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东正教与中国儒学的比较

东正教的特征表现在,宗教情怀和神性意向以受难意识为基础,追求终极、彻底和绝对,强调共同性,寻求普遍获救。儒学的特征表现在,强调情感本体,看重现实世界,宗教性道德和社会性道德合而为一,以及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和人生理想。儒学和东正教的不同首先表现在宗教精神和人生观上,两者的相通之处表现在,二者均强调下对上的自觉服从,都重视群体,而忽视个人的地位和权利。

“中国儒学”学科的客观存在与学科特征：一项历史研究

自从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以来,"中国儒学"已经走过了2500余年的发展历程,并且对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的影响至深至广。但在当前施行的作为"国家标准"的"学科分类"体系中,"中国儒学"竟然榜上无名。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有违历史的。实际上,不管是就教学之内容而言,还是就教材之编写而言,抑或是就教学实践以及社会影响(中国与世界)等而言,作为学科之一的"中国儒学",毫无疑问都是自成系统的独立存在的客观事实,并且有其鲜明的学科特色。将"中国儒学"作为一门"学科"(discipline),不但有其历史依据,也有其学理依据,并且有其现实需要。因此,我们殷切地期望,"中国儒学"在未来能"名正言顺"地进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版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儒学

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给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要让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第一要做到文化自觉,对以儒学为代表的民族文化进行历史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评价;第二要做到文化上的自信,反对和消除殖民文化心理和狭隘的自我中心观念;第三要在坚持民族主体意识、坚持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坚持现实性原则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

日本国学与中国儒学的融合与分离

日本国学与中国儒学之间的关系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古代时期日本国学与中国儒学的大融合。虽然日本的国学者对日本江户时代中期以前的国学持有轻视或者否认的态度,但是江户时代以前,日本也存在着国学是不容置疑的,只不过江户时代以前的日本国学中,融入了大量的外来文化成分,其国学中融入了大量的儒学与佛教成分,以至于后来日本国学界认为,国学在江户时代中期后才真正发展。第二阶段:近代时期日本国学与中国儒学的分离。日本近代的国学者大都排斥中国的儒学,日本近代的国学与中国的儒学开始分离。当然,近代日本国学与中国儒学的分离既是相对的,也是复杂的,即使日本的国学畸形发展到日本主义时期,也并没有真正与中国儒学完全彻底分割。第三阶段:现代时期日本国学与中国儒学的再融合。二战后,风靡于战前的"国学"概念,好像淡出了日本学术界。虽然近几年日本右翼复古思想开始抬头,但这不是日本现代国学界的学术主流。实际上,日本的"国学"研究一直也没停止过,现代的日本"国学",经过近代日本四大国学家的极力排斥,经过暂时的分离,出现了与中国儒学再融合的趋势。

中国儒学对日本江户时代“孝”思想的影响

古代日本最初没有关于"孝"的概念。在吸收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儒学的过程中,日本发展出了自己的"孝"思想。尤其是在日本儒学发展进入到高峰的江户时代,日本儒学诸派系发展出了诸多独具特色的"孝"思想,历经了从朱子学派的"仁体孝用"到阳明学派的"至孝"再到后期水户学的"忠孝合一"的变化。在中国儒学"孝"思想的基础上,日本透过神道和神皇思想,实现了"孝"思想的本土化,进而对日本民族的伦理道德和社会架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无论是近代的日本军国主义抑或现代日本社会的价值体系,均可从江户时代的"孝"思想中找到源头。

儒学精神根基与华夏文明底蕴的揭示——评《中国儒学缄默维度》

张昭炜教授所著《中国儒学缄默维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以下简称《缄默》)是一部厚重的著作,其重要性体现在儒学精神根基与华夏文明底蕴的揭示。儒学是华夏文明的主干,传统的历史典章、文物形态的儒学史研究当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样的研究并不关注内在的儒学精神根基。

体大思精 光耀学苑——《中国儒学发展史》评介

由黄宣民先生及其弟子陈寒鸣副教授主编、刘泽华先生作序的《中国儒学发展史》最近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全书约220万字。该书由黄宣民先生草创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黄先生于2001年因病辞世后，陈寒鸣副教授遵照乃师遗愿，继续进行整理、增补和定稿，使这部历经20余年不懈努力、凝聚了诸多学者集体智慧的皇皇巨著终于得以面世。

体大思精 光耀学苑——《中国儒学发展史》评介

由黄宣民先生及其弟子陈寒鸣副教授主编、刘泽华先生作序的《中国儒学发展史》最近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全书约220万字。该书由黄宣民先生草创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黄先生于2001年因病辞世后,陈寒鸣副教授遵照乃师遗愿,继续进行整理、增补和定稿,使这部历经二十余年不懈努力、凝聚了诸多学者集体智慧的煌煌巨著终于得以面世。

关注与拓展:20世纪中国儒学史研究

20世纪中国儒学电，与以住各时代的儒学开展相比，固然同属于中国儒学电的范围，但却又有着鲜明的特殊性，并通过这种特殊性与以住各时代的儒学开展呈现出质的区别。因此，开展20世纪中国儒学电研究，需要以历电主义的态度深刻把握这种特殊性，对其中几个关节点尤其需要加以关注：

中国儒学视阈下的《阿甘正传》

《阿甘正传》讲述的是西方世界里一个平凡人的平凡故事,但是在这平凡故事的背后,我们禁不住去重新审视人性这个主题。《阿甘正传》像是一座桥梁,把不同文化传统的人聚集在一起,让大家共同关注和思考"人之所以为人?""人何以存在?"以及"人的价值和本性何在?"。从中国儒学视角解读《阿甘正传》,我们看到了"仁者爱人""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内蕴和道理。

和谐语境下对中国儒学复兴的反思与展望

中国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回过头来到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儒学中寻求精神动力、寻找思想根源。但是,要解救中国文化的当今问题,仅靠儒学是乏力的。儒学必须接受和经历现代生活的冲刷淘洗,服从现代社会文化生态原则的约束。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谈其创造性的转换,以及儒学作为与现代异质的文化形态对现代社会所可能有的超越性的批判功能和启示意义。

中国儒学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间接贡献

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西方,但是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近代西方文明的结晶,它与东方文化也存在着深层次的间接联系,特别是中国儒家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形成间接地做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

儒学海外传播研究力作——读《中国儒学与韩国社会》

王曰美教授的《中国儒学与韩国社会》对中国儒学在韩国社会的海外传播与文化影响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既将中国儒学学术理论与韩国学术儒学剖析阐释,又结合现实考察与践行韩国生活儒学,是中韩儒学研究领域里的一部力作。该书选题视角独特且富有创新,结构严谨而内容丰厚,与生活相结合乃文质相合,融理论剖析于生活实践,汇"儒魂"于社会生活。该书的出版发行拓宽了儒学研究视野,为中国儒学研究在海外传播增添了新的声音,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又一次成功尝试。

认识中国儒学的“三段论”

认识中国儒学,可以分为先秦时期、秦汉以至清朝、近代以来三个时段。对中国儒学进行这样的划分,有助于对儒学价值的认识。应该关注原始儒学,分清"真孔子"和"假孔子",澄清误解,明辨是非,正确对待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只要走近孔子那颗伟大的心灵,认真借鉴先圣先贤的智慧,就能看清通向大同世界的理想之路。只有深入走进孔子与儒学的世界,世界儒学的天地才能更加澄净,儒学才能照亮人心、温暖世界。

《日本灵异记》中的中国儒学典故

日本文学史上第一部佛教说话集《日本灵异记》中引用了许多有别于佛教题材的中国儒学典故,这些典故的运用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作品的文学表现力,使其更具文学韵味。此外,这些典故对于作者研究、中日文学文献交流研究以及《日本灵异记》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互补互证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

浅析江户时代中国儒学对日本人文化心理产生的影响

本文通过江户时代日本儒学与中国儒学的对比,着重分析了日本儒学的多元包容性、道德观念及其认识论对日本人的文化心理产生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儒学会通之再思考

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儒学是中国两千多年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堪称跨世纪的战略问题。近年来,有关两者关系的"融合说"已经成了理论界的共识,然而二者将如何融合成为新的理论焦点。本文就二者融合的前提条件、内在相通性以及融合需要注意的问题作粗浅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