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先驱——基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向度的考察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主动探索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原本分属于东西方两种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不同使命的文化形态得以有机融合和发展: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真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阐述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光辉典范。

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范畴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论述中提出的“人民史诗”“中国精神”“‘剧中人’和‘剧作者’”“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等时代感强、特色鲜明的文艺理论范畴,强调了以人民为本位并用史诗笔法去书写人民英雄,以中华民族培育发展起来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为核心价值观。彰显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体地位,突出了文学创作现实性与理想性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崭新的、具有新时代品格的文艺理论范畴体系。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创新,而且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标志。

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阶级联盟是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重要策略,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从阶级联盟到爱国者联盟的演进,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轨迹。统一战线的内容和形式尽管发生变化,但基于人心和力量的政治联盟即大团结、大联合的本质没有改变。随着中国社会进步,统一战线面临更多时代之问,需要不断确立新理念、直面新结构、研究新问题、介入新领域、学会新方法、认识新世界,通过持续优化社会利益结构与资源配置,不断团结壮大爱国者力量并激发社会活力,保证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持续推进。总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体现在四个方面:理论话语从阶级话语调整为社会结构话语,统战对象从中间阶级扩展至全体人民,统战方式从动员政治资源创新为全方位调动社会政治资源,统战功能从推进社会革命转变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治理。

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若干思考

党的二十大提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意蕴深远的重大命题,并强调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深刻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发展的新要求、新使命。党建理论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探讨和研究阐释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是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实践拓新与理论积淀,为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围绕这一重大命题,理论界从多个维度展开的学术探讨和研究阐释,为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提供了有效的学理支撑和丰富的理论资源。已有研究文献分析表明,关于这一重大命题的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尚在起步与破题阶段,理论研究呈现系统性、整体性不足的突出问题。尝试从价值意蕴、理论基础、主题主线、精髓要义、结构逻辑和构建要求等六个维度,研究和阐释构建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学理意蕴,并提出整体性的构建思路与体系框架,全面提高这一理论体系构建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学理性,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百年创新及其基本经验

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看,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同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过程:先后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六个必须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科学指南。在这一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两个结合”、活学活用等基本经验。

人民民主:一个政治概念的中国化演变

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近代以来,“人民民主”贯穿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在“民主”—“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话语流变中呈现出不同的概念内涵,蕴含着深刻的历史逻辑。从概念史角度予以透视,“人民民主”概念历经西学东渐、“民主”革命、“民主”建国、“民主”发展、“民主”创新五个阶段,初步建构起中国化的民主话语体系,其演变符合一定的遍在性规律,本质上是对特定时空环境的反射与回应。站在分析视野解构这一演变,“民主”的中国化是必然的历史走向,“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内嵌时代要求。正确把握“人民民主”概念的演变规律,俾使“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体系与实践效能得到进一步完善提升。

毛泽东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卓越典范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伟大开创者,毛泽东从四个方面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做出了卓越典范:一是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二是及时科学地解答了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课题;三是着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体系化和学理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四是在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深刻总结群众实践经验中汲取理论创新智慧。回顾毛泽东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典范作用,对于我们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掌握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现时代向度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溯源正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而同时全面依法治国在战略布局、全面推进、系统执行上又丰富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推动其不断地时代化、中国化。文章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全面依法治国的宏大背景下,结合当代中国法学理论现状和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形势要求,以“现时代向度”视角切入,系统探讨新时代新征程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时代化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推进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原则,推动了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实践的实时跟进。新时代,中国始终秉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推进各项工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化丰富,同时,使其更契合中国当前的实际国情,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新,是引导中国践行“中国梦”的导航灯,其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涵,也为中国共产党更好地“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明确了方向,为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总结了规律,为人类今后的良性发展探索了可供借鉴的经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创新、纵深发展。

“细菌”概念的中国化传播——以《大公报》疫情报道为例

“细菌”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近代主要通过大众报刊的传播,逐渐被国人熟悉。在传入之际,时人结合旧有知识体系将细菌理解为一种“由气化生”的有毒的虫或微生物,渐渐称之为“疫虫”“瘟虫”等;随着重大疫情期间卫生知识的传播,民众逐渐接受了“菌”的存在;进而接纳并灵活运用“细菌”这一全新表述。现以近代《大公报》三次疫情报道为例,考察细菌概念的中国化传播,这是我国国民接受现代医学概念的典型过程,改变了国人传统的疾病观念,促进了现代公共卫生工作的开展。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和分期的思考

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时间还不长,所以有一些基本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分期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基础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属于历史学科,其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分期要综合考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形态。据此,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0年共产党组织出现到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之前,这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主要理论形态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从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至今,这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要形态的时期。

党的初心使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进路——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考察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历史,就是持之以恒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初心使命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探索的内在指引,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与使命担当有机结合的精神内涵。就理论逻辑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内蕴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中,不仅表征出人民至上、民族本位及理论创新的价值意蕴与思想特质,并通过基于中国共产党实践活动而形成的“革命话语”得以科学阐释。初心使命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活动的根本遵循,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逻辑进路,并成为通往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

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开创性贡献

瞿秋白同志是党内较早进行法学研究与投身法制实践的重要领导人,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作出了开创性功绩。他一方面从社会本位、社科方法与以政统法诸角度阐释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另一方面注重辨析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学说,有破有立地建构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他对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移植英美法律制度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积极推进苏式法制的中国化,制订中央苏区法律法规,为革命事业的法制化与正规化贡献良多。他致力于中国共产党人权话语原创性型塑,对中国现代早期法学的知识与话语体系的自主性建构做了许多杰出工作,为今天的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贡献了有益经验。

互嵌与交融: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共生发展探究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演进逻辑与行动路径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功引领。其发展史是“理论飞跃”的历史,更是“实践创新”的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彰显了以整体文明、叠加发展为底色的新现代性,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模式弊病的反驳与超越,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新助力。

创意写作视域下中国化非虚构性写作概念探究

非虚构性写作是创意写作中国化过程中最需厘定的关键概念之一。在此视域下,一切以真实的事件或呈现的事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活动,均为非虚构性写作。从性质而言,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文类概念;从来源而言,它是一个创作素材源自真实事件的文学样式;从症候而言,它是一种创作者主动介入现实生活的叙事策略;从功能而言,它是一种自我诗化的写作方式。只有作此理解,非虚构性写作才能在增殖自身、扬弃自我的同时,践行中国化创意写作向来推崇的开放性、生长性。

“至尊且亲”:罗雅谷《天主经解》对“天父”的中国化诠释

中国各大宗教普遍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中国化历程,留下了丰富的宗教中国化史料。探索建立宗教中国化的史料体系,并对这些丰富的史料进行整理和诠释,既可建立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历史自信,又可为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建设提供理论资源。以17世纪初罗雅谷(1593-1638年)的《天主经解》对“父”的解说为具体个案,分析天主教中国化思想体系建设的具体路径。以“父”言说天主,是天主教本有的思想传统和信仰实践,亦可将儒家传统对“父”的文化阐释引入天主教之内,对建立中国特色的天主教神学思想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一方面,人伦秩序、自然情感融于宇宙性的根源意识之中,使人的生命具有终极性意义;另一方面,“天主”为父的终极性超越于现实的“父子”血缘关系之上,甚至构成对人伦秩序的消解力量。

“六个必须坚持”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中国化的新境界

“六个必须坚持”分别对应于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中的群众史观、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事物矛盾运动原理和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唯物辩证法的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等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从学理性贡献的角度深化对“六个必须坚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必须掌握好、运用好“六个必须坚持”。

因“果”相连:葡萄沿丝路中国化的亚欧文明互鉴启示

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起源的葡萄沿丝绸之路向西传到欧洲、向东传至中国的历史表明,葡萄成为亚欧大陆通用食品、饮品、药品及艺术创作原型是亚欧文明相互传播、学习、互鉴与创新的结果。通过葡萄东传中国可以发现,葡萄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为:产出适应中国不同区域的葡萄品种;以中国酿酒之法酿制葡萄酒;葡萄果实、籽、叶、根入药治疗不同疾病;葡萄成为中国各种艺术创作的原型。葡萄沿丝路东传给现代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亚欧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启示是:尊重和崇尚自然是因“果”相连的前提;因地制宜是因“果”相连的基础;与中国不同区域文化交融、创新体现出因“果”相连的特色;在相互欣赏与互鉴中促进亚欧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因“果”相连的目标。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

坚持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经验之一。我们党理论创新的实质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1938年,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并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尝试在实践探索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既体现在提出这一理论命题,也体现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们党的理论创新留下了宝贵经验和深刻启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两个结合”,必须把握“活的灵魂”,必须顺应时代要求,必须坚持调查研究。

再论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是一个古老而全新的命题,讨论此话题,关键在方法论上要有新的突破。中西诠释学为外来佛教的本土化、中国化课题提供了恰当的学理支持。如何理解和研判作者原意、文本原义与理解者、阐释者互动所导致的结果,即视域融合与效果历史意识,这是诠释学的基本问题,其答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回到文本和作者本身,由此还原作者原意和文本原义,此所谓“我注六经”的原则;二是回到读者中心论的立场,任何读者的理解都是处境化的理解,因此没有更好的理解,只有不同的理解;三是视域融合所包含的必然是作者原意、文本原义和不同时空背景下读者的增质性理解,这两者体现的是“籍经立论”、“六经注我”的定向,此即所谓“守正创新”或者“继承发展”,“守正”体现的是文本原义、作者原意与诠释者之意间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创新”标志着它们之间的差别性和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