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编纂中的“唱对台戏”

中国文学史编纂中的“唱对台戏”,包括多种类型,或发生在晚辈与前辈之间,如五四新文化人之于清民之际的文学史家;或发生在同辈学人之间,如五四时期的学衡派之于新文化人;或发生在域外汉学与本土学术之间,如《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之于通行的中国文学史。“唱对台戏”促进了对中国文学发展历程的深入理解,是中国文学史编纂逐渐趋于完善的必由之路。对其间的种种情形加以考察,有助于深入把握“先入之见”与“客观性”的辩证关系。

跨学科视域与跨文类叙事:《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的敦煌文学书写

自19世纪末,海外汉学家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工作,21世纪以来走向成熟和深化。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2001年出版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该书有关敦煌文学书写的问题值得重视。通过阐述选取文献的缘由、撰写的思路以及向文学本位回归的特色,可以提炼出作者书写敦煌文学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即跨学科视域和跨文类叙事研究。考察该书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方法论,可以为国内的书写实践提供路径参考。中国文学史编纂应该立足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参与全球国际对话并构建科学的文学史理论,撰写真正内在于中国文学文化同时又融入世界潮流的文学史著述。

论中国文学史的著述文体

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是中国古代历史著述的三种主要编写体例,也是编撰中国文学通史的三种主要文体。作为教材的中国文学通史,几乎都以纪传体写成,其主体是作家作品,也包括文体流变和文学风尚的系统梳理;它是现代教育的产物,与之相关的评价标准,也是在现代教育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成功,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理解。纪事本末体以《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它以专题讲述的方式建构全书,主要包括诗、文、小说、戏曲、文学批评、民间文学等文类,开篇还有长逾十万字的基础编,是对中国文学史所赖以生长的语言和思想所作的专题分析;编年体以《剑桥中国文学史》较为典型,由时间点切入,而不是由作家作品或学术专题切入,构成其显著特点。《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剑桥中国文学史》只是学术著作,而不是教材,其价值和得失应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认识。

从破解“知识之谜”到主动译介:北欧的中国文学翻译演进历程

在北欧地区,随着传统汉学从语言学、哲学转向对当代经济、政治、宗教、文化、文学的全方位研究,中国文学翻译已逐渐成为一种汉学研究的新形态,对提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和中国文学的世界声誉发挥了重要作用。历时地看,北欧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翻译。这一阶段以传教士群体对先秦散文翻译为主,其目的在于探索中国文化“知识之谜”。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后30年的翻译。在汉学转型背景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为“文化的相互渗透”的重要方式,出现了马悦然等倾力翻译中国文学的大师。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的翻译。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古典与现代文学翻译并重,翻译模式更为商业化,译者与出版社合作主动推介中国文学作品。从社会学视角看,汉学大师的引领、汉学家个体的研究兴趣,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变革共同塑造了北欧中国文学翻译的“场域”。

如何深入体验一场文学展览 以中国现代文学馆《新中国文学的“金线与璎珞”:王蒙文学回顾展》为例

文学展览如同一扇窗,透过它,我们可以窥见文学的美丽与广博。它不仅是文字的陈列,更是思想的碰撞、情感的交流、历史的回响。走进文学展览,就如同走进了思想的迷宫。每一件展品都有激发观众思考的潜能,引导大家探索未知,挑战常规,从而在精神上获得启迪与成长。文学展览也是情感的共鸣场。它通过作家的笔触,将个人的情感体验转化为可以共鸣的艺术形式,触动人心,引发共情,让人们在情感的海洋中找到彼此的连接。

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指标体系建设:原则与方法

在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引领下,中国文学翻译与传播事业如火如荼,逐渐由路径探索深入到提质增效阶段,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研究成为热点。本文依据拉斯韦尔传播过程“5W”模式厘析影响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的多种因素,利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确立效果评估指标并赋以权重,最终建构一个中国文学走出去效果评估体系,以期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效果评估提供较为科学并实用的量具,为中国文学对外翻译实践提供参考。

通识教育背景下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探赜

追溯中国文学类通识教育课程及教材的产生发展历程,在对学科知识系统逻辑规律及其受众范围进行分析推理的基础上,提出通识性文学史形成独立教学和教材发展空间的必要性。并且在通识性文学史与大学语文和专业性文学史两个相关学科知识领域各自特点比较中,梳理出通识性文学史的特点属性。进而提出通识教育背景下文学史教材编写的思路、体例结构方式、语言表述方式,以及统一的理论框架支撑等。

中国文学外译英美受众分析与选材研究

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和传播效果与译介学密切相关。影响中国文化文学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译入和译出翻译方向的准确把握和捕捉。目前,中国文学的英美读者大致分为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专业读者,受过一定教育对文学感兴趣和对中国社会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基于英美受众分析的中国文学外译选材:语言通俗易懂,文化专有项少的作品;故事情节简洁明快的作品;主题为人类普遍问题的作品;反映中国当代与地域及民族特色文化的作品;满足英美受众现实需求的作品;兼具东西方文化特质的作品;具有创新精神的作品;修辞高超的作品;选材以小说为主,其他文学样式辅助;其他成长类、实用类文学作品;由外籍作家创作的书写中国的作品。

圣人文学家:英语学界中国文学史中的孔子书写

1901年至2022年,英语学界先后有10部中国文学史著作书写孔子,其方法与特征显著:肯定孔子的中国文学奠基人地位,揭示孔子的文学人生,侧重文学文化史考察与跨文化文学阐释,及时补充中国学界孔子研究的最新成果。关于中国文学史中的孔子书写,英语学界早于中国学界,使世界文学史视域中生成了“圣人文学家孔子”的国际性意义,其面向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分类编纂的思路以及具体导读方法具有重要启示价值。这为促进国际儒学深入发展、中外文明互鉴互通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典型个案。

论泰国汉文报刊传承中国文学的变迁、形态及其文化价值

中国文学传到泰国,以翻译小说《三国演义》而创“三国体”为开始。近代以来,泰国华侨华人接受中国文学的滋养,由阅读自带或贩卖到泰国的中国书籍,逐渐变成阅读汉文报刊上的作品。汉文报刊作为传承中国文学的新载体,为了适应在泰华侨华人阅读的需要,因地制宜,改造了文学传播的形态:使用评论、转写、化用诸多手段,多层次参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义理阐释;新编文本,加上泰语对照,方便阅读;对经典文学加上新释、新解,传达文本精神;揉进异域文化基因,实现在地化。泰国华侨华人以“古”为情感纽带,以“中”为民族自豪,以“祖国”为精神归宿,积极探索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泰国汉文报刊文学,始终秉持“弘扬自由祖国文化,促进中泰两族亲善,沟通中泰文化”的理念。

早期中国文学史教科书的本土立场——以曾毅《中国文学史》为例

早期中国文学史教科书肇始于清末民初,是在西学东渐和新式学堂创建背景下发生的学术变迁,其撰著者们既秉受传统学术文化之本根,又吸纳西方思想文化之华实,尝试建立中国文学史叙述的本土立场和话语方式,曾毅的《中国文学史》便是这一教育实践的结果。曾毅在文学与文学史观念的确立、学科知识体系的界定、叙述体式和话语方式的建构方面表现出立足本土而又融汇中西的价值立场。在寻求文化自信的复兴之路上,以曾毅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学史书写者的这种本土态度和建构智慧是值得借鉴的。

“课程思政”背景下高职院校中国文学课程改革的思考——以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小学教育专业(全科)为例

在“课程思政”背景下,开展高职院校中国文学课程改革,有助于提升学生思政觉悟、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以及开阔思政教育视野,助推高职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此,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小学教育专业(全科)实施中国文学课程改革,从重塑课程目标、深挖课程内容、优化课程设计、打造课程品牌等四个方面进行课程改革,实现“课程”与“思政”的有机融合,助推高职院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效落实。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著的明清诗词书写

自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其《中国文学史》中首次介绍明清诗词,至2022年中国香港学者张隆溪《中国文学史》的明清诗词书写,120余年来,英语世界先后有七部中国文学史著对明清诗词保持关注。在发轫期、发展期与深化期等不同阶段,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对明清诗词的书写,从诗人词人与作品的简单介绍,到具体的批评与丰富的史述,反映了其逐步走向系统化、深入化的学术过程。文学史著的书写侧重点映射出不同编者的研究风格,折射出英语世界学者对明清诗词评判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变化。

中国文学学术研究的“图文互文”范式及其理论价值——评龙其林《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图文互文现象刍论》

图像社会的到来对于文字学术研究范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批图文并茂的学术著作,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图文互文现象具有学术史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龙其林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图文互文现象刍论》一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该书针对当前学术研究的学院化趋势,以图文互文视域综合文学图像学、文学地理学、文学史料学、美术学、媒介学等多学科知识,开辟了新的问题域;其次,该书的图文互文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著者通过个案研究与综合研究结合、文本细读与理论提炼结合、跨学科方法的运用等,揭示了中国文学研究的新方法;再次,该书所选取的学术资源极为丰富,有助于文学史书写的重构,能够丰富学界对图文互文关系的理论研究。《刍论》一书视野宏阔,史料丰富,理论扎实,论从史出,有助于学术界更全面地认识“图文互文”作为一种方法如何呈现于学术著作中。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与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之文学史观探析

文学观是文学史编写的起点,应以文学观的分析为基点而后详细论述两部文学史的文学史观。经过梳理分析可知袁编文学史体现了大文学观与纯文学观范式的混合与广阔文化学视角下的哲理、抒情、历史文学观的融通,继承“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加之历史主义与当代性的结合来考察文学史的发展。章编文学史则是用相对狭义的纯文学观范式与以人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文学观对文学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赏鉴,诠释自己所坚持的“文学的发展与人性的发展同步”和突出形式演进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文学史观。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与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之编纂体系探析——以资料采择为中心

资料采择是文学史编纂体系研究中的重要考察方面。以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和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新著》为研究对象分析可知,两部文学史在资料采择方面的相同点为代表作家作品的选择、丰富翔实的注文。以《中国文学史新著》的资料采择特点为基准,其不同之处在于对马恩哲学经典的摘录与阐发、冷门作家与女性作家群的出现。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相关科研方法探究

《中国文学概论》和《中国文学史》四卷本代表了袁行霈在文学史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袁行霈以文学为本位,同时多侧面透视的研究方法,并对《中国文学史》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客观的探讨。

反思百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影响——读《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变迁》

马克思主义文论与20世纪中国文论的关系是当前文论研究中的一个前沿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变迁》以范畴为问题生发点,从传播史、文论史等层面动态勾勒了马克思主义文论融入20世纪中国文论的过程,并相对客观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经验及不足,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尽管存在一些瑕疵,但该书因为呈现出相对清晰的理论思辨力、多维的历史意识、深沉的现实情怀而值得每位文论专业读者阅读,尤其是其呈现出的聚焦学理的探索精神与努力创新的勇气值得学习。

他者视野下的两部域外中国文学史书写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与《剑桥中国文学史》对比研究

《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和《剑桥中国文学史》是欧美学界对中国文学史进行域外书写的代表之作,它们尝试以他者视野打破中国学者固有的文学史观.本文从编者学养、读者受众、文化视野、历史细节、解构精神、多元聚焦等方面,考察二史的中国文学史观,分析其所呈现的欧美学术思维传统,考察后者对前者在文化史方法、风格性统一、学术性规范上的纠正提升,这有助于今后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再超越.

既要“走出去”,更要“走进去”--中国文学出版国际传播对谈录

中国文学出版国际传播既是个重要的学术问题,也是个迫切的现实问题。中国文学出版国际传播的理想标志是,传播文本所蕴含的价值最终在交流互鉴中融合成为接受方文化乃至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价值认同是理想的国际传播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证,其实践路径是文学文本必须实现“审美传播”。作为具体操作手段,按国际出版市场规律办事,较多地选择国外版权代理商和接受方译者等“他者传播”做法,是在“坚持商业出版”这个大的经营理念下的合适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