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南新诗歌运动的珍贵史料——有关《中国诗坛》总目的几点说明(附《中国诗坛》1—25期总目)

这份《中国诗坛》总目录是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搜集才得以完备的。一份到解放前夕才停刊,与现时相隔并不太远的刊物,本来不至于如此之难找,但由于它出版于战争环境,后又经过“文革”的浩劫,资料多已散失,连许多原中国诗坛社的老诗人手头上也没有保存了。然而。

中国诗坛现代精神的发轫——晚清留日浪潮与现代留日诗人

自晚清以来,中日文学关系日益密切,双方文化交流也不断增进。明治末期的日本社会的转型与晚清的留日浪潮孕育了中国诗坛的现代精神,也开启了现代留日诗人异域求学之窗,异域留学体验延续了晚清留日诗人的探索路线,构建起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此外,现代留日诗人在诗歌中倾注了师法日本与鼓动革新的文化诉求。通过对明治末期中日关系的梳理,可以深入系统地诠释现代留日诗人沿袭变革的时代特质,彰显出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原初养料与初始形态。

基督教与当代中国诗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有基督徒身份或者倾向于基督信仰的诗人。对于他们的写作,诗坛往往以"宗教诗歌"或"次要诗歌"轻视之。这种轻视是国人对文学与宗教之关系的简单理解。随着当代中国文学日益世俗化,诗人们也一直在寻求种种"神性"的写作来应对。他们尊重文学的自身特性,正视生命的沉沦境况与救赎之需,敏于自我生命的问题、关注人的历史与命运。他们虽未高举"神性"大旗,在这个时代,却具备了真正的"神学立场"。他们的写作,尤其值得当代汉语诗坛关注。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诗坛

走向世纪末的中国诗坛刘鑫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世纪末的回首中国的新诗自胡适的《尝试》始，迄今已历大半个世纪。新诗之为“新”，确是名副其实；它不是出自古老的传统，而是诞生于传统的断裂处，诞生于中国与世界、古老与新生的冲突中。新诗的成长与现代汉语的成长、...

黄冈在中国诗坛上的地位及其成因

中国诗词文化丰富深厚,对中国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影响深远,黄冈这块土地也蕴涵了丰富的诗歌文化,在中国诗坛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值得今天的黄冈人挖掘并弘扬。

桂林抗战文化城时期的“中国诗坛”派诗歌

在桂林抗战文化城诗歌中,"中国诗坛"派是一个尤为值得注意的诗歌团体。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既有雄浑豪放的国家尊严叙事,又发出了对不义侵略的世界性共鸣,同时也有深沉的社会生活及和谐理想的人文抒写。"中国诗坛"派的诗歌活动为桂林文化城的诗歌带来旺盛的生命力。

论“中国诗坛”派的抗战诗

抗战期间，以岭南的“中国诗坛社”为核心的“中国诗坛”派，创作了大量抗战诗，对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新诗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具体表现：一、高唱抗日主题歌、弘扬民族主旋律，鼓动了千百万民众投入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二、坚持面向大众，使诗歌为大众喜闻乐见，并能接受，起到教育作用，产生巨大力量；三、转变诗风，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推动了岭南新诗乃至全国新诗的发展。

诗与反诗——对当代中国诗坛的再认识

在中国诗坛,曾经出现过两次东西方两大诗潮交汇的现象:第一次交汇是在本世纪初,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疾风骤雨,西方诗歌以及诗歌理论被大批译介到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诗国,给予当时的中国诗人以巨大的震撼和启迪。

中国诗坛两大“诗史”之比较——毛泽东与杜甫

诗史即以诗笔为史笔,反映历史,针贬时弊。这一文史优良传统既见于杜甫诗中,也见于毛泽东的诗词中。据此,笔者联想所及,杜甫既被尊为诗史于唐;毛泽东当然可以尊为“词史”于今日(词也是诗)。这都是由于杜、毛二翁诗词特质所决定的。就以诗笔为史笔而论,两位不同时代的伟人,先后成为中文学史上璀灿的明珠,他们的作品有如一面广窥巨镜,生动再现了不同时代的恢宏阔大的社会画面,为中国诗词境界开拓了新天地。杜诗丰涵细腻,感情深沉;毛诗气度超越,情感率真。

中国诗坛上的一棵参天大树——祝贺臧克家同志九十诞辰

今年十月八日,是著名诗人臧克家的九十岁诞辰。全国作协在京召开会议,隆重庆祝,并研究讨论他的作品,这是文艺界的一件盛举,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是有十分积极的意义的,是符合千千万万读者的心愿的。臧克家从一九三三年的《烙印》

关于三十年代中国诗坛多元化格局的思考

中国现代文坛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学内部的斗争,始终与社会的斗争紧密相连。例如,五四运动前后产生了五四新文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产生了革命文学,抗战时期产生了救亡文学等等。毫无疑问,中国现代诗坛也具有这样的特点,特别是三十年代,中国的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各种社会思想,文艺思潮不断冲击诗坛。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上,先后出现过许多诗歌流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月诗派、现代诗派和中国诗歌会三个流派,每个流派都云集了当时一大批颇具影响的诗人,他们为争取存在的阵地及存在的价值挥毫泼墨,高歌低吟,创作了大量的诗风各异的篇章。而且,各个流派之间,在文艺思想上互相斗争,在文学创作上相映生辉,并与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斗争相互激荡,在伟大的社会洪流中各自消长,构成了那千年代中国诗坛多元化格局的壮观景象,最后各自偏安于文学史的一隅,由后人评说。

中国诗坛永恒的月亮——《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赏析

李白（701—762）和王昌龄（698—约756）同时身为盛唐著名诗人,而且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一生有着密切的交往。王昌龄,字少伯,一生官低名气大,位卑才气高。三十岁时进士登第。大约四十岁,远谪岭南。第二年北归,调任江宁丞,有＂诗家夫子王江宁＂之称。几年后因＂不护细行,贬龙标尉＂,又有＂王龙标＂之称。在盛唐诗坛上,王昌龄以写边塞题材著称,特别擅长七绝,称＂七绝圣手＂。著名的诗作《从军行》、《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芙蓉楼送辛渐》、《闺怨》等都属七言。王昌龄一生遭遇坎坷,自谓＂久于贫贱,是以多知危苦之事。＂

各有偏爱的选译——1937—1949年间中国诗坛对雪莱的译介

1937—1949年间,包括吴兴华、宋淇、徐迟和袁水拍在内的中国新诗人都曾翻译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作品,将他们的诗歌译介与创作并置进行考察,可以窥见在各自诗学发展路径中,不同的新诗人们,或者隐微地不忘浪漫主义中恒常的诗意美学,或者在现代主义的探索中不经意地折返至浪漫主义寻找资源,或者以新的革命视角对浪漫主义曾经的伟大事业进行全新的阐释。同时,雪莱政治诗歌中具有的功利性和革命性成为了其在中国最主要的身份标签,而抒情诗中充溢的对疗救自身的不懈追求、对智性的无尽探索以及对于希望的永恒崇拜,也为"放逐抒情"之后的中国新诗人寻找"新的抒情"提供了资源。

抗拒非诗化与伪抒情:新世纪中国诗坛的独特风景

废名以为,"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已往的诗文学,无论旧诗也好,词也好,乃是散文的内容,而其所用的文字是诗的文字。我们只要有了这个诗的内容,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写我们的新诗,不受一切的束缚……我们写的是诗,我们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谓自由诗。

秋后算帐——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

中国新诗自1918年发轫,历80年匆促的步程,即将进入新的世纪。 中国人算帐爱求个整数,于是临近世纪末的1998年,便成为中国诗坛提前到来的“大清盘”之年:新诗80年,新诗潮20年;三代诗人、三大板块(大陆、台港、海外)、三路军团(“辫子军”、“洋务派”、“民间社团”——这里仅就当下大陆诗坛而言)

“满天吹着西班牙的风”:抗战时期的中国诗坛与西班牙内战

1936年7月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曾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持久的诗歌运动,处于东方战场的中国抗战诗坛,很快并入其中。诗人在诗歌内外、以不同方式声援西班牙内战,并将其"拿来"用作中国抗战诗歌实践、群众动员的场域或策略,大致呈现出两条路径:以胡乔木、力扬、田间、白薇等为代表的新兴左翼诗人,通过创作的方式,以期实现"声援战时中国"乃至"声援革命文学理念"的组织目的;而以戴望舒为中心的文学同人,则选择以译介的方式,探入抗战诗歌的跨国活动及其张力。两者所扭结的"诗史"与"心史"层面上的复杂争辩,不仅使得中、西对话双方获得了深层共鸣,中国诗坛在抗战时期转轨或展开的复杂图景与趋向,也借由国际战争视野得以显现。

我与《中国诗坛》及在港活动琐忆

我与在广州出版的《中国诗坛》很早就发生关系了。一九三七年冬,我从故乡山东撤退到武汉,那时我还不满二十岁,喜欢文艺,自己寻找诗集和诗刊来看。最早看到的诗歌期刊中就有《中国诗坛》,此外还有《五月》和《时调》等。我也喜欢《七月》、《烽火》等,那上面的诗也吸引着我。一九三八年我到了宜昌,在电报局里工作,可能还订阅过《中国诗坛》。当时有几个朋友。

杨晓民论——兼论后海子时代的中国诗坛

在《网络时代的诗歌》中,杨晓民曾经危言耸听地宣称:“大众最终抛弃了诗歌。现行的诗歌死了。我们所能见到的仅仅是诗的幽灵。” 假如我们对以上判断进行形式逻辑分析,结果会推出这样的预设前提:大众曾经拥有诗歌。现行的诗歌曾经活着。

当代广西诗群与中国诗坛

广西以奇山秀水名闻天下。五十年代韦其麟以长诗《百鸟衣》引起全国诗坛的注目。后来包玉堂、黄勇刹等崛起民间,以他们嘹亮的歌声,为人们谱写了南国各民族人民的心曲。而歌剧《刘三姐》的推出,更轰动全国,使广大读者对广西民间丰厚的诗歌资源和广西诗人得天独厚的诗歌才华产生十分深刻的印象。新时期以来,广西仍然相当重视诗歌的发展。我曾经有幸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持过1980年在南宁召开的一次全国性的诗歌讨论会,后来又应邀参加过一次漓江诗会,有机会结识了一些广西诗人。隔了十多年,今年五月再次到南宁、北海、柳州,参加由广西作协及北海市、柳州市、南宁地区作协联合召开的诗歌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