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公众的“中国崛起”认知:基于“寰球民意指数”(2023)的实证分析

以“寰球民意指数”(2023)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客观评估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公众对“中国崛起”的现状认知、潜力认知、态度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崛起”在印尼公众心目中已成客观事实,印尼社会高度认可中国的未来发展潜力,并对“中国崛起”持乐观友好态度。印尼公众的双边关系认知、华人群体认知、南海问题认知及媒体接触频度对“中国崛起”现状认知具有显著影响,印尼公众的双边关系认知、“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南海问题认知与“中国崛起”潜力认知显著相关,印尼公众的经贸往来认知、“一带一路”倡议认知、华人群体认知及南海问题认知显著影响其看待“中国崛起”的态度。

“中国崛起顶峰论”:特点、危害以及应对建议

近年来,西方政客、媒体与智库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中国崛起顶峰论”,认定中国崛起已到顶峰,唱衰中国发展前景,打压中国增长预期。这种论调对中国的冲击在部分经济领域正在奏效。本文梳理了新一轮“中国崛起顶峰论”的特点、叙事以及当前造成的危害,认为眼下当务之急是坚持深化改革、全方位对外开放、做大经济蛋糕、提升民众普遍收获感,用事实回击“中国崛起顶峰”的谬论。同时,在领导力、思想及财力等方面做好与美西方舆论对冲的准备,打好反攻心战、反围剿战。

马克思生产率优势演进理论与中国崛起之路

社会主义消灭了生产方式利益对立的制度基础,解放了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创造了科学无限发展和应用的广阔前景,本质上可以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率优势。马克思生产率优势演进理论揭示了生产力发展、产业演进和企业竞争的本质,从生产率优势演进的历史趋势诠释了中国崛起的机制和路径。有效的市场和积极善为的政府是关键,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了政府职能和市场作用,政府培育和累积生产要素优势,推动生产要素优势转化为产品、企业和产业生产率优势,市场发现和配置优势的要素资源,参与国际分工,造就了不同生产率优势层次的发展机遇,推动竞争优势不断演进。有了奋进的方向和探索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复兴之路,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中国人民的前进道路,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一定会如期实现。

中国崛起背景下侨务公共外交的功能、限制因素及对策

侨务公共外交有助于解释中国的政治文化,传递和平崛起的战略信念;提升文化软实力,传递中国和合文化的价值理念;传递共赢互利信号,推动中国对外经济互惠合作。然而,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大量的新移民及其经济行为引发当地主流社会的焦虑,西方对华存在负面的舆论导向,部分华人精英对中国社会性成长存在反向意见。优化侨务公共外交政策,一是通过构建和谐侨社,推动新移民与当地民众的族际沟通;二是巧用涉侨信息交流平台与华文媒体,加强对中外合作项目的普惠性宣传;三是建立互访机制,发挥华人精英的双重文化背景及解读中国政治文化的独特作用。

语料库元信息视角下的中国学术界在“中国崛起”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分析

本文通过统计自建英语学术文本语料库的元信息数据,结合国际学术话语权分析框架,从学术话语权的权利和权力两方面对中国学界在“中国崛起”研究领域的国际学术话语权进行了分析。权利方面,主要包括撰写论文、出版专著、参加会议的权利;权力方面,主要包括引领学术、评定成果、影响实践的权力。研究发现,中国学者在权利方面,较好地行使了撰写论文和参加会议的权利,但出版专著的权利发挥不够充分。在权力方面,中国学者的学术引领力、成果评定力、实践影响力较之海外学界仍有一定差距。

“中国崛起顶峰论”辩驳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影响,中国与世界其他经济体一样发展速度放缓,“中国崛起顶峰论”伺机泛起。西方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宣称:“40余年来中国的崛起已经见顶,永远也追赶不上美国。”深入揭示“中国崛起顶峰论”在研究方法、常识逻辑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和谬误,有助于我们认清西方唱衰中国的真面目,深刻认识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从而把稳思想之舵、坚定发展信心,沿着正确的道路砥砺前行。

“他者化”的陷阱:英美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崛起(1990—2019)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为代表的英美主流媒体,对中国崛起的他者化书写,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完成:(一)浪漫化他者。浪漫化他者,生成于对他者的异域化想象,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报道中,这种浪漫化书写主要表现为,将中国崛起描绘为一个超越性的新生力量或帮助自身摆脱困境的希望所在。(二)刻板化他者。相比对他者的“浪漫化”改造,“刻板化他者”充斥着明显的“他者嫌恶”情结。在这个过程中,刻板印象发挥了重要的形塑作用。在报道中,重新激活西方历史上有关东方和中国的固有成见,是其最为惯用的伎俩。(三)异己化他者。出于稳固自我身份的需求,他者被故意建构为一个具有威胁与挑战意象的“异己”存在。面对上述书写,我们既要看到这些叙事背后折射出来的西方想象,更要看到其背后的合作机制与利益选择,我们的自我认知以及与西方现代性的对话才不会受影响。

中国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研究

围堵与反围堵是世界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常态。本文立足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原理,运用地理学的空间相互作用和区位选择等理论,探讨中国在和平崛起过程中权力一利益半径外延的必然性、与本文为竞争利益空间而发生的全球性战略互动,以及由此诱发的周边地缘风险。作者指出,由于区域的非均质性,中国向外实现战略突破时只能依循非均衡路径,即集中优势资源在空间阻滞效应较弱、"投资"回报较高的局部地区率先实现突破,并以此为"极轴"向其他地区辐射战略影响。在全球层面上,由于综合国力的结构性缺陷,目前中国宜把战略资源优先投放到"低政治"领域,运用渗透性较强的经济手段,争取尽快在非洲、拉美与西欧等地获取必要的战略立足点;而在区域层面上,中国应追求在"高政治"领域有所建树,选择与中国在地理上接近、文化亲缘性较强、战略互信度较高的国家进行对外拓展,如:巴基斯坦、缅甸、蒙古、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地缘战略。

龙的翅膀与爪牙：西方主流电视纪录片对“中国崛起”的形象建构

本文使用"再现"理论与叙事学方法,对近年来西方主流电视媒体制播的11部(共24集)以"中国崛起"为题材的电视纪录片进行文本分析,尝试解读西方主流电视媒体对中国国家形象加以建构的意识形态机制。在文本分析的基础之上,勾勒西方电视纪录片对中国形象的主要叙事模式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在特定的国际社会与文化语境之下对其加以阐释。

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

中国崛起与全球安全治理转型是21世纪初国际关系领域两个备受瞩目的全球性现象。文章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安全制度安排和安全规范设定为主要分析路径,以全球政治安全治理和全球经济安全治理为主要分析单元。一方面,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可分为"单边全球主义"和"全球单边主义"两个阶段,并且每一阶段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均可分解为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政治规范和经济规范四个领域;另一方面,运用比较研究法,对各个时期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上述四个领域所体现出来的差异性进行剖析,可以发现,这种差异性集中表现为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转型,崛起的中国在此次转型过程中开始发挥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的作用。在传统全球安全治理体系陷入危机之时,中国崛起在相关领域所带来的制度效应和规范效应正在逐渐潜移默化地嵌入到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中国的政策和实践也将相应日益形成规范化的趋势。

“中国崛起”在美国大报中的话语建构——一项语料库语言学方法辅助下的批评话语分析

论文以功能语法为分析框架,对文化关键词"rise"在自建语料库中的索引行进行精细的话语分析。研究发现,美国大报中"中国崛起"的话语建构主要采用了四个策略:肯定的归一度、"现在中的现在"的时态、明确断言和客观化情态隐喻的结合、超大比例的名词化隐喻。这说明,美国非常确信中国现在尚未完成崛起,但是已经处于"起飞阶段"的过程之中,而美国却正处于大衰退的阴影之下。因此,美国似乎在有意误导受众高估中国的崛起,从而为遏制中国的战略造势。批评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和功能语法可以通过共同协作加强和拓展彼此的研究。

中国崛起、对外关系法与法院的功能再造

中国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新近实施了一系列可以被认为是蕴含着新的重大司法政策的措施,即中国法院试图通过强化参与对外关系助力中国的和平崛起,从而实现中国法院的功能再造。对外关系法框架不仅为中国的这些最新司法实践提供了整体性的解释,更重要的是为推动中国法院进一步参与对外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与比较法借鉴。中国特殊的对外关系法角色结构可以有效降低法院参与对外关系时可能存在的风险,同时使中国的法院发挥许多其他国家的法院所不具备的功能。不过,强化中国法院参与对外关系还需要观念、制度与机制等方面的支持。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重塑——兼论中美权力转移下的冲突与包容

美国一些学者和政客认为,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本质上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而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利益决定了其对华政策和太平洋战略。中国绝不希望中美交恶,也不希望世界体系发生动荡,把握中国和世界未来前途命运的关键是如何处理非均衡的大国关系,特别是与现存超级大国的关系。把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与中国崛起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必将为中国与人类的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开辟广阔光明的前景。

30年国企改革与中国崛起

中国改革开放悠悠30载,所涉难题无数,最难莫过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经济对于中国社会生存、发展和进步的基础性作用,决定了中国国有企业的生存发展状况对整个中国社会及其上层建筑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中国,搞好国有企业改革不仅是一切经济改革工作的核心和关键,而且国企改革的成败还制约甚至决定着整个社会、民族的命运发展。

周边环境变化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英文)

Changes in China’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riginate from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that are deeply engrained in the region. the chief contradiction lies in the rapid change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s surrounding countries. China needs to strategically reposition its relations with extra-regional powers and its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resistance to its rise at the tactical level.

中国崛起与国际体系互动关系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中国的发展和强大离不开国际体系,同时,也将对国际体系产生重大影响。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正经历经济全球化、世界格局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文化多样化的历史性转型,这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也将积极促进国际体系的规则、结构、机制和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从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日本知识界对中国崛起的认知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几经起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双方认知差异或者政策误读所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发生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日本的实力相对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必须重新调整思维,深入了解和倾听彼此的关切。只有这样,中日关系才能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据此考虑,本文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收集和第一手的访谈记录,从经济与军事、中美日三边关系和东亚区域合作等多个关键视角,展示和分析当前日本知识界对中国崛起的观点论争。

中国经济新常态与中国崛起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两个内涵经历改革开放后35年的高速成长，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若按购买力平价指标，2014年10月10日，中国的经济规模已超越美国；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12月31日中国在同一口径超过美国。按照汇率指标测算，中国经济将在2020年前后超越美国。

论中国崛起的国内外环境制约(上)

文章从经济总量、综合国力与国家安全系数的关系 ,全球化、国际产业转移和中国市场潜力的关系 ,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的关系 ,国际体系、国家主权和国家制度建设的关系 ,国家认同、凝聚力和文化软力量的关系 ,军事实力、战略威慑力和总体实力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中国 5

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分析视角

中国的崛起开启了东亚权力结构变迁的进程,并导致地区秩序调整变革进入一个活跃期。东亚政治力量分化和秩序重组的核心要素是中美关系,中美的彼此态度取决于两国的战略利益和大国关系定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以非对抗、非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特征,其为东亚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保障地区的安全稳定提供了新思维和新视角,也为深化东亚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提供了典型范例。通过对以往国际关系中的大国关系之比较,可以发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新的内涵及质的规定性,其有别于国际关系中的英美关系、美苏关系及美日关系。中美两国经济利益已形成深度的相互依存,有利于两国培育更深厚的"共同利益观",也是新型大国关系可行性的基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为亚太的和平稳定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是中美大国的共同责任和利益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