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竭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自治与官办之争:1908年新旧中国公学风潮述论

中国公学是由抗议日本"取缔规则"风潮而罢学归国的留日学生创立。由于创办之初,赞助者甚少,只能由学生自己垫款办理,由此形成颇具特色的学生自治体制。后为学校长远发展计,需争取官方的捐助,而随着官款捐助的增加,官方对于学校的影响也随之加深,从而带来体制上的变革。围绕修改学校章程的问题,学校内分裂为主张官办和自治的两派,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主张学生自治的学生退学另组新中国公学。新旧中国公学风潮的发生反映了清季新式学堂学生在民主思想的熏陶下,自主性加强,与清廷疏离的倾向明显。风潮最后的结果是新旧中国公学的合并,也凸显了学生自治体制的困境,即欲求学校之发展必须得到官方之资助,而官方之资助必然损害学校之自治。

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史事述论

胡适在1928年春任中国公学校长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权宜选择,并无久居的打算。得益于胡适的个人声望及其开明的治校风格,中国公学在其任内获得了长足发展。但作为一所私立大学,中国公学面临的基本困境并未因胡适掌校而消除。随着时势演变,国民党对上海教育界的控制日益加强,加上北平的政治环境日渐宽松,胡适最终选择北返。胡适辞职后,中国公学的问题集中爆发,在胡适任内未实现的党化渗透,并未因其离职而避免。胡适离职不到半年,学校即发生大的风潮,导致中国公学由兴盛急剧转向衰败。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实际上是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的偶然结果,故而其在中国公学创造的成就只能是昙花一现。

胡适与中国公学的易长风波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由返回国内的留日学生四处借款创办的中国公学，一直是公私不分、产权不明的一所怪胎学校，同时又是成于学潮、败于学潮的一个轮回奇迹。1928年4月以老校友身份出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是这所怪胎学校盛极而衰的关键人物。

多重因素驱动下的校内风潮——1921年中国公学风潮述论

1921年9月,私立中国公学发生驱逐中学部主任舒新城与代理校长张东荪的风潮,此次风潮既反映了后五四时代学潮的一般趋势,又有其特殊的个案价值。风潮起于学校的人事变动和学制改革,新旧教员除了在文化意义上有新旧之分外,更多的是利益纠葛。风潮中在前台运动的多是学生,而实际居于操纵地位的则是教职员,间接印证了五四后学生独立性认知的虚幻。风潮过程中,校内运动风潮者试图到校外寻求支持,而校外势力也试图借助风潮打击对手,从而形成国民党与研究系在报刊上的对垒。区别于国立学校,私立中国公学的治理方式及校内权力结构对于学潮的结局有不同影响,私立学校的董事会或提供资助的所谓校主往往能主导对于校内风潮的处置,这一现象在北京政府时期国家权力较为弱势的情况下更为突出。

张东荪与中国公学

梁启超欧游回国之后,在其制定的研究系参与五四新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张东荪主持的中国公学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张东荪在1921年夏秋之际入主中国公学前后,在人事改革、学制改革等方面都与公学的守旧派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数次风潮,归根到底,主要是斗争的双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在传统文化认同、现代大学建设与改革等方面巨大的思想认知差异所导致的,当然其中也纠缠着公学管理层权力争夺、教师选聘和学生晋级等切身利益等问题,甚至其中也有与研究系一直敌对的党派势力在风潮中推波助澜。在研究系高层的支持下,张东荪顺利地渡过了风潮,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公学仍然是研究系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建设以及新文化运动在教育界深入发展的历史大叙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权威在中国公学——中国公学“倒马”“拥马”学潮探因

1930年5月,马君武接替胡适执掌中国公学。时隔不久,中国公学发生“倒马”“拥马”学潮,学校权威受到严重挑战,正常教学秩序无法维持,中国公学元气大伤,从此走上衰途。“权威在”就有权威不在,无论是挑战权威,还是重构权威,中国公学师生在备受影响的同时积极做出回应,这也就导致了中国公学的混乱。亦即,权力更迭是导致“倒马”“拥马”学潮此起彼伏的根源。从中可见国民党是如何通过学潮来挑战学界权威,并重构权威,从而完成权力更替,达到加强对学界控制的目的。同时也能了解当时学界在国民党高压控制下发展的艰难。

开拓者的足迹:王敬芳与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是国内第一所由留学生创办的私立学校。三十年沪上办学(1906-1936),培养出胡适、冯友兰、吴晗、罗尔纲、吴健雄、任鸿隽等数百名杰出人才。进步教育家王敬芳三度掌校,接力完成公学先中学、而专门、后大学的艰难办学之路。王敬芳所倡导的“着重西学教育,以作留学之预备”、“教育、实业救国并举,以实业改善教育”、“办学必以良师为先导”等较为先进的办学思想,在中国公学得以施行,对学校的创建和发展起到奠基与推动作用。正是秉承王敬芳确立的务实、灵活、与时代同步的教育理念和办学风格,学校数经劫难而屹立未倒,三次薪火续接而弦歌不绝。晚清民国社会转型之际,时人多诋訾王敬芳为立宪“旧人”,而以中国公学观之,可谓“旧人”办新学,功大在斯人。在历史的尘埃处,发现湮没已久的这些“旧人”,有助于还原某些历史真相,至少能够最大限度还原他所主导的某个特殊时期的历史真相。

胡适与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其特殊的创办历史和管理模式在近代中国教育史和革命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胡适早年在中国公学求学、任教的经历,为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后期担任校长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校务和学风建设,大大推动了中国公学的发展。对于胡适本人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但是,对于胡适与中国公学的研究不是特别深入。~②本文将在史料的基础之上,探讨早期中国公学对胡适思想的影响以及作为校长的胡适对中国公学后期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而揭示近代名人与大学的特殊关系以及当时政治局面和教育之间的互动关系。

胡适与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是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1906年2月由留日归国学生在上海创建。初分高等甲、乙班,普通甲、乙班,师范班,理化班,不久,增设丙一、丙二班。1907年,又增设丁班、戊班、德文班。以上各班都相当于中学程度。1908年9月,该校因由民主制改为监督制而发生风潮,多数学生退学,另设中国新公学(经调停,于1909年冬并入中国公学)。1910年秋,校舍从闸北新靶子路(今武进路)迁至吴淞炮台湾。1912年,添招政治、法律、商学专门班。1922年秋,将商学专门班提高程度,升格为大学本科。1925年秋,成立哲学、政治。

政治与教育之间:清末各派与中国公学

作为因反对日本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而起的中国公学,是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这所学校,不仅仅因爱国反日而建,更考量了革命派、立宪派对于救国道路的选择。从这所学校的创建过程中,可以深入明晰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清末官僚等阶层对于政局的态度以及为之进行的活动。中国公学不仅是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私立学校,更是近代社会政治变迁的缩影。

“公”与“私”的困惑:中国公学复兴运动(1932—1937)

中国公学自1932年校舍被毁后,全校师生开始了复兴学校的运动。复兴学校不得不与政府交涉,想得到政府的援助却又坚持私立的性质,"公"与"私"的矛盾一直困扰着师生。从最初抛开政府,到寻求与上海市政府合作,再到最后乞求国民政府,从坚守直到屈服,而政府对学校也是若即若离、冷暖相间。时代思潮的激荡、学校与政府的博弈,反映出近现代私立学校发展的困境。

梁启超与中国公学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公学地发展得力于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校董地推动。以梁启超晚年搭建的"政治—文化"框架为脉络,主张"教育救国"的基本方针,但其内质化的学权派系斗争,最终促成了私立中国公学困境下的"改朝换代"。

从私立到党化:1930年前后中国公学的易长与改组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克复上海,原本由研究系执掌的中国公学改组,早期毕业的校友开始主导校董会。1930年5月,校长胡适因外部压力辞职,马君武继任。1930年10月,丁鷇音等人在校董会发起倒马运动,校内出现反马和拥马两派的对立,内部的分裂给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以可乘之机。在党部与校内反马势力的双重压力下,马君武被迫去职,"党国要人"邵力子继任。1931年11月,因学生抗日救国会改选的纠纷,执掌校政的上海国民党要人又相继去职。在国民党建政之后,地方党部力谋党化教育的背景下,相对弱势的私立学校成为其攘夺的主要目标。中国公学校内特殊的权力结构是造成其由私立到党化的关键因素,而党部最终放弃中国公学则反映了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困境和局限。

晚清留日学生与中国公学

20世纪初,中国兴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留日热潮是甲午战争后清末留学救亡实践的产物。中国公学作为中国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是在清末留日学生的倡导与推动下,在中国近代史上建成的第一所先有学生而后有学校的大学。考察晚清留日学生与中国公学,可以充分认识清末留学救亡思潮及留日学生和中国公学创建的关系。中国公学的成立是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创举,它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进程。

中国公学与清季革命

中国公学之创立源于爱国运动,且由革命志士创办。受清季革命思潮的影响,中国公学试图破除省界,行自治之制,立民立学堂之典范,并将办学成效视为检验民族自立的试金石。中国公学与同盟会总部有直接联系,且学校位于上海这一具有全国影响的舆论中心,使得中国公学成为清季革命中东京同盟会与中国内地革命党联系的重要枢纽,以中国公学为依托所办革命报刊也成为向内地和中下层社会输送革命的重要媒介。中国公学师生献身革命者甚多,其中不乏直接助成各地光复之人。中国公学与清季革命的渊源关系,体现了清季学堂学生已脱离传统轨道而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同时也凸显了学堂学生在清季革命中特殊的角色与功能。

胡适所记早期中国公学史事考辨

中国公学是1906年由取缔风潮中罢课归国的留日学生在上海创办的学校。创办之初中国公学实行的自治体制是其一大特色,并因此被视为中国近代最早的私立大学之一。实际上,早期中国公学的体制历经演变,情形较为复杂。由于早期中国公学的资料散失较为严重,后之论者多依据胡适所记史事而立论,多有偏颇。胡适关于早期中国公学的记述大致有三个文本,三者之间本身表述即各不相同。通过比对,并参照相关史料,可以确定中国公学早期体制经历了一个由自治到官办的演变过程。进入民国后,为彰显中国公学与清季革命的关系,论者多突出其仿同盟会所行的自治体制及其与革命党的联系,而对官绅的扶助则甚少提及。

不堪回首吴淞岸--对1930～1931年中国公学风潮的考察

1930年10月至次年2月,中国公学爆发风潮。此次风潮使学校管理陷入无法维持的地步。最终国民党中央饬令教育部出面,按照相关法律接管中国公学。党部势力借机控制学校,中公失去"私立学校的精神",沦为"一个党员吃饭的机关"。风潮的过程和结局说明:一、学生参与校政要有法度,否则必然给学校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二、学校管理在制度层面和执行层面的缺陷是学校风潮发生的根源;三、学校管理者在处理与执政当局的矛盾时,应避免意气用事,要有折冲樽俎的智慧,才能为学校创造自主发展的良好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