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市场化、个人资本与社会交往因素探讨

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的数据,基于因子分析将社会信任区分为强社会联系、一般社会联系和弱社会联系三个不同维度的信任,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市场化、个人资本与社会交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个人资本对上述三个维度的信任均没有显著影响,这否定了王绍光等人的新理性解释模型,说明信任不是个体层面的问题,而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市场化对强社会联系的信任没有影响,但是对一般社会联系和弱社会联系的信任均有显著的影响,但信任度提高不大。这说明市场化扩大了人际信任的范围,有利于提高整体社会的信任度。研究结果还表明,无论是熟人间的社会交往还是社团性的社会交往对社会信任都有显著的影响,且影响较大,这表明社会信任正是在社会互动中生产出来的。人际交往的范围扩大和频率增加,有望提高整体社会的信任度。

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乡城转换与提升机制研究

个人资本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资本框架集合,综合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等方面,提升该群体的个人资本水平需要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联动企业、社区、社会组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本身的个人资本乡城转换与提升机制,这个机制包括物质资本提升机制、人力资本提升机制、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提升机制。

个人资本视域下助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研究——基于无结构式个案访谈的分析

利用个案访谈法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及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发展差异,发现:个人资本水平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关键要素。为此,提出通过构建个人资本水平提升机制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融入和政治融入,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找好提升个人资本水平的着力点。

个人资本视域下的劳动力移民城市贫困研究

中国农村劳动力在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遭遇"制度藩篱",该劳动力移民群体与城市制度内人口、知识移民和财富移民相比,个人资本水平低是其在城市贫困的致因。通过个人资本积累能够消除劳动力移民贫困。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问题的研究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融入城市的历史机遇,但该群体较低的个人资本水平却不足以支撑其融入城市的行为选择。个人资本框架体系分为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两个类别,其中物质资本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和设备等经济资本,非物质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个人资本框架体系中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向经济资本转化。通过克服其在消费上的短视提升物质资本水平,通过拓展社交网络重构微观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通过制度援助提高宏观的社会资本水平,从而提升其城市融入的能力。

武汉市失能老人照料方式选择的个人资本影响因素及对策

目的探讨失能老人个人资本情况及其个人资本对其照料需求和利用的影响。方法 2011年2~6月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就诊的60岁及以上的失能老人。根据研究对象的六项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量表(ADL)对其失能情况进行分级。借鉴中国健康长寿纵向调查表(CLHLS2005)自行设计调查问卷,调查失能老人个人资本信息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接受照料的情况。结果共获得合格调查对象1 706人。1调查对象的个人人力资本状况:轻度失能355人(20.5%),中度失能653人(38.1%),重度失能698人(41.4%);调查对象中基本能够支持自身日常生活需要者1 283人(75.2%),不能够满足者423人(24.8%)。2照料现状:调查对象中1 496人主要为非正式照料,占87.7%,210人为正式照料,占11.2%。3个人资本和照料提供的相关分析:轻、中度失能老人在非正式支持方面所占的比重分别达89.1%和80.2%,比重度失能老人的65.8%高(χ2=33.569,P<0.05);4从收入情况上看,享有退休金的失能老人接受正式支持提供的照料比例(24.9%)高于不享有退休金的失能老人(8.6%)(χ2=20.649,P<0.05);拥有政府部门退休金的失能老人获取的正式支持(36.1%)高于拥有普通工人退休金的失能老人(24.4%)(χ2=10.245,P<0.05)。结论 1失能老人失能程度影响其获得正式与非正式支持的比例;2失能老人获取正式照料与收入水平有关,也与收入性质有关。3建议政府应加快出台对老年人照料的有关政策。通过服务和政策的协调实现效率的提高,尽力扩大提供老年人照料服务的覆盖面。

新生代农民工个人资本生成机制研究——基于政府角色的视角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的重要阶段,为新生代农民工构建个人资本生成机制,创造良好的融入环境,提高其综合素质,是实现城镇化的必经之路。个人资本生成机制是指以新生代农民工为对象,以政府为主体,联动企业、社区和社会组织,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支持和保障,旨在提升其个人资本进而融入城市的良性动态系统。政府应作为个人资本生成机制的主导者,提供稳定的资金投入作为物质基础、建立统一的管理机构作为组织基础、制定完善的政策作为制度基础、组织各方主体作为社会基础,从而加快推动城镇化进程。

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教育偏好的影响分析

偏好是指人们的需求 ,教育偏好是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偏好作为人们的心理反映 ,向来是经济学界研究的难点。影响教育偏好的因素有很多 ,本文引入个人资本和社会资本分析它们对教育偏好的影响 ,希望能引发新的观点 ,引导人们教育的偏好。

个人资本项目可兑换政策研究

现阶段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逐步推进,个人资本项目可兑换也随之开展。本文梳理了当前个人资本项目管理现状,研究了个人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次序问题,针对个人资本项目管理中现存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并探讨了个人资本项目放松管制的宏微观政策选择。

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实证测算与方案模拟

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与资本收入份额的显著提高密不可分,评估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并适时进行课税调整刻不容缓。基于CHFS2013数据,采用修正的MT指数和效应分解方法,对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中国个人资本所得税整体收入调节效果甚微,利息、股息和红利所得税阶层累退性十分明显;同时,基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改革趋势,结合14种课税方案的再分配效应模拟,选择将个人利息、股息和红利收入以及财产转让收入一同与劳动收入纳入"大综合"范畴,将财产租赁收入放在"小分类"类别的半综合征税模式,可作为中国下一步个税改革的优化选择。

论我国个人资本所得税的一般性目的回归

考察现有个人资本所得税法律规范,可以发现我国个人资本所得税既不是以筹集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也并非实现资本收入的分配公平,而是以促进资本市场发展为核心目标,即具有经济调控的政策目的和规范性文件的政策形式的特殊性税种。个人资本所得税的经济政策性目的与一般所得税筹集财政收入的主要目标相背离,尤其是在我国资本市场逐渐发展以及资本收入分配不公平加剧的客观情况下,经济政策性的个人资本所得税所激励的对象和事实已经发生变化。个人资本所得税舍弃量能课税原则而以经济政策性为目的,缺乏税法上的正当性。个人资本所得税应重新回归一般所得税的本质,即以筹集财政收入为核心目的,并由此实现个人资本所得税的负担公平。

我国居民个人资本社会化的障碍因素及实现条件分析

个人资本社会化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受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居民个人资本社会化程度非常低,个人资本社会化还存在诸多障碍因素。这就要结合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提高基金运作水平和基金收益,在资本市场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为广大居民提供更多可选择的投资工具和投资渠道,从而有效促进我国居民个人资本社会化。

建筑农民工社会资本和个人资本求证

近年来，大批农民工涌人建筑施工领域。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截止2003年底，从事建筑业的农村人口达到3201万，且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源源不断地进入建筑施工领域，新进入建筑业的人员大多集中在体力劳务方面，以农村人口居多。另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与1982年、1990年两次全国大规模人口普查相比，建筑业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有所提高，但整体受教育水平与城市人口相比差距仍然较大，经过正规职业技能培训的建筑从业持证人员不足建筑从业人员总数的30％，这导致了建筑业劳动力素质较低，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

我国居民个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探讨

由于目前我国实行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资本项目外汇严格管制的外汇管理制度,居民个人境内资本外逃、境外资本非法流入现象较为突出。本文分析了我国居民个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现状和外汇流动趋势,探讨了我国居民个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的难点,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个人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群体差异研究--基于水平与结构视角

基于CGSS 2015数据,借鉴个人资本理论,运用熵值法计算出个人资本的综合得分与各分维水平并划分个人资本结构,系统探讨个人资本的幸福效应;考虑到我国二元经济与户籍制度,进一步探讨了农民、农民工与城镇居民间个人资本幸福效应差异。主要结论如下:(1)水平方面:个人资本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分维水平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均有正效应。(2)结构方面:人力资本占优型更倾向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3)群体差异方面:个人资本幸福效应存在群体差异,而这种差异一定程度上是由其内部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引起的。

个人资本、家庭资本与女性主观幸福感——基于CGSS2017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的问卷数据,选取女性样本,主要探究个人资本、家庭资本对女性幸福感的影响,其中个人资本包含个人收入、婚姻状况以及工作状况三个变量,家庭资本包括家庭总收入、配偶学历和家庭规模三个方面。通过STATA统计软件进行OLS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女性个人收入水平与女性的幸福感显著正相关,个人收入越高,女性幸福感越高;已婚女性幸福感更高;女性的工作状况对自身的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家庭总收入与配偶学历与女性幸福感成显著正相关,家庭总收入越高、配偶学历水平越高,女性幸福感更高;家庭规模即家庭人口数量对女性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由此得出,个人资本与家庭资本对女性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因此,多渠道提高女性幸福感,保障女性就业权利、营造公平的社会风气、减少就业性别歧视依然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