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笔谈・上)

为进一步发挥中国史学科在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推动中国史一流学科建设的协同创新与全面提升,2022年8—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主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办了“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线上系列讲座,由各成员讲授自己的最新成果与研究感悟,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系列讲座取得了较大的反响,为进一步总结讲座的成果,推动中国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经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同意,我们以笔谈和专题论文的形式,分两期刊发中国史评议组老师们的精彩讲座内容和最新研究。本期刊发的是荣新江、卜宪群、冯胜君、王日根、吴义雄、侯旭东、林文勋七位老师的笔谈以及郑炳林、王利华两位老师的专题论文。

“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笔谈·下)

为进一步发挥中国史学科在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推动中国史一流学科建设的协同创新与全面提升,2022年8—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主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办了“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线上系列讲座,由各成员讲授自己的最新成果与研究感悟,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系列讲座取得了较大的反响,为进一步总结讲座的成果,推动中国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经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同意,我们以笔谈和专题论文的形式,分两期刊发中国史评议组老师们的精彩讲座内容和最新研究。上期刊发的是荣新江、卜宪群、冯胜君、王日根、吴义雄、侯旭东、林文勋七位老师的笔谈以及郑炳林、王利华两位老师的专题论文。本期刊发的是孙江、马敏、章清、李帆四位老师的笔谈。

20世纪初的欧洲史学理论与中国史研究——以福兰阁的王安石研究为例

20世纪初,欧洲的中国史研究从汉学的一个分支进而奠定起独立的学科地位,19世纪发展成熟的历史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历史学为原本从属于汉学的中国史书写提供了标准进程,由历史问题引领、建立在严格的史料批判基础上、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分析工具的新范式逐渐确立。福兰阁是19、20世纪之交新型学院式汉学家的代表人物,他将德国历史主义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史研究,搭建起欧洲史学理论与中国史研究之间的桥梁。福兰阁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研究集中体现了新范式的特点,通过对王安石等杰出人物的观察,他提炼出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这一议题,并以演化的方式追踪其在历史时间秩序中的外在表现,发掘其对“现代”中国的影响。

近代以来韩国学界中国史研究述评

近代韩国的中国史研究体系,在日本殖民统治压迫下萌芽,伴随“光复”起步发展,并在战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迎来繁荣期,最终于20世纪90年代步入成熟期。其研究脉络不仅吸收中国传统史学宝贵经验与诸多治史理念,也融合了近现代实证主义史学的研究特色,其研究领域从朝鲜民族本位的“脱殖民史学”端启,逐渐扩展至中国史研究的各个层面,呈现出全面化、分门化、细节化的趋势。特别是,“闵斗基学派”编修、出版的《讲座中国史》,则成为繁荣时代的代表著作。本文通过考察近代以来韩国学界的中国史研究发展脉络及不同阶段的特征,为新时代中国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带来启示。

黄宗智中国史研究的特点析论

黄宗智作为当前美国中国学界一位影响力巨大的学者,其中国史研究洋溢着显著的特点:深刻的辩证反思;改造基础上的广泛借鉴;深入中国实际的研究;研究领域的转换;研究历史与理论建构相结合。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史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之路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下,作为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中国史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迎来了新的改革契机。山西大学中国史课程体系在原有"人文基础理论平台课程+研究型课程+实践型课程"三结合体系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研究生对中西方传统经典原著的阅读和讨论,优化具有国际视野和本土特色的课程群。"走向田野与社会"体现了研究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理念,实现了人才培养由知识传授向方法传授、能力培养的转变。同时,将地方史的内容引入历史教学,能起到唤起研究生的记忆、体验与经验的作用,使研究生触摸历史、感受社会、思考生活。

台湾地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状况

中国台湾地区对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台湾当局对新中国极尽攻击之能事，台湾史学界对中共党史、新中国历史评价的调子也普遍低沉，甚至把中共党史说的一无是处，把新中国描绘得漆黑一团。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史研究中的后现代倾向

在历史领域,后现代主义通过对现代西方史学及其历史观念的全面批判与反思,使人们日趋看到在现代性遮蔽下的历 史样貌,并逐步建构出一个后现代的历史观与方法论体系。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些具有明显后现代倾向的中 国史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将其史学实践与理论体系进行双向分析的可能。从此路径,我们大体可以窥见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史领 域所具有的问题意识、研究视角以及应用的界限与限度。

中国史研究应有世界的眼光

随着新旧世纪交替的临近，在史学界悄然兴起一个新的“热点”，即为数不少的史学工作者将热切深邃的目光投向与世纪同行的２０世纪中国史学。人们希冀通过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近一个世纪的中国史学所走过的风风雨雨、荣辱沉浮、艰难曲折之发展历程的认真回顾与思考，以使中...

谷川道雄的中国史研究之路

谷川道雄是世界著名汉学家,日本“京都学派”历史学领域当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青年时代,为寻找国家与个人命运的方向踏上中国史研究之路,并接受马克思主义。一生同情中国民众的立场成为他史学的情感起点与道德关怀。独立思考、重视史料的治学原则使他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谷川史学,其“豪族共同体论”和“非封建的中世论”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的影响。他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生涯中,完成了从世界史的普遍性到中国史的特殊性,又由中国史的特殊性到世界史的普遍性,对战后日本中国史学模式的两次超越。晚年的谷川道雄致力于中日学术交流,培育人才,并勾勒出未来中国史研究的方向。

中国史研究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探讨

研究生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即学生独立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一方面在理论学习与论文写作中引导学生注意史实与理论的结合,在区域或个案研究中具有整体意识;另一方面在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中改变旧有的教学方式,提倡积极主动参与式的教学,鼓励学生带着问题参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有效地提升自己。

对中国史研究若干认识误区的思考

本文认为中国史研究中围绕“传统与近代”、“增长与发展”、“边际效益递减”与“资源配置劣化”等问题存在一些思想认识上的误区 ,特提出加以讨论和澄清。主张坚持“求实”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 ,认为只有以之为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武器和思想武器 ,方能彻底走出旧的误区 。

“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走向”学术研讨会纪要

2015年10月17日至18日，由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和《史学月刊》编辑部联合举办的“当代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与新走向”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开封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辽宁大学、河南大学等单位的30余位学者与会。

内藤湖南“时代区分论”与日本二十世纪中国史研究

内藤湖南中国史研究的理论核心是以文化为标准界定中国历史分期的时代区分论。日本二十世纪的中国史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围绕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的展开与深化。从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及其相关论争,可以窥测二十世纪日本研究中国史学的若干特点与动态。

筑牢中华文化发展根基 维系中华民族精神纽带——“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系列讲座综述

为进一步发挥中国史学科在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推动中国史一流学科建设的协同创新与全面提升,2022年8月1日至9月2日期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中国史学科评议组主办、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办“中国史研究的传承与发展”线上系列讲座,共15讲,由各成员讲授自己的最新成果与研究感悟,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

理论与研究:对改革开放以来大陆中国史研究的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大陆中国史学界越来越多地将各种理论应用于中国史研究。由于研究者的水平参差不齐,对所使用理论多是一知半解,生搬硬套。这对于重构史实并无实质性帮助,甚至影响对历史的客观认识。理论本质上是一种研究的工具,在研究的过程中是否适用理论,关键看其适用性。在具体的研究操作层面,学人对待理论要有"学术自觉"和"本土意识",这更有助于推动中国史研究。

美国学者魏斐德的中国史研究

魏斐德（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Ｅ．ＷａＫｅｍａｎ，Ｊｒ．）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著名中国史学者。他的代表著有：《大门口的陌生人》（１９９６）、《中华帝国的衰落》（１９７５）、《伟大的事业：满洲在１７世纪的中国重建帝国秩序》（１９８５）和《上海的侨居者》（１９９２）等多部。魏斐德的史学思想和观点代表着当代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发展趋势。由于他在中国史研究中的突出成就以及他在教学与社会活动中的献身精神和组织工作才干，１９９２年魏斐德被推举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

西方学者中国史研究对我们的若干启示——以民族史为重点

西方学者对中国诸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分为汉学和中国研究前后两个阶段；1980年代以来，受西方人文学术转向的影响，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与此前又有了些变化。每一个阶段，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包括民族史的研究都对我们有很多启示。汉学运用的审音与勘同方法是民族史研究者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中国研究理论的丰富性、研究角度的独特性和多学科的综合方法值得我们借鉴。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研究的新转向，特别是人文思考回归的趋势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也给了我们不少启迪。

略论二战结束以来日本的中国史研究

二战结束,在民主主义的社会环境之下,重新回到学术轨道上来的日本中国史研究,先后经历了重建中国史学、注重实证和具体问题深入研究为特征的平稳发展时期以及以研究对象细化、倡导新理论、重视方法创新为特征的继承与创新时期这样三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