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性”与中国现代知识型的生成及转换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视域中,现代性是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知识型的现代转换、现代思想文化知识体系的建构及范式转移的枢机与关键。由鸦片战争前后“采西学”“中体西用”的知识范式及知识生产所导引的现代知识型转换及范式转移,与知识界对于现代性及中国现代性的体验、认知与建构模式构想的转换保持着历史视野中的同步性,并以后者作为知识范式构建和知识生产的现实与学理的前提和依据。新世纪以来的知识生产从现代知识型向后现代知识型转换的可能趋势,也是基于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而呈现的。这种社会文化现实与知识生产的互动状态,凸显了思想文化知识型、知识范式及知识系统的建构特质,为我们审视、反思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与知识生产历史提供了重要启示。

早期中国现代性情境下袁牧之生平创作再审视

袁牧之被称为“舞台千面人”[1],提到他艺术上的贡献,会提及多个“第一”:他自编自演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有声片《桃李劫》(应云卫,1934),编导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袁牧之,1935);创办中国第一个党的电影放映机构“延安电影团”;筹办新中国第一个电影生产基地“东北电影制片厂”;担任新中国第一任电影局局长。[2]时至今日,袁牧之留给人们的艺术理念和先锋精神,具有丰富的挖掘空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由此就能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以现代性眼光来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化过程,从而积极转变发展模式与方法,借助理论创新来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文从两者的逻辑关系入手展开分析,提出具体的建构思路。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建构向度”:作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方案的新诠释

中国倡导和践行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既契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现实关切,又把握住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公共性诉求,是人类共同利益凝聚的价值共识,也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重要价值方案。其内蕴着历史、实践、价值以及文明向度的建构性内容。在建构的历史向度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与建构主要体现为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体的总体解放效度,即寻求的是个人主体、民族国家主体和人类主体三种主体形态的统一解放;在建构的实践向度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蕴含着主体与主体间的“交往理性”,不断构筑着多元现代性语境下的人类美好交往实践;在建构的价值向度上,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马克思追求人的自由个性解放与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道德价值理想,生动彰显了符合全球正向价值的“善治”之举;在建构的文明向度上,全人类共同价值遵循视域融合原则,尊重文明多样性,包容不同社会生活共同体的价值视差,积极打造文明平等互鉴基础上的文明新形态。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

由于时代境遇和问题关注的共通性,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思想启示。法兰克福学派的新型人学立场,有助于我们确立现代性建构的合理价值;法兰克福学派所具有的"反思启蒙"与"重新启蒙"的问题意识,有助于我们调整现代性建构的致思方向;法兰克福学派所确立的"超越现代性"与"重建现代性"的实践目标,有助于我们把握现代性建构的方向;法兰克福学派融批判与建构于一炉的研究方式,有助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合理选择。

理性与现代性——兼论当代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理性"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要素,它是认识之源、价值之源,是所有人类精神意识的最高表现与成就,是事物的现实性的标准,"理性化"因而成为现代性的标志性符号。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有必要运用理性与理性化概念来解释有关的对象与事实;要深化对现代性的理性本质的认识,而五四运动在对此问题的认识上有所不足;中国现在还不是侈谈"后现代"的时候,在现代性的进程上,无疑我们与西方社会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现代性的许多规范,我们还未建立或完善起来。而规范是需要理性来建立与完善的。

通向中国现代性诗学

中国现代性诗学是从文化现代性视角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普遍问题的研究。它以中国现代学为文化理论依托 ,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审美特征、主导文类、大众传播媒介和形象系统等问题 ,由此为探索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一种新的眼光。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现代性

中国现代性问题起始于西方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我国现代化建设。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解放人的个性,尊重个人的权利和选择,为现代化建设注入一种新的精神气质,这是中国现代性的根本出发点。与此同时,现代化建设也促使了中国现代性的逐步成熟。

个人观转型:中国现代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诸观念在思想文化世界中的确立 ,是现代性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也是西方近代以来启蒙话语所环绕的中心问题之一。中国近代以来 ,要求突破传统桎梏对人的束缚的个性解放意识和以个体自强而求国家富强的救亡意识 ,促使现代个人观在知识精英的思想世界中初步形成 ,其内容主要体现在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 :其一是基于人道主义思想要求个人的个性解放 ,肯定个人的价值 ,追求个人的人格自主和人格平等 ;其二是基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要求个人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中国近代个人观转型的实质 ,是要求变传统的臣民为近代的国民 ,使个人从道德义务的主体变为现代社会的法权主体。从哲学层面上看 ,也就是要确立个体的主体地位 ,实现个体主体性的解放。

如何“现代”,怎样“中国”?——新保守主义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现代性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思想界最令人注目的表征之一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的异军突起。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来反观这一极具文化症候的现象,则不难发现这不再是那个古老的"古今中西"问题的重现,它关涉到中国知识分子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如何反思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如何想象中国的未来,如何重新面对中国的现代性,如何检讨自己的价值、立场,如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等诸多问题。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的总体构成

现代性有感性、理性和反思—超越等三个层面。感性现代性是被解放的享乐欲望 ,理性现代性是理性精神 ,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反思—超越层面的现代性包括艺术、哲学以及宗教等 ,是对感性现代性和理性现代性的批判。中国现代性的历史 ,存在着感性现代性没有充分发育、理性现代性缺乏科学精神和对个体价值的肯定 ,以及反思—超越的现代性即哲学、审美以及宗教的缺失等根本性的缺陷。这些问题 。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下)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性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标志即特征,这构成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陈独秀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思考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动力品质”的分析值得借鉴。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地球模式的引进表明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发生巨变:从“天地之中”转到地球之一国;(2)民族协同观的生成显示了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从上等民族到世界多民族之一员;(3)制度转型论的实施显示中国从古典文化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4)道器互动说体现了生活价值层级的改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5)人权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体验发生改变:从帝国臣民到国家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选择的困窘。

多元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之建构

多元现代性是一种与传统现代性理论相左的现代性理论,其核心在于强调不同历史文化在现代性建构中的作用。所谓多元现代性,实质上就是不同的历史文化作用于自身现代性的建构并产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文明模式。多元现代性理论不仅重新阐发了文化与现代性结构维度之间的关系,同时对现代性本身也作了重新解释,因而拒斥了只存在单一的现代性、现代性就是西方化的神话。多元现代性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中国现代性构建所应把握好的三大基本关系

本文从现代性理念的角度将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归结为未能驾驭和处理好以下三大基本关系: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提出未来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有赖于把握好这三大基本关系。

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上)

本文尝试探讨中国现代性的特征,认为中国现代性应当有属于自身的独特标志即特征,这构成中国现代学的焦点性问题之一。陈独秀对“近代文明之特征”的思考及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有关“现代性”的“动力品质”的分析值得借鉴。中国现代性具有五个显著特征:(1)地球模式的引进表明中国人的宇宙模式发生巨变:从“天地之中”转到地球之一国;(2)民族协同观的生成显示了中华民族与地球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从上等民族到世界多民族之一员; (3)制度转型论的实施显示中国从古典文化帝国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社会制度;(4)道器互动说体现了生活价值层级的改变:从以道制器到道与器之间的相互依赖和作用;(5)人权说的形成标志着中国人的个体人生体验发生改变:从帝国臣民到国家公民,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选择的困窘。

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应当从更高的历史视野出发探讨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自觉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之间的契合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外在地认知、解释中国现代性建构,而且还内在地塑造、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中国"之间持续发生着"相互建构"与"双向生成"的动态过程,使得历史唯物主义能够"融入"现代中国的自我建构,"内在于"现代中国。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相互型塑"与"双向生成",主要体现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意识、时代定位与发展方向这三个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将进步的历史意识植入现代中国的文化核心;历史唯物主义引导着现代中国的时代定位与时代规划;历史唯物主义为现代中国的发展提供历史向导,塑造着现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相互结合的当代典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双重进展。

卫生(健康)与近代中国现代性——以近代上海医疗卫生广告为中心的分析(1927-1937年)

在种类繁多的近代上海广告中,有关医疗卫生的广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医疗卫生广告的频繁出现不仅展示了商家的广告策略与销售技巧,同时也反映出医疗卫生产品消费背后的更为深层次的问题。通过对近代上海医疗卫生广告象征意义的描述与分析可以看到,医疗卫生广告不仅将个人身体的健康与国家的富强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由医疗卫生广告所刺激的消费主义文化引发了人们对于现代健康生活方式的想象与欲望。而这两种象征意义正好体现了近代中国现代性的两个维度,即对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强烈诉求与追求现代生活方式的强烈欲望。

辩证法的命运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视角来透视和检讨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命运,无论对于深化辩证法研究,还是推动中国现代性课题的探讨,都是十分重要的理论生长点。辩证法在近代思想史上是作为现代性论证的人文解放叙事而产生的。辩证法传入中国以后,它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密切的内在关联,辩证法解释模式在当代中国哲学中的演化,表现着人们对于中国现代性建构认识的变化与深入。但面向未来,批判性地反思辩证法与中国现代性建构中所蕴含的总体性逻辑,是辩证法研究必然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问题——詹姆逊与中国现代性道路的选择

本文梳理了西方的现代性理论(特别是复兴的现代性理论)谱系,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詹姆逊的现代性理论的主要特征,进而分析它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之间关联,并指出了我们应有的选择:强化问题意识,立足我国特定的现实,积极借鉴国外的现代性经验,将外来理论与本土的现代化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利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优势,吸收国外现代化建设的教训,避免重蹈其覆辙。

后现代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

如果真切体会后现代主义哲学所蕴含的精神意蕴，就会发现：后现代主义哲学不仅不会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相矛盾，相反，它将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提供丰富的精神资源。具体来说，“后现代精神”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后现代意识”是中国高起点的现代性战略的必要内涵：“后现代向度”是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