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应对——评《人口老龄化与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人口老龄化。这一人口演变给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充分审视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采取对应的举措,是经济学家及社会各界需要面对和解决的关键问题。由汪伟所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人口老龄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一书,便系统探究了人口老龄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为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参考。

中国经济增长远未“见顶”

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眼前的中国经济,就会清楚认识到,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对中国市场和经济持悲观态度完全没有必要。世界银行报告称,2020-2024年是30年来全球经济增速最缓慢的5年。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减弱,部分西方投资者也随之对中国经济前景变得悲观。一些人认为,中国将很快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转向以低增长、低通胀为特点的“日本式”经济模式。然而,如果仔细研究中国经济总量及指标,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观看巨幅画作时,需要退后一步才能更清晰看到全貌。同样,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眼前的中国经济,就会清楚认识到,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更加成熟的发展阶段,对中国市场和经济持悲观态度完全没有必要。

中国经济增长将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充足底气

相对于2023年,预测2024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最大的困难是全球地缘政治动荡带来的不确定性,恰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确指出那样,“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经济学人》在一篇文章里说,2024年在全球将会有超过70场大选,影响超过40亿人口。在政治动向难以预测之际,货币政策动向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风向标。

“十三五”期间的中国经济增长 改革传媒发行人、编辑总监王佳宁对话九位经济学者

开栏按语：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因应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态势和改革大势，为更好地发挥《改革》作为中国百强报刊、国家社科基金首批资助期刊的学术引领功用，服务中央决策，本刊编辑部于2015年1月新开辟栏目“全面深化改革对话”。

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失衡悖论

在中国经济保持长达三十余年高速增长为世人瞩目的同时,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比例失衡"也遭到垢病。本文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基于112个国家近四十年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分析发现,中国的消费需求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疲软,经济增长也并非是出口导向型的,而近二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的确主要依赖投资拉动,但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投资过度。笔者认为,支撑中国长期高速增长的"三驾马车""失衡",实质上是一种宏观动态结构性均衡,或者说没有这种"三驾马车"的比例关系,也就没有这一时期的长期高速增长。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经济增长战略在适度降低增长速度的同时转向创新驱动增长,"三驾马车""失衡"自然会明显改观。

“西三角”经济圈与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研究

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与实施需要相应的增长极作为平台和支撑。本文研究了打造西部经济增长极的内在必要性及"西三角经济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现实可行性,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证的支撑。

人口结构转变、家庭教育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一个两期的世代交叠模型入手,分析并通过数据模拟验证了在家庭和社会两种养老模式共同作用下人口结构转变对家庭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均储蓄率正相关;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人均储蓄率负相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教育投资率负相关;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与教育投资率呈倒U型变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家庭赡养支出比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在当前条件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促进经济增长,而家庭赡养支出比例增大抑制经济增长。

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基于改革的实践

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备受国内外学界的争议。中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效推进则主要得益于有关推进与巩固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的一系列法律(尤其是民商法和经济法)改革。法律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着特殊作用——法律作为经济改革的护航者提供着"双轨制"激励以及中国式的特殊制度弹性,而作用的变化趋势则是向正统理论回归。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探究

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保证,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主要是由于这两个红利的不充分释放导致的。我国正处于新旧更替的交界点处,一方面新的结构和制度红利并未完全释放;另一方面旧的制度和人口红利已经渐渐消失,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一旦越过这个交界点,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新时期,即实现"质"的飞跃。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具有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驱动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构调整包括由市场和政府引致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通过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方式驱动经济发展;改革包括制度的废除和建立,并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驱动经济发展。如果结构红利和改革红利能够充分释放,中国经济的运行效率和质量将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发展,这就是中国经济的潜力所在。对此,应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保证经济平稳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

宏观税负与中国经济增长

税收通过影响投资、技术进步等因素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税率,实际税负高于最优税率就会对抑制经济增长。本文通过对中国税收负担的实证分析,判断出我国已进入课税“禁区”,结合我国宏观调控的实际情况提出税收及其相关方面的政策调整。

制度变迁、有效需求、环境保护与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内涵,是为了满足一定增量需求而利用资源创造供给的过程。现有的经济增长理论研究主要注重于资本、土地、技术和劳动力的运用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结构比例关系的匹配,舍弃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变量因素,如制度变量、需求变量、环境变量等。在分析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方面的局限性基础上,引入制度、需求、环境等变量,构建新型生产函数,可为解释转轨期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大学技术转移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经济增长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相应年份的技术合同签订数、技术合同金额、大学专利批准数及合成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对大学技术转移行为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贡献程度进行了计量实证分析,同时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协整和Granger因果关系。

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效应

关于对外投资与东道国技术进步以及对外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学者有很多论述。Dunning（1991）认为，本国对外国的直接投资可能会提高国内生产率，但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将内在的减少国内创新能力，因此将对生产效率不起作用甚至是副作用。Frank（2001）通过考察13个工业化国家1971～ 1990年的数据得到与Dunning假设近似的结论。

全球再平衡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与政策选择

2012年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深度再平衡和多重周期叠加共振问题。在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背景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深化、美国经济二次探底等因素是威胁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增长动力的缺失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国内因素,而执行严格的紧缩政策,促进财政、国际收支和生产消费的平衡是全球重新步入稳定增长轨道的重要保证。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来自内部,只有实现沿着现代服务业发展、绿色更新周期下的传统产业更新改造和消费升级等重大发展取向进行有效的结构性改革,消除影响居民消费、产业层次提升的体制、政策壁垒,建立起市场创新机制,才能实现内生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驱动力转型实证研究

本文从中国经济增长理论的讨论和现实出发,提出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规模报酬递增的阶段。运用中国30个省区1978—2001期间的年度数据,采用对面板数据进行随机系数模型分析的方法,系统的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中规模报酬变化的时间变动特征和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板块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从实证的角度验证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机制已经转向由规模报酬驱动的内生增长过程,呈现出不断自我加强的特点。

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在宏观经济方面,它使中国经济在进入新常态以后"三期叠加"的矛盾更加复杂,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供给侧、需求端两方面的负面影响,加剧了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矛盾和复杂性,进一步增大了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困难;在微观经济方面,这场疫情增大了企业的运行困难。从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预期目标的实现,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势来看,这场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解决此次疫情带来的挑战,关键在于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因此,我们应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与犯罪率关系的研究——基于1985—2010年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1985—2010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利用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等计量方法,在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得到逐步改善的背景下,对中国经济转型期犯罪率持续攀升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必然增加犯罪率,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城市贫困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对犯罪率的上升有助推作用,而对外开放水平的扩大对于犯罪率的下降有积极作用;同时,因果性检验证实国民幸福水平与犯罪率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中国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研究——基于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经验的视角

发展与转型是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从1949年到1978年是中国从不发达的市场体制过渡到计划经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经历了计划体制的有效期、低效期和混乱期,计划体制的绩效递减趋势明显。而从1979至2008年则是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经济增长一路高歌,但即便在1992年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维系在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中。虽然这种增长是高速的,但其内在的低效率和不和谐也是很突出的。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完成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向市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