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书写中的当代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评析

中国当代文学界第一本当代文学史编写史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编写史1949—2019》,较为创新地以编写史视角进入当代文学史场域展开史学研究。作者曾令存以编写史研究者的身份探寻文学史编写镜像中的“当代史”,试图辨晓70年当代文学史中文学“史”与“文学”史互为辩证的关系。同时作者在编写史的视域中一方面嫁接不同时代背景下当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之间的关系,以结构的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开展学科研究;另一方面又不断挖掘当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自我解构”的特性,促使当代文学史在共性的网格中另展“新颜”。作者通过编写史中当代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的“互文”关系,将当代文学“当代性”作为研究契机,展现文学史中“另类的”当代文学史面貌。

编年史体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

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史,往往以某种史观为主导,选择和汰除历史对象,建构出清晰流畅的文学史叙事。但是,这种当代文学史的客观、真实、可信品质日益受到怀疑。编年史体例不凸显史学主体在历史编纂中的宰制作用,不损害历史本体的客观性和丰富性,比较接近历史的原初状态,可以重建人们对历史的信任,因而在世纪之交成为一种应运而兴的文学史范型。同时,编年史体例注重辑录史料,推进了当代文学的史料学,有助于维护和巩固年轻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但是,传统的编年史琐碎散乱,缺乏历史叙事必要的系统性和整体性,需要吸纳众长,重建"现代版"的新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范式。

文学史体例与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

在传统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中,条块式体例数量最众,但是,过多史著偏爱一种体例,是造成当代文学史给人"相似"、"雷同"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1990年后,一部分文学史家有效利用新的研究成果,强调文学史的体例突破,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未来的当代文学史体例创新,需要在立足本体需要的基础上,从古代史著中吸收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等体例的成熟经验,编纂编年体史著,发展描述型文学史,实现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多元发展目标。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下沉期”

一今年,是中国当代文学史70年,是整整一个历史单元。因为有了历史长度,我认为当代文学史研究开始进入“下沉期”。什么是“下沉期”?它指的是一个评论对象变成了研究对象,它的位置下沉到了能够做历史研究的状态,比如“十七年”文学。在这个领域,洪子诚的《材料与阐释》,黄发有的“十七年”文学传媒研究,张均的“十七年”报刊史研究,王秀涛的“第一次文代会始末”的档案研究,是值得注意的成果。张均的这项成果是专著《中国当代文学报刊研究(1949-1976)》,王秀涛的成果是专著《第一次文代会与当代文艺的发生》,两部著作拟编入程光炜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第三套“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预计2020年出版。还有吴秀明、袁洪权、易彬、斯炎伟、赵卫东等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在七八十年代之交这个点,黄平的新时期文学“起源”研究,李建立的《今天》杂志研究,也是新看点。从这些研究成果来看,“材料”开始作为“史料学”的骨干部分被重视;“材料”的历史可信度在增加。

开放性·互动性·双重主体性——“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改革模式初探

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在经历了近 5 0年的发展历程后 ,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教材滞后、教学方式陈旧、脱离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等问题正越来越严重地束缚着这门课程的健康发展。可以说 ,对这门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已是势在必行。而开放性模式、互动性模式和双重主体性模式的教学改革 。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理论与实践

中国当代文学已走过60多年了,但对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近年才起步。由于中国当代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在进入系统的学科史整理和研究前,有必要对学科史涉及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深入清理,这不仅关系到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成熟,还会增进我们对当代文学与社会关系的深入理解。为了更有效地展开讨论,本文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与90年代,并选用人民性、文学性与历史化作为考察三个时期文学史写作的核心关键词。

当代旧体诗与文学史正义——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编为研讨平台

"文学史正义"属文学史观范畴,作为对给定语境的文学史述的观念预设,它实是一种有方法论效应的导向性研究框架,当它设定了楔入文学史的价值视角,也就会衍生出史家甄别与评判相关作家、作品暨思潮的尺度,就有怎样的文学史编撰。以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为例,讨论本土语境的现代文学史观;以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编为研讨平台,纵论当代文学史观;以陈寅恪、聂绀弩、王辛笛为典型,略论当代旧体诗创作与当代文学史述的重大关系,以及"文学史正义"对当代中国学界的启迪。

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以“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为例

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进程经历了最初的"现象化"状态、1980年代的二元对立思维下的"否定性"对象化状态和世纪末以来"文化研究"语境下暧昧、矛盾和固化状态。贯穿在这一"历史化"进程之中的是历史认识论的不断改变。具体表现为"历史预设"在不同语境下的"建构—拆解—再建构"的过程。但真正合理、有效的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要完成这一"历史化"进程,尤应注重对历史进行"陌生化"处理,注重差异和知识谱系的整理,并采用"效果史"的历史思维。历史认识所要抵达的深度,是完成某一历史阶段的精神确证和沉淀。

论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从《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到《中国当代文学史》

本文通过考察三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著作 ,探讨十七年文学是怎样被一代又一代的撰史者构造出来的 ,文学史叙述与意识形态 ,价值观念 。

历史的“观念”、“叙述”与接受反映——从大学课堂教学看“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编撰问题

作为'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分支,'中国当代文学'无疑会因其开放性而成为一门最具活力同时又最不稳定的学科。虽然,对于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

从夏志清到司马长风:作为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资源

考察20世纪70—80年代以后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离不开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他们的文学史观念、文学史结构方式,以及对作家作品的取舍,已成为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写作资源的重要构成。但对于这种情况,学界长期以来关注比较多的还是80年代以后内地的状况和中国现代文学领域,而忽视了他们对中国当代文学和海外的影响。从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征用资源的角度,重新梳理夏志清与司马长风文学史写作中的相关问题,应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构成。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状况与编辑策略

研究者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编撰深感兴趣,却没有对已经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进行梳理,以至于出现了以讹传讹现象。基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论文检索中国当代文学史图书出版题录270种,考察已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周期、编撰方式、图书命名、内容体例等各方面的特征,有利于研究者深入认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状况与编辑策略。

当代文学史写作:方法、可能与限度——以洪子诚著《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中心

《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重写文学史"的重要成果,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独立的学术品格。但它作为"历史中间物"也有着缺陷和不足:在叙史过程中,"当代文学"的内涵从"话语形成"到"自然时空"的转换,使其"下编"止于浮泛评述;以"一体化"的实现和解体作为叙史情节结构和文学史观,既显示出史识的洞见,又对复杂的文学情境造成了一定的遮蔽。

改革进程、国家形象与中国故事——兼谈重述1978年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可能性

近年来，“中国故事”较为频繁地出现在当代文学批评中，如何将其从被零星、宽泛、模糊使用的词语转变为具有包容性、阐释力、生命力的批评话语和概念，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多义性的诠释”不是脱离文本的随意阐释——为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指瑕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被视为当代文学史研究在90年代以来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标志性著作",毋庸讳言,该书在解读、评价《百合花》、《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双双小传》等作品时,多处出现脱离文本的过度阐释现象。

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历史转型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

林曼叔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49-1965大陆部分)》,对我们了解冷战时期,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转折时期的海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具有重要意义。史稿构建了现实主义文学史观,并由此开展了对这一时期一些文学创作的独到评判,初步梳理了这一时期的作家管理机制。但在大陆政治文化生活逐渐"解冻"的历史转型时期,该书的结构模式并没有超越同时期大陆的文学史写作,同时由于过度信奉预设的文学史观念,以至对这一时期一些文学事象的评述缺乏一种历史感和国际视野。同样值得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著者文学史观念与写作实践之间的矛盾和裂缝,对一些文学史问题处理缺乏前瞻性。这也是同时期海外中国现当代文学写作存在的共通现象。

文学史的政治化书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反思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新时期,当代文学史对"审美转向"的书写在受国内政治话语影响的同时与中国参与国际政治舞台吸收不同国际政治话语的决策有关。诸多当代文学史所坚持的"启蒙"并不是纯质的"启蒙",只是一种被政治渗透的复杂多面体。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只有重新认识和评价一些具体和看似平常的问题,才有可能将我们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

知识与控制——论三本中国当代文学史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再评价、再生产和再传播

大学并非只是实施教育的机构,同时也是掌握知识并加以再生产的传播中心。在文学教育方面,大学承担着讲授、评论、组织文学史生产,并将作家作品经典化的一整套程序,在此意义上说,大学教授变成了现代知识的裁判者和传授者,拥有教育体制所赋予的多种权利。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孟繁华、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等三部中国当代文学史著,对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创作所作的再评价、再生产和再传播,发挥了"重说"经典、规范知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