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的中国形象建构比较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

一个国家外交部门的发言代表该国的立场和观点,在国家形象建构中具有重要地位。以三维分析模型为理论框架,以系统功能语法为分析手段,基于语料库对中美外交部门新闻发布会发言人的话语进行实证比较研究,可分析和总结双方发言人的话语特征及其建构的中国形象。研究发现:中美双方发言人在词汇层面的分类系统和情态系统、话语层面的内容选择和互文性策略上表现出较大差异,他们各自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抗疫、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维度的表现,建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建者”和“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的差异性形象。两者建构的结果差异如此明显,其原因在于双方政治理念、经济政策、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等方面客观存在的分歧。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形象的自我建构和他者建构,有必要拓展国家形象塑造的渠道和方式,进一步优化话语策略并改善话语方式。

中国形象的“他塑”:“洋网红”对海外受众认知、情感和行为的影响——基于YouTube视频受众评论的分析

“洋网红”在海外讲述中国故事的现象日益引起关注,他们具备讲述中国故事的“主体间性”,被认为是中国形象“他塑”的组成部分,能够为中国故事的国际传播提供新的可能性。“洋网红”主要使用YouTube平台发布视频,受众观看视频后的评论则直接反映“洋网红”讲述中国故事的传播效果。通过对视频内容和受众评论的分析,发现“洋网红”视频使受众在认知层面产生符号的交融,一定程度上能避免东方主义,改善海外受众对华的刻板印象;在情感层面,对于与社会问题、时事相关的视频,受众容易对视频内容和制作动机产生“对抗式解读”,而对于语言搞笑类、美食文化类视频,受众则基于共通情感实现对话;观看视频后,受众在评论区联结成基于“趣缘”的“微社群”,在互动中对视频内容进行延展,产生了学习中文或游览中国等线下行动意向。作为跨文化的讲述者,“洋网红”拥有双重文化背景和文化身份,具有较为显著且区别于中国本土传播者的优势,可以弱化信息生产者和接收者在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方面存在的错位,有效帮助海外受众降低文化折扣、消除认知偏差和误解,对中国形象建构有着较好的“他塑”作用。但与此同时,“洋网红”的特殊身份也具有一定风险,因而需要对其生产的内容进行适度引导和把关。

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亚留学生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研究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形式。作为全球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留学生对于国家形象的传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依据国家形象四维模型和跨文化适应理论,采用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的研究方法,将中亚留学生眼中的中国形象解构为国家责任感、国家综合实力、国家吸引力、对国家的情感四个维度进行剖析。研究表明,教育经历、接触群体、大众传媒、社会支持和文化接触时间等因素影响中亚留学生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在全球传播的语境下,应着力提升中国媒体和孔子学院在中亚的影响力,通过“课程思政”促进中亚留学生的价值认同,加强他们与中国社会的良性互动,促进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

当代杂技剧的家国情怀及中国形象建构——以杂技剧《聂耳》为例

杂技舞台剧《聂耳》首次以杂技剧形式塑造红色人物,艺术化地呈现了人民音乐家聂耳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在互文性的人物题材中进行经典再创作。杂技拙于叙事,但杂技剧《聂耳》立足于“人”这一主体探求所承载的家国情怀与审美意蕴,通过内化其中的中国性、民族性、人民性的价值观念,反映时代精神,展现出杂技剧在塑造人物、挖掘特色题材、探索综合舞台和剧场营销等方面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可能。该剧为当代杂技艺术发展及杂技剧创作在诸多维度做了有益的尝试。

《面纱》中的东方主义叙事与中国形象书写

英国小说家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将小说《面纱》的背景设置在中国,他巧妙运用东方主义元素塑造出兼具神秘诱惑与危机四伏的中国形象,从而推动小说情节和人物命运发展。而这一形象正好切合东方主义对中国形象话语模式的两种面向。本文基于后殖民主义理论框架,以文本细读的方式阐述毛姆如何在文本中进行东方主义叙事构建西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形象。

镜像·想象·真相: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

基于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史内容占比、关键词汇出现的频率统计及对教科书内容的分析,可以得出,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呈现出如下特征:神秘的国度,辉煌灿烂的古代中国;衰败的帝国,百年屈辱的近代中国;红色的中国,红色朝圣地与个人崇拜的革命年代;觉醒的巨龙,高速发展与“威胁”西方并存的当代中国。中国形象是一面镜子,在镜像中国里,英国人看见的是自己。英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与其说是中国的现实与真相,不如说是英国的想象与期望。中国的国际形象是中外综合国力长期博弈的历史产物。中国需树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意识,积极向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形象,让国际社会了解真实的中国。

责任伦理视阈中可敬中国形象的塑造与传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国家形象的塑造与国际传播确立了明确方向。揆诸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理念的发展历程,宜将可敬中国形象理解为负责任大国形象。负责任具有多维内涵,与中国传统责任意识、马克思主义责任观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紧密相连。塑造与传播负责任的可敬中国形象意义深远,是消融美西方社会各种意识形态敌意、化解中西方负责任逻辑龃龉、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客观需要。塑造与传播可敬中国形象,需要有机结合自塑与他塑的方式、战略与策略的理念、行动与言说的渠道、理论与故事的内容、民族与世界的价值、技术与艺术的手段等诸多方面。

丝路文化与传统中国形象的建构

由概念的历史梳理可以发现,“丝绸之路”这一名称不是在中国文献中首先使用的,它最早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的;“中国”一词,既在内涵演变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历程,同时又是在与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建立国际关系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国家名称;“丝绸之路”作为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贸易路线体系,是联系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纽带。因此,丝路文化既是传统中国形象建构的重要内容,又是传统中国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

毕尔《宋云惠生行纪》英译重译与中国形象的表意实践

北魏宋云的西域求法行纪汇集在《洛阳伽蓝记》中的《宋云惠生行纪》篇,并由英国海军牧师毕尔分别于1869年和1884年两度翻译成英文。本文从重译视角比较毕尔前后两次的英译文所构建的中国形象,发现文化“他者”在19世纪欧洲构筑起的东方主义中,不断消解了中国乌托邦文明的图景。究其缘由,这与大英帝国在东方的殖民主义统治扩张和毕尔转向学术迂回传教的路线密不可分。

从“概念化”到“隐喻化”: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20世纪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不能套用“乌托邦/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天堂/地狱”式的简单解读,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20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可以解读为概念与套话、文化传播与文化沟通、隐喻与符码三种模式。一方面,概念与套话模式从西方对中国的集体想象出发,侧重中国形象的他者性与异质性;文化传播与文化沟通模式本着促进中西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目的,试图纠正西方对于中国的套话式想象,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但另一方面又自觉或不自觉地落入东方主义的窠臼;隐喻与符码模式主要把中国视为寄托特定文化理念的文化符码,充满了隐喻性的特点,彰显中国形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批评话语分析视域下哈萨克斯坦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集中表征,也是本国在国际环境中的舆论反映。本研究以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为指导,语料库分析工具为辅助,定量定性结合分析2020年以来哈萨克斯坦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对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研究表明,哈媒使用词汇选择、及物性系统、隐喻、互文、情感倾向等话语策略,塑造出多元复杂的中国形象。中哈两国的高质量合作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分别是正面和负面中国形象生成的主要原因。运用话语策略讲述中国、以实际行动打破“中国威胁论”的谣言或将成为提升中国形象的可行路径。

外交话语中的中国形象特征及其成因探析

本文依据批评话语分析理论,以扩展意义单位模型为研究框架,借助语料库工具AntConc从节点词“China”的搭配词和典型类联接、语义倾向和语义韵的角度切入,分析2018~2022年海外署名文章英译文本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并阐释其内在成因。研究发现,海外署名文章英译文本塑造了独立自主、积极有为、和平友好、自信开放、守信负责的中国形象。中国形象的成因不仅与中国外交政策、中国文化观念有关,还与话语建构策略密不可分。

周传播视角下综艺节目《花儿与少年·丝路季》 提升中国形象的传播策略研究

国家形象对于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形象“走出去”效果显著,但要“走进去” 存在阻碍和难题。本文以周边传播理论为分析框架,研究个案旅游综艺节目《花儿与少年·丝路季》站在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高度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把真实、立体、可爱的国家形象展现得淋漓尽致,巧妙展示了中国与丝路沿线国家的文化 交流和友好互动,塑造了文明、友好、责任大国的良好中国形象。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周边传播理论的时间周边、关系周 边和空间周边三个维度与传播特征探讨该节目在国家形象传播中的具体策略。

及物性视角下《中国日报》的中国形象建构与表达——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报道为例

对《中国日报》有关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之报道语料的及物性分析表明,《中国日报》主要通过物质、关系、心理、言语过程等表现手段,从人类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立场出发,建构和表达中国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先锋者”“气候治理合作的推动者”和“国际气候秩序的引领者”的大国形象。这些报道,传播了中国气候治理理念,也对贬损中国的言论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回应,有助于引导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在气候变化上做出的贡献,使中国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认知和善意理解,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赢得国际美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英译与中国形象自塑

长久以来,中国形象的塑造者是西方人而非中国人,中国形象的自塑存在欠缺,因此研究该问题意义重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英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形象进行自塑,本文对其进行研读,寻找典型文本案例,分析翻译文本实现中国形象自塑的方式,得出总结:1.重视细节性的词语选择;2.把握文章的整体结构和语境;3.使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辩证的叙述方式。该研究能助力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与对外传播。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国家形象是人们对一个国家的各项行为传达的总体认定,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尤其文化软实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的全景展示,是对中国人民永远和世界人民团结在一起的生动阐释。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塑造需要阐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展现中国的大国担当,彰显中国自信自强的精神风貌,反映中国对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凸显中国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坚守。

柬埔寨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涉华叙事与中国形象建构

历史教科书是传承知识与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不仅在传递与构建国民历史记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能体现一国对他国的整体性、官方性认知。对柬埔寨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涉华内容进行归纳整理和分析,可发现柬埔寨构建出在古代历史悠久、经贸发达、文明先进的大国,在近代备受侵略、战争不断、不屈抗争的弱国,在现代日益崛起、迅猛发展、问题仍多的新兴国家。柬埔寨中学历史教科书建构的中国形象,不仅受到柬埔寨客观教育条件的影响,而且暗含着柬埔寨官方对中国的认知与战略考量,折射出其国家价值观和政策立场。探究柬埔寨中学历史教科书所塑造的中国形象及建构逻辑,有助于了解柬方对中国的认知程度及态度立场,为促进中柬两国合作提供现实依据,还能为中国在柬埔寨树立及维护良好的国家形象提供有益参考和新思路。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构建路径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作为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的理论创新成果和根本遵循,历史渊源深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不仅推动了国家形象塑造的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更为中国形象国际传播工作指明了价值导向与实践路径。实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科学构建和有效塑造,关键在于坚持正确的价值引领,打造中国形象话语体系,构建中国形象国际传播机制。

国际舆论引导力视域中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建构研究——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内容为例

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塑造有利于提升中国国际信任,从而有助于提高国际舆论引导力。打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需从理论基础、建构方法和传播实践三方面积极寻找突破口。具体来说,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必须在加强国际舆论引导力的基础上深化与世界的交流融通;形塑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需要凝练具有舆论引导力的权威叙事品牌;塑造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不能简单将国际受众视为一个整体,而应根据受众特征采取分众化与差异化策略。

时代之变:国外影像中的中国形象研究

中国形象在国外影像中的嬗变,既映射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变迁,也揭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演变。从早期短片中衰落的东方帝国到二战时期英勇的抗战民族,再到封闭时期的双面“中国表情”,以及开放交流时期的变革中国,不同时代的影像虽记录了中国的现实,但受制于政治外交、文化差异和创作理念等因素,它们充满了关于“他者”的文化想象,并非全然客观真实。特定时代的制作主体总是遵循着某种固定的“中国印象”或“中国观念”,对文本的主题、叙事和影像进行选择与编排,进而主导了中国形象的生成。洞悉中国形象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可以更理性地看待中国形象自我期待与他者形塑之间的认知鸿沟,并为当下中国形象的自塑实践提供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