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传统的当代解读和国际视角——评Kim Youngmin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外国人如何理解中国在当代世界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理解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当代世界上大多数的民族国家不同,中国的国家建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不间断的历史。中国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国家,或者“最古老的未曾中断的文明”^(①)。所以,基辛格说,“在历史意识中,中国是一个只需复原而无须创建的既有国家”^(②)。这样一个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背后离不开一个深厚的政治思想传统。伴随着全世界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兴趣,哲学界对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也在悄然兴起。KimYoungmin的《中国政治思想史》^(③),是这方面的一个比较新颖的尝试。

“专制”标签:治中国古代政治史宜慎用

在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中,谈到国家的政治体制时,带“专制”标签的词汇特别多。这一近代西学狂飙突进叠加清末亡国灭种背景下“达成”的“共识”影响深远,使得相关研究主动或被动地戴上了“专制”的有色眼镜。虽然古代中国语境中的“专制”并非就政体而言,但其所包含的对国家治权的专断独行却与近代作为政体的“专制”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性。以肇始于先秦对“专制”的警惕观之,中国后世政治家、思想家对“专制”的排斥态度是可以想见的。直到18世纪中期之前,中国一直是西方学习的模范。中国政治体制“专制”与否的判断转折发生在西方崛起和清王朝统治日趋没落的关键节点上。资本主义势力在全球的大肆扩张,使中国成为其掠夺、打压甚至瓜分灭亡的目标。维新派、留日学生及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专制”标签形成中扮演了瓦解堡垒的内生动力。重议专制话题的目的,不是简单为中国专制平反,而是全面梳理中国古代政治发生发展的规律,总结提炼出中国传统政体性质的准确认知。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何以可能?——基于对《明夷待访录·原法》《学校》篇的考察

《明夷待访录》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作为完整的政治哲学作品,它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材料。其中《原法》和《学校》两篇是黄宗羲政治思想理论基础和具体表现的经典例证。以此二文为代表,对照“政治哲学”定义,特别是列奥·施特劳斯有关“什么是政治哲学”的观点,从表象特征和本质两方面出发对黄宗羲政治思想进行考察,其中包含了道德价值判断和关于政治生活全部假设、人类总体生存境遇的全面反省、对完美政体的构想,完整体现出政治哲学的特性和意涵。黄宗羲的政治哲学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注重功能与实践的特征,也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建构与发展提供了本土化的元素。

“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及其限度

任何成熟而稳定的政治形态都有一个相应的成熟而稳定的政治知识形态作为基础,传统政治知识形态构成了对中国近代化和现代化具有深刻影响的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基础与前提。中国古代政治形态的独特性应当从作为其基础的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中得到解释和说明。本文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知识形态——即一种以“理性政治知识”为其成熟形态的政治知识——是造成中国古代政治的若干“现代化”特质及其限度的关键因素。“理性政治知识”在支持郡县制、官僚制以及“礼法兼济”的治术的产生和突破的同时,亦设置了这些“现代化”因素发展的极限。

从儒法治国方略看中国古代政治的人治本质

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略。“德治”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其本质是人治。法家“法治”名为法治但仅限于“君下法治”,法对民不对君,君主脱离在法治范围之外,其本质还是人治。儒、法人治方略虽在人性前提(儒家倾向善,法家倾向恶)、哲学依据(儒家找内因,法家找外因)、理论基础(儒家笃信“为政在人”重在人之“德”上,法家笃信“为政在法”重在法、势、术相结合上)、对象考量(儒家针对所有人,尤其是君主;法家针对君下人,排除君主)等方面存在着倾向上的差异和对立,但是二者之间并没有一方消除或代替另一方,而是成为君主专制系统中互补的两翼,这说明中国传统国家权力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君权,而不是民权。这种只见君权不见民权的传统政治思想正在为近代和现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所颠覆,追求民权成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主流。

中国古代政治史中的几个问题

今天,在改革开放大潮激荡着的中华大地,现实的需要,迫使我们必须要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加速我们的建设,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优良传统和文化遗产在内.但是,在过去一个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对于历史遗产多持否定态度,不是说它们是封建的,就是说它们是专制主义的,都属于历史糟粕,没有什么真正好的东西可以继承.

论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古代政治信仰的相通性

马克思主义信仰之所以能够作为当代中国的主导政治信仰,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价值合理性和满足近代中国的客观需要外,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中国古代政治信仰基于实用信仰的总体相通、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观等哲学理路相通以及在人的本质和社会学说上的价值目标相通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

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亲缘政治

亲缘政治是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亲亲、尊尊则是亲缘政治中权力配置、权力运行和利益安排秩序的基本原则。这种亲缘政治原则决定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构建和发展,决定了中央君主统治权力和各亲缘集团层级权力的协调和统治治理的有序性和有效性。而各亲缘集团力量的发展变化又会改变原权力结构关系和统治治理秩序,并导致一个个王朝统治的兴亡和更迭,成为历代王朝兴亡发展的周期规律。

中国古代政治观的批判总结——王船山政治观研究

中国封建社会绵延达二千余年之久,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封建社会延续如此长久,根本上是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

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创新与史料电子全文数据库的工具价值——以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例

运用古籍电子全文数据库可弥补原典研究的不足,是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创新的基础。史料电子全文数据库,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借鉴实验哲学方法创造了条件;政治学定量分析的统计方法,可以借助上述数据库得以运用和创新;文本中心主义和语境主义方法、史学实证方法、年鉴学派方法、新社会文化史方法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创新运用,都可以通过利用和发掘上述数据库的功能来实现。

论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的韬晦之术

大凡略具政治斗争历史常识的人们,对于“韬晦”这个名词都不会感到陌生。所谓“韬晦之术”,就是通过各种欺骗的手法,表面上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行迹,掩饰政治上的野心和志向,解除对政敌造成的威胁感,麻痹政敌的警惕,等待合适的时机,实现预谋的政治目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中,韬晦之术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斗争手段。

中国古代政治家的素质和成长特点

中华民族悠久辉煌的历史孕育出了无数杰出的人物,繁若群星的政治家就是其中闪耀着光辉的一部分。他们以卓越的才能和智慧,促进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他们之中,有如秦始皇、刘邦、杨坚、李世民、赵匡胤、成吉思汗、忽必烈、朱元璋、皇太极等等叱咤风云的开国帝王;有如汉武帝、明成祖、康熙、雍正等等将祖宗基业发展广大的守成君主,有如诸葛亮、萧何、张良、魏征、房玄龄、赵普等等以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

四种版本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比较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安排在<历史Ⅰ>第一单元,分4个专题,根据课标编写的四种版本教科书(人教版、岳麓版、人民版、大象版)在描述上有许多差异,本文试分析如下:

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反省——读《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

在弘扬民族文化的旗帜下,出版界一改沉思状,转而去迷恋文白对照与影印大块头之类的东西了。夹在二者之间的吃祖宗饭的一部分学人,或乞食于游戏游世文字,或求救于《易经》之流的神秘文字。上市的貌似新书虽然很多,但严肃地反省历史的学术著作却反而难求了。最近读到刘泽华先生主编,葛荃先生副主编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不禁为学界,为出版界感奋。

传统政治文化的内省与反观──评《中国古代政治与行政制度》

传统政治文化的内省与反观──评《中国古代政治与行政制度》李福长本世纪初，杰出的政治学家弗兰克·Ｊ·古德诺（Ｆｒａｎｋ·Ｊ·Ｇｏｏｄｎｏｗ）考察了美英等国的政治现状之后指出：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

真善相融的规讽性审美原则——中国古代政治讽刺诗的审美特色

中国古代政治讽刺诗审美原则中的真和善,与中国古代美学中的真、善、美的命题,既有联系亦有区别。作为美学命题的真、善、美,在中国古代艺术创作中,解决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表现为“情景合一”,最终体现为艺术的真和善。这种情和景的相融合一,既是创作原则,也是审美鉴赏原则。中国古代政治讽刺诗审美原则中的真与善的相融,既是审美主体审视审美客体的基本原则,也是调整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使审美客体更好地为审美主体服务的指导思想。真与善在政治讽刺诗创作中,一方面,表现为“情景合一”;另一方面,这种情与景的相融合一却存在着明显的互制性,即审美主体一方面要坚持真情实感与真境真景的统一,以体现真美,另一方面又必须坚持规讽的原则,以体现善美。就政治讽刺诗的创作实践而言,这种规讽性的善美往往是受客观因素制约的。鉴于此,中国古代政治讽刺诗审美原则中的真也往往受善制约,从而显示了真善相融的规讽性审美原则的独特性。

中国古代政治史专题

知识梳理 政治制度指的是在特定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其核心是国家政权结构的关系及运转方式。其目的是实现国家管理、阶级统治以实现和维护阶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