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最新数据,筛选出1 008份灵活就业人员样本,统计灵活就业人员人口特征,评价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障满意度,发现灵活就业人员的劳动权益保障存在劳动收入水平较低、劳动时间较长、劳动合同签订率较低、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和劳动福利缺乏等问题。在分析法律、政府、企业、灵活就业人员本身原因的基础上,文章提出提高相关法律适用性,健全政府制度保护网,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以及提升灵活就业人员就业能力等针对性对策。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通学行为差异分析

通学出行是儿童日常生活和家庭通勤出行中的重要活动,通学方式决策对于儿童通学的安全、便捷以及城市交通系统优化等具有重要影响.基于2020年展开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多项logit模型研究个体属性、家庭特征、学校属性及地理特征因素对通学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地理特征因素对通学方式选择的影响最大.东部地区的学生更倾向于使用机动交通方式和自行车;西部地区学生更倾向于步行;东北地区学生则更倾向于机动交通方式和校车.农村乡镇和小城市的电动车通学比例明显高于大中城市,且农村乡镇使用校车的概率也更高.全国范围内,私立学校学生使用校车的可能性是公立学校学生的3.3倍.此外,研究还发现个体属性和家庭特征也对通学行为具有影响,如肥胖儿童更加依赖校车和电动车;性别对通学方式选择没有显著作用;家庭规模越大,越愿意步行通学.从促进主动出行、改善交通公平性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体育锻炼与抑郁的关联--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的微观证据

本研究旨在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数据,探讨体育锻炼对抑郁的影响,并分析其在不同教育阶段、年龄层次、婚姻状况以及其他社会因素下的差异。借助量化研究手段分析两者间的关联。结果表明体育锻炼对抑郁具有显著负相关即锻炼有助于缓解抑郁。负相关性在初等教育阶段最为显著,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则呈现一定复杂性,但仍保持显著负相关;锻炼对抑郁的调节作用随年龄增长而增强,特别是60岁以上群体效果最为显著。此外,锻炼对女性、缺乏医疗资源、离婚或丧偶、西部地区等特定人群减轻抑郁的效果尤为明显。本研究验证了体育锻炼在降低抑郁上的普适性且发现锻炼对抑郁的影响在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中存在异质性。

以城乡视角测度与分解多维相对贫困——基于双界限法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运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双界限法分别对城市和农村地区贫困进行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从各指标的贫困发生率来看,2018年全国受教育年限、慢性病以及自评健康状况指标的贫困发生率较高,成为除收入外影响贫困的重要因素。随着k值增加,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率与多维贫困指数呈下降趋势,平均剥夺份额呈逐渐增加的趋势。以k=3/9为例,农村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为56.60%,平均剥夺份额及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0.473 0和0.267 7,城市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为30.91%,平均剥夺份额及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0.483 2和0.149 4;从指标分解来看,城市多维贫困中贡献率排前三位的为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均收入以及恩格尔系数,分别为47.50%、24.43%、6.65%,农村多维贫困中贡献率排前三位的为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均收入以及做饭燃料,分别为51.56%、14.41%、11.69%。农村家庭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多维相对贫困的深度和广度均高于城市家庭,不同维度指标对城乡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各有差异。由此可得,教育的不平等最容易导致家庭多维相对贫困,要解决城乡多维贫困的核心问题,应优先解决教育致贫问题。收入依旧是影响城乡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因素。

大型追踪调查追踪规则的影响研究——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为例

在追踪调查中,追踪规则决定项目实施难度、样本规模和代表性,进而影响面板数据质量,但其作用常被忽略。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为例,从样本规模、家庭结构及应答率三个维度,对不同追踪规则设定所产生的影响展开探讨。研究发现,纳入新分裂家庭可抵消样本流失导致的规模递减的负面效应,有利于捕捉中青年群体和儿童所在的家庭;连续无应答样本存在逆转的可能,无放回移除会导致追踪样本快速消耗,并损害样本代表性。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理念与实践

为了让研究者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有更多了解,本文从四个方面介绍其背景和特色。在设计理念上,CFPS以个人和家庭为研究主体,以多层次问卷和跟踪性调查为研究视角,充分考虑了社会现象的异质性、复杂性和时间性;在调查实施上,CFPS采用城乡一体的多阶段、内隐分层和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借助先进的调查技术提高访问质量,设计了兼顾研究需要和可操作性的追访原则;在问卷内容上,CFPS不仅涵盖内容广,而且在整合城乡问卷,收集家庭关系、人口流动、事件史、认知能力和少儿发展等相关数据上也均有长处;在数据上,本文以经济不平等、婚姻变迁、认知能力三个方面的数据研究为例,展示了CFPS的追踪设计和特色内容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的潜力。

收入流动、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

利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农户数据,在考察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现状的基础上,使用kakwani个体相对剥夺指数和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收入流动、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可发现:随着时间的变化,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惯性率整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不同收入群体的收入流动性存在差异;收入向上流动能够显著缓解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而收入向下流动则会加剧其收入不平等。社会资本积累能够有效缓解收入流动不足引致的收入不平等,表现为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居民就越容易实现增收,而社会资本不足容易引致收入不足,进而加剧农村居民收入不均等。在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的背景下,增强农村居民社会资本、防范弱势群体收入向下流动,成为降低收入不平等的关键。

人口结构与家庭债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证据

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微观角度探讨家庭人口结构对家庭借贷需求及其债务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1)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家庭借贷需求正相关,即老年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将促进家庭债务的累积。(2)少儿人口抚养比与家庭借贷需求负相关,少儿人口的增加反而将抑制家庭借贷市场的发展。(3)小型化的家庭更趋于借贷。(4)人口结构的变动主要借助收入分配这一机制作用于家庭借贷需求。

家庭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与收入水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和2016年两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验证了家庭受教育水平和健康水平对家庭层面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切米雷泽鞅转化技术计算统计量,判断出2012年和2016年模型在不同分位点处于位置漂移关系,家庭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地区、城乡、家庭人均年龄因素是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的原因,其中家庭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的提升给高分位点家庭带来的绝对回报高于低分位点的家庭。

我国退役军人保险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一、引言退役军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服役时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退役军人保障的相关工作。2019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见》指出,要解决退役士兵未能及时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或因各种原因中途断缴等在享受养老、医疗保障待遇时面临的困境。同年7月5日,财政部等印发的《关于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指出。

“互联网+”驱动下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立足于数字经济深刻影响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互联网+"驱动下数字经济的增收效应。研究表明,"互联网+"驱动下的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该结论在运用Heckman模型、处理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等实证策略纠正潜在内生性问题及通过一系列检验后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城市家庭,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家庭的增收效果更显著;中间收入阶层是数字经济的最大受益者,对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影响相对较小。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互联网+"驱动下的数字经济通过提升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的重要程度进而增加收入的渠道显著存在。门槛回归分析表明,随着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收入的正向作用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型特征;现阶段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增收效应大于数字产业化的增收效应。因此,应加强现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充分发挥"互联网+"驱动下数字经济的增收作用。

互联网使用具有幸福效应吗——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分析

互联网快速发展对我国居民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采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与居民幸福感正相关,居民使用互联网能令其幸福感提高14.1%;采用工具变量法与稳健性检验进一步研究发现,居民使用互联网的幸福效应依然显著;居民个体差异会影响互联网使用的幸福效应,农村、男性、低龄及中低教育阶层居民能获得更高的幸福感。因而应改善互联网设施,普及互联网教育,提高互联网普及率,以有效提高我国居民因使用互联网而带来的幸福感。

养老保险、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相对剥夺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使用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探讨养老保险对农户收入相对剥夺的影响以及农地流转的调节机制,以期为有效识别养老保险影响农户收入分配的可靠机制提供证据。研究发现:农地流转总体上抑制了农户收入相对剥夺,参加养老保险对农户收入相对剥夺也具有显著的缓释效应;相比未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户,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户更容易通过农地转入来提升其农业兼业收入,“部分地”间接降低农户收入相对剥夺水平。对于有老年人的家庭而言,领取养老金抑制了农户收入相对剥夺,且通过改变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间接影响农户收入相对剥夺;农地转入能够显著降低有老人家庭的收入相对剥夺。本研究为在后扶贫时代强化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融合,推进“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

农村父母关心幼儿教育程度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十四五”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背景下,为解决学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农村父母家庭教育缺位等问题,提升农村父母关心幼儿教育的程度,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数据,综合家庭维度、学校维度、个体维度变量,构建多元有序Logit回归模型分析,并以性别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初步回归结果发现,出现以下几个变量如当幼儿学校所在地为村镇、每月发生一次代际分歧、幼儿年龄增加、幼儿为男童时,农村父母关心幼儿教育的程度较低。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得到,村镇学校对农村父母关心教育的负面影响,仅在女童家庭中比较显著;代际分歧、年龄增长对农村父母关心教育的负面影响,仅在男童家庭中比较显著。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字词测试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大型综合性调查经常包含认知测试部分。基于控制调查成本以及降低数据缺失率的要求,大型调查中的认知测试设计一般较为简洁,在这种情况下,其信度和效度可能受到影响。本文运用经典测试理论和项目反应理论两种方式来分析"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字词测试的信度和效度。我们还同时比较了3种计分方法,它们分别是原始分计分法、最难题计分法以及基于项目反应理论的计分法。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字词测试信度较高,其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良好。3种计分方法结果的相关度很高,在分析截面数据时没有实质性的差别。

增收还是返贫?家庭创业对农户收入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本文就家庭创业对我国农户收入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讨与实证检验。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我们发现选择家庭创业能够显著地改善家庭收入状况,对农户减贫有积极影响。同时,家庭创业对农户家庭纯收入的正向影响会随家庭纯收入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影响,具体表现为家庭创业对收入增加的影响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更加明显。在当前巩固脱贫成果,防止脱贫人口返贫的背景下,本文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体育锻炼参与行为对大学生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实证分析

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对其日后的社会资本积累产生着一定的影响,例如成年人体育团体与非体育团体的形成等。尝试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20年数据为基础,将大学生社会资本置于体育锻炼参与的特定领域,通过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和信任2个维度进行分析,并对体育锻炼参与行为对大学生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体育锻炼是通过参与、社会互动等来创造和积累大学生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

社会治理绩效评价与政治信任——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的工具变量分析

政治信任是政治支持的重要层面,能够为政府治理提供重要支撑。关于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绩效评价和政治绩效评价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在社会治理绩效评价维度侧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对政府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治理绩效关注不够。从社会治理绩效评价角度,来分析制度绩效评价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使用工具变量分析方法处理治理绩效评价变量对政治信任影响的内生性问题,可以发现,民众对当下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治理绩效评价越高,其对各级政府的政治信任水平就越高。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及时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纾解社会矛盾,有助于维持民众的高水平政治信任。

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估计

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三轮数据(2012年、2014年、2016年),本文对中国基督徒的规模进行了探讨。首先,本文区分了“公开的基督徒”和“隐藏的基督徒”,前者是指在问卷调查中承认自己基督徒身份的人,后者是指不愿意承认自己信仰基督教,但通过其宗教实践以及改变对信仰的提问方式这两方面的数据,可推断其基督徒身份的人。通过对三轮数据的分析,本文估计我国大约有2829万名“公开的基督徒”和近1167万名“隐藏的基督徒”,因此可以认为,2016年我国基督徒大约有3997万人。本文还区分了“名义的基督徒”和“虔诚的基督徒”,前者是指三次调查中只要有任意一次愿意承认自己基督徒身份或信基督教的上帝的人,这部分的规模约有3969万人;后者是指相关宗教实践频率为一月两三次及以上的基督徒,这部分大约有2115万人。

反思“农村西方宗教热”:迷思还是事实?——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分析

以修远报告为代表的“农村西方宗教热”观点认为,西方宗教在我国农村地区,尤其在北方农村占主导地位;农村地区的一些结构性因素导致西方宗教更易于传播。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了当代中国农村西方宗教的发展现状。研究发现,从农村内部传统宗教和西方宗教发展的对比来看,传统宗教规模更大,整体上不存在西方宗教独大的局面,只是由于两类宗教的管理制度、组织方式和习俗特点的固有差异,西方宗教的可见度更高,造成了“农村西方宗教热”的印象。从城乡对比来看,西方宗教在信徒的规模及其增长、宗教实践活跃度、组织化水平、对宗教重视程度等方面都没有表现出在农村的热度高于城镇。从广东与河南农村宗教的对比来看,前者以传统宗教为绝对主导,后者是西方宗教与传统宗教平分秋色。整体而言,“农村西方宗教热”的说法是一个迷思而非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