敬重,深化闽南的“孝”文化,令人感悟“爱”与“敬”的精神内涵。

仪式音乐与民间音乐之双向互动--以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丧葬仪式音乐为例

仪式音乐与民间音乐向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但许多人在研究过程中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以至于割裂了仪式音乐与地域文化大背景的认知。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丧葬仪式音乐主要分为三类,即唢呐音乐、经文音乐以及祭文音乐。这三类音乐与庆阳当地的其它民间音乐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性。一方面,庆阳民歌、陇东秧歌(社火)、秦腔中的许多曲牌与对丧葬仪式中的唢呐曲牌互相通用,而且也对其唢呐音乐的的用乐规则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丧葬仪式中的经文、祭文音乐曲调与秦腔“苦音”音调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也可能是秦腔“苦音”音调所产生的一个源泉。可见,不仅民间音乐会影响仪式音乐,反过来,仪式音乐也会对民间音乐产生影响,二者之间具有“双向互动”的关系。

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农村丧葬仪式的嬗变与重塑

农村丧葬仪式在当代发生了畸形嬗变,包括仪式的简化和支出的不断攀升,其逻辑在于现代性侵入和农民本体性价值失落导致的农村丧葬仪式功能变迁,即传统的孝道表达、秩序维系等功能逐渐淡化,而挣面子、彰显地位等功利性需求逐渐上升。现代性侵入背景下以孝道为代表的农村传统文化的衰落降低了丧葬仪式表达孝道的需求,“原子化”的农村居民更需要通过丧葬仪式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以获得别人的关注和尊敬。农村丧葬仪式的现实嬗变与乡村文化振兴之间存在较大的张力,亟待移风易俗,重塑农村丧葬文化,倡导新时代农村丧葬文明新风尚。为此,需要激发内生动力,充分发挥村两委以及“红白理事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构建村民自我监督、自我管理的有效机制。

彝族丧葬仪式的动力机制

彝族丧葬仪式由“崇生”意识、利益诉求、伦理道德、秩序重建及多重情感与原始观念等元素构成。它们分别形成仪式的本源性动力、监督性动力、呈现性动力等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彝族丧葬仪式的动力机制中本源性动力是彝族丧葬仪式举行的核心动力,呈现性动力主要起着一种表达和牵引的力量,而监督性动力则为仪式的举行划定着界限。正是如此有序的动力机制下,彝族丧葬仪式才得以成功举行,且确保了仪式的核心功能--救赎的达成。

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丧葬仪式的现代性调适研究——以贵州遵义小湾村为例

将民间地方仪式研究置于乡村振兴背景下,考察民间仪式现代性调适的困境与影响,探讨主导民间仪式变化的多种因素,旨在从对地方仪式的描述与阐释出发,探究其现代化变迁的危机与调适,为传统丧葬仪式与乡村振兴的时代发展相结合提供地方性个案。笔者通过对小湾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地的丧葬仪式可以从“正常”与“非正常”、“喜丧”与“哭丧”两种角度进行类别分析,并认为当地丧葬仪式存在个体心理慰藉、社会结构维系以及对生活世界观念确认的重要功能。传统丧葬仪式在现代化发展中呈现出的世俗化以及对时代认知的断裂,说明丧葬仪式文化意涵已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异化。

移民搬迁中传统风俗的重塑及其例行化——三峡库区GZ镇丧葬仪式个案研究

社会变迁带动了文化的变迁,这种变迁因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特点。在移民搬迁中,由于人口的流动导致乡土社会中的互助基础渐趋薄弱,移民搬迁与农村空心化共同构筑了传统风俗文化维系的双重困境。在此背景下,作为常规行动的传统丧葬仪式发生了改变,丧葬的紧迫性、公共性催生了刚性的市场需求,多重因素相互交织产生了非常规行动——"仪式经济"。这种非常规行动通过例行化的逻辑产生新的风俗,从而完成了常规行动与非常规行动的交替过程,实现了传统风俗到新风俗的文化变迁。

湘西苗族丧葬仪式中的灵魂信仰与象征表达

"哒夹"和"哒汝"是湘西苗族由来已久的灵魂信仰分类,前者被视为危险和污染,后者则具有庇佑功能,是洁净的表达。苗族人在社会生活中对灵魂信仰表现出无限崇敬和畏惧,并付诸于实践的种种行为,是社会分类和社会分工的直接体现,形成了一整套基于灵魂信仰的社会分类体系和解释规范,具有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折射出社会结构的有序存在。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象征人类学视角对湘西苗族丧葬仪式中的灵魂信仰与象征意义进行阐释。

重塑村落共同体:乡村治理视角下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基于席赵村丧葬仪式的田野调查

乡村社会不断被卷入到现代化发展的浪潮中,利益追求日益分化和个体化更为明显,传统互惠互助的共同体网络瓦解,处于原子化的村民个体难以形成集体性行动。在推进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重塑村落共同体有其必要性。乡村传统文化来源于乡村社会实践又影响着乡村社会发展,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约束力,以其为纽带所形成的村落共同体根基最为深厚,与村民们最为亲近。研究认为应当正视和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关注其顽强的生命力和在乡村社会运行中的重要地位,重视乡民惯习对乡村社会团结的促进力量。通过筛选具有“地方性”特质的传统文化事项,借助诸如传统丧葬仪式所拥有的角色转换、社会联结、回馈调适等功能,能够为重塑村落共同体提供公共场域、认同基础和秩序规范。村落共同体的形成有利于增强乡村社会内部凝聚力,促进乡村社会整合,强化村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为实现更高质量的乡村多元主体共治提供基础性保障。

火化政策的实施与丧葬仪式的变迁——基于江西安远县的调查

宗族文化是否必然会阻碍公共政策的实施,尤其是阻碍具有强制特征的火化政策的实施?江西安远的调查案例可以对此作出回答。江西安远农村的宗族文化保持相对完整,普遍存在一定的宗族认同和祖先崇拜观念,也有宗族理事会组织。火化政策在当地推行非常成功,而在一些宗族文化更为薄弱的地区,火化政策却举步维艰。这种对比挑战了宗族文化会阻碍火化政策实施的预设。究其原因,安远的客家二次葬习俗缓和了火化政策的心理冲击,而传统丧葬的"不卫生"、仪式繁琐弊端早就让农民生厌。丧葬仪式早就发生了名实分离,农民早就想摆脱它,火化政策的实施正好成为他们可以借助的外力。丧葬仪式的改革一旦被启动,就会不断嵌入市场经济的逻辑之中,从而越来越丧失公共性,村庄熟人社会也因此越来越丧失价值生产能力。

农村丧葬仪式复杂化与农村文明——以陕西省陕北地区为例

随着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取消,农村社会的独立性越来越强,农民的收入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农民收入并没有得到有效合理利用,丧葬仪式越趋复杂化即是突出表现。当前丧葬仪式复杂化主要表现在农村社会的风水观念依然严重,跪拜礼太过讲究,亲属关系复杂化,丧葬程序不断增加。丧葬仪式复杂化,把大量资源和金钱花在死者身上,使农村本就有限的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甚至是严重浪费,无论对于农村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还是社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都只有负面影响,没有积极作用,使得文明农村建设受到严重制约。要提倡节葬,反对不合理的丧葬程序和仪式,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白裤瑶“勤泽格拉”丧葬仪式的功能及象征——基于广西南丹县怀里瑶寨的田野调查

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丹县里湖瑶族乡怀里村白裤瑶的田野调查研究,详述了"勤泽格拉"丧葬仪式中整装报丧、击鼓造势、砍牛送葬、跳猴鼓舞、沙枪送别的完整过程,基于对"勤泽格拉"丧葬仪式仪轨的探索与分析,从人类学的相关视角阐释了仪式的功能及其象征喻义,对于理解和把握白裤瑶民族、民俗文化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神圣的献祭:古希腊丧葬仪式中的体育竞技

采用文献资料法,通过对《荷马史诗》的文本分析,寻找丧葬仪式中的体育线索,探讨古希腊丧葬文化背后的体育价值与意义。丧葬仪式中的竞技赛会,是英雄、荣誉、神性与体育的一次联姻,是生命轮回中的重要程式,因此,荷马才会不惜笔墨着力描写,从中反映出体育竞技在古希腊民族中的神圣地位。从《荷马史诗》中的文献记录入手,进行体育竞赛活动的内容分析,寻找丧葬竞技的存在根据,认为体育竞技是希腊民族性的独特标志和行为符号。在文学著作、社会生活、城邦事务、教育制度和宗教信仰中,都透露出古希腊人对体育竞技的关注与重视。体育竞技与葬礼仪式、宗教祭祀的神秘联系,正是古希腊精神独有的文明印记。对丧葬仪式进行历史溯源,在文化流变的图谱中,从移民浪潮、神话起源、宗教寄托和社会风尚中寻找体育与宗教的文化勾连,剥离出古希腊民族性中体育竞技的文化魅力。

哈尼族丧葬仪式的伦理意蕴

丧葬习俗是哈尼族基于灵魂不灭的观念而产生的一种社会习俗,包含着一套完整的丧葬仪式,蕴含着哈尼族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在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中展示着民族之魂。哈尼族的丧葬习俗从哈尼族的道德生活史、社会伦理关系、对生死的态度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演绎着哈尼族深厚而丰富的伦理意蕴。从道德教育的方式看,研究哈尼族的丧葬仪式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

都市化背景下的民间礼俗音乐——山西省晋城市八音会丧葬仪式音乐个案考察

以山西省晋城市民间八音会丧葬仪式音乐个案考察为基础,在田野资料描述的基础上,认为其在当代都市化的社会背景下有着"人神皆娱的审美对象"、"丧葬仪式的音声符号"、"丧葬仪式的行为符号"、"社会秩序的构建工具"等四个方面的社会功用及文化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富宁蓝靛瑶丧葬仪式及村落共同体维系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由人口外流引起的村落共同体凋敝现象屡见不鲜,有的村落渐渐变成“空心村”“留守村”,但也有一些民族村落依然保留着较好的血缘与地缘的连接关系,这些村落的民族文化及礼仪习俗在其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通过传统特色民族文化方式一直维持了共同体的存续与发展。富宁安兰村蓝靛瑶丧葬仪式的田野调查与研究表明,民间传统丧葬仪式具有强化村落共同体集体记忆,连接社会亲属关系网络以及维护村落共同体社会秩序的功能,其蕴含的家先观念同样也阐释了关于神圣与世俗两个境界的情景交融互动及村落共同体维系之间的相关关系,为多维度探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关中地区丧葬中互惠共同体——以临潼区S村丧葬仪式为例

人类学一直关注礼物和互惠,然而人类学关注的不是礼物和互惠本身,而是它背后的人群结合关系,这种关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呈现不同面相。陕西关中地区人群结合的面相是什么?笔者从涂尔干的宗教、仪式与社会研究的传统出发对此进行探讨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