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好中国诗歌故事”之李白诗歌英译经典化机制探究

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将李白的诗歌进行英译是一项既富有挑战又极具意义的工作。李白诗歌英译经典化机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依赖于长期的历史积累和持续的努力;需要不同译者群体的贡献,展现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多样性;同时受到文化交流的深刻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功底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还要具备敏锐的跨文化意识和创新能力,如此才能持续推动李白诗歌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进程。

袁行霈的治诗之道——以《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为例

袁行霈先生为学多方,在诗学研究领域独辟蹊径,成果卓著,他的著作《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为中国古代诗歌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层面的借鉴。袁先生运用史论结合的诗学研究方法,兼顾诗歌艺术史的考察和诗歌艺术论的探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上下两编的编写呈现出了宏观研究与微观考察相结合的诗学研究方法。他还注重“横通”与“纵通”的治学理念,运用了纵横双向比较的诗学研究方法研究诗歌。

一诗舞成——读《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袁行霈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将最初的研究方向定在中国诗歌艺术的研究上,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拆分研究现状的驱动。袁行霈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在对中国古代诗词进行深入分析的同时,也为当代诗歌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诗歌艺术研究》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着眼于中国诗歌艺术理论,着重论述了言、意、象、境等中国传统美学概念。

西方汉学的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以雷之波的《西文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目录》为中心

加拿大汉学家雷之波2012年整理的《西文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目录》,分三个类别收录了西方汉学的相关文献691种。通观《目录》,从主题来看,有关中国诗歌的诗学研究和对诗作、诗人的专题研究较为突出;进入目录的430位汉学家中,绝大多数只收录1种文献,但亚瑟·韦利和华兹生以及华人学者刘若愚等,均贡献出较多作品;相当数量的中国诗歌翻译目录文献被收录其中,凸显出其翻译史、目录学的研究价值。该目录并非完美之作,但仍囊括了西方汉学百科全书式文献、中国文学史文献及专门的中国诗歌翻译及研究文献,是一份具有学术史价值的文献索引。

赵朴初居士第一首汉俳创作时间初探——兼及“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汉俳”

赵朴初居士作为创建中国佛教协会的第一代领导人,中国宗教界公认的杰出的宗教领袖、伟大的爱国者、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亲密朋友,在长期的社会活动和对外交往中,创作了大量的诗、词、赋、曲、小令和对联等;这些韵文作品,极大丰富了现代中国的文学宝库,成为当代珍贵的文学资产。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日本奈良唐招提寺护持鉴真和尚宝像回国供奉时,赵朴初居士根据清水长老日本汉俳的日语翻译,用汉文写出了第一首汉俳,这是在中国诗词园地的一个创新之举。本文就赵朴初居士第一首汉徘作一初探,献给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七十周年。

基于中国诗歌文化的《景观规划设计》课程教学创新研究

中国诗歌文化是景观设计的重要灵感来源,将中国诗歌文化融入课程教学中,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文化自信,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文章基于中国诗歌文化,主要从教学知识模块重构、教学场景丰富、实训案例库建设、实践训练拓展、教师素养提升等方面探讨了《景观规划设计》课程教学的创新思路。同时,通过开展基于中国诗歌文化的《景观规划设计》课程教学创新实践,对进一步实现中国诗歌文化与专业课程教学的创新性融入提供了一定借鉴。

叹词兴替与中国诗歌抒情文化的变迁——兼论新诗出现的文体史意义

叹词是一种表感叹的语气助词,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感叹与抒情的性质及功能相同,一定程度上叹词可以成为抒情诗的代名词,因此探讨叹词兴替可以窥见中国抒情文化的变迁。在汉语诗歌漫长成长史中,叹词在诗中“解放—束缚—解放”历程与诗歌“古体—近体—自由体”的演化过程若合符契。传统诗教对叹词的规训,是通过格律这一“毛细血管”实施的,近体格律不过是“○而不●”中庸诗教的语音贯彻形式。正因为这个原因,复活叹词、打破格律无意中成了五四新诗诗歌革命的最佳切入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人,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啊”“吧”“呀”等现代叹词,不仅促使中国诗歌实现从“客观型”向“主观型”、由“自我表现”向“信息传递”的转变,还打破了“不撄人心”的千年诗学成规,宣告了一种新的诗歌精神的诞生,具有重要的文体史及文化史意义。

阐释学视角下中国诗歌《诗经》英译探究

中国古典诗歌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其韵律之美、词藻之美、气势之美,吸引了许多读者阅读,也引来了许多外国读者。中国诗歌在世界影响甚为广泛。但是传统译者因为受思维影响而过度拘泥于原文,从而忽视了原文多元化的阐释,忽略了翻译本身的价值是实现沟通与交流。而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所主张的翻译四步骤,在文化沟通和文化交流上起了关键意义。

写在诗歌之外——海外当代中国诗歌研究概览(1949—2020)

当代诗歌的语言是白话文运动的产物。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既离不开中国古典诗歌观念的浸润,也受西方诗歌的直接影响,是本土性与西方影响的“杂糅”。从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它从一开始就肩负了文学革命与民族独立的双重使命,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采用了一种特殊的话语表达方式。而海外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大多从上述两个层面进行,由此引发了中国当代诗歌的价值论争。其中宇文所安的观点最引人注目,他认为中国现当代诗歌缺乏古典诗歌的底蕴,诗人用一种受西方影响的话语表达方式讨好西方读者,是西方诗歌的翻版,缺乏独创性。奚密、周蕾等人从本土性与外来影响的不可分割性对宇文所安有关现当代诗歌“中国性”的问题做出了回应。此外,现当代诗歌中蕴含的政治主题也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这一点从顾彬、杜博妮等人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诗歌逐渐被边缘化后,有些研究者从场域的角度去审视当代诗歌的生存境遇。西泽·尹伍德分析了中国当代诗歌界各种“场域”之间的斗争与冲突:大众媒介和能批量生产文化产品的网络制造了大批的大众文化诗人,诗歌成了任何人都可以创作的文体;而与此同时,还有一批中国当代诗人竭力维持诗歌创作的水准、认同诗歌的传统定义以及中国非诗歌阅读群体的保守期望。

关于加强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研究的几点思考

“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学术研讨会由本刊编辑部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于 2 0 0 2年 4月 2 0日——— 2 2日在北京联合举办。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 4 0余名专家学者就中国诗歌音乐本质问题、历代诗歌发展与音乐之关系、乐舞诗的产生与社会活动、诗词曲的内在联系与社会生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在讨论中 ,来自诗歌理论界、音乐理论界的学者打破学科界限 ,各自从诗、乐角度对诗歌与音乐关系问题及中外诗歌与音乐关系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及个案介绍。大家共同认为 ,这种边缘与交叉学科的学术交流极为宝贵 ,值得重视。在文学艺术研究中 ,既包含学科的本质问题又与相关学科关系密切 ;在研究方法上 ,既保持学术传统 ,又有创新精神 ,从诗歌的角度研究音乐 ,从音乐的角度研究诗歌 ,会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从艺术本质及相关性方面对各艺术门类进行理论思考与研究值得关注。本期特编发此组短文 ,以飨读者。

学堂乐歌与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

本文通过对发生在20世纪初期的学堂乐歌创作的考察,对中国诗歌的现代转型及其与之相关的发生机制、生产手段、传播方式等进行了廓清。文章认为,先于“五四”白话诗运动而兴起的学堂乐歌是中国诗歌由古典到现代的一次重要尝试;长期以来学界之所以将胡适为代表的白话诗尝试看作现代诗歌发生的标志,是因为在现代诗歌的研究中关于其内部空间的指认存在着褊狭的学理传统,即只是将诵读的诗理解为现代诗歌而忽略了作为歌唱的诗———歌词———的诗歌身份;质疑这样的传统不仅是一个文学史观念的自我更新问题,而且也是关涉现代诗学如何重构的理论问题。

论中国诗歌的补亡精神——以《文选》补亡诗为例

束皙的《补亡诗》被列为《文选》诗众体之首,具有明补《诗经》之佚失、暗补填笙乐之歌辞两种意味。它既是西晋尚古、拟古等文学复古思潮的反映,又与当时因贵古而托古、补古的风气相关。梁代中期的文学复古思潮、尚古重源的儒家文体流变观以及《文选》的选录标准等原因,使得萧统将束氏《补亡诗》置于《选》诗之首,这就为后世的诗坛树立了一个典范。无论从狭义的角度还是从广义的角度,据事虚拟式补亡诗多有出现。这种补亡传统的发扬为小说、戏剧的发展作了铺垫。

韵律与中国诗歌繁荣的相关度分析

考察韵律的发展和中国诗歌在不同时代的繁荣情况,比较可以发现,中国诗歌的繁荣与韵律的发达程度是同步的,诗韵越发达、越精致,甚至越严格,中国诗歌越繁盛,表明韵律对中国诗歌有着非常积极的推动和贡献。300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在无韵或韵律水平极低的情况下,中国诗歌获得过引人注目的繁盛,也没有一首无韵诗成为经典诗篇。因而,韵律虽然不是诗歌繁荣的充分条件,因为诗歌繁荣还与时代环境、内涵等要素密切相关,但由于韵律是诗歌外在形式的本质特性,显然是诗歌繁荣的必要条件。如果作一个延伸,可以认为,韵律也是诗之为诗的必要条件,任何完全不具备诗律的文字,不管如何排列,作为诗歌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尽管仅仅有诗韵是不够的。

多民族特点与世界性眼光——略论新世纪的中国诗歌史观

源自于中华民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奠定了以"言志"为核心的中国诗歌传统、创作观念与评价标准,以"天人合一"为最高理想的美学风范,也开启了中国诗歌以关注现实生活为指向的发展之路和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中国诗歌在现实生活中承担着多种文化功能,赋予中国诗人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形成了中国诗歌多样化的诗体和独特的语言形式之美。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与诗歌的多民族特点,展示了各民族大家庭之间的政治一体、经济互补、文化互动和血缘互渗关系。历经无数次朝代变更而不衰的中国诗歌,成为中国人的心灵寄托和文化理想,体现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即此而言,"通古今之变"和"观中西之别",应该成为中国学者在全球化视野下所要确立的新的诗歌史观念。

从李白到杜甫:中国诗歌抒情向叙事转换的开端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存在着一种规律性现象:当一个时代的诗歌抒情性达到饱满的程度而难以为继时,后起的诗人总要转向叙事写实。李白之后的杜甫,盛唐诗歌之后的中唐诗歌,唐诗之后的宋诗,宋词之后的元散曲,都是如此。与抒情向叙事转换相伴生的,是诗歌风貌发生的重大变化。

文化间性的例证:中国诗歌审美范式对美国诗歌创作的影响

中国诗歌的传统题材、“意象叠加”的艺术境界、“缘情说”的诗学理念、“兴”的创作手法、“哲理入诗”的审美范式,甚至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汉诗的句式结构,在二十世纪几代美国诗人的创作中都得到了程度不同的体现。对美国诗歌创作实践产生了整体性影响。

中国诗歌的开放诗学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有关诗歌的诗话、词话和评点注疏也有两千多年历史,形成了有别于西方文论,颇具鲜明中国特色的诗学。在中国古典诗论中,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上承中国古代诗话,下接西方现代诗学,对中国人诗歌创作、阅读和欣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王国维作为古代文论的最后一人和现代文论的第一人,仍然跨在传统诗话和现代诗学的门槛之上,其诗歌理论仍然带有传统文论感悟性评点和印象式批评的特征,尚未触及古典诗歌的深层机制。沿着王国维开辟的道路,探索中国诗歌的语言媒介、形式结构和诗歌话语的意指表现机制,可以尝试建立反映中国诗歌特征的诗学。中国诗歌的诗学存在于诗篇之中,因此,选取一些脍炙人口的诗篇,从现代诗学的视角分析这些诗歌的深层结构,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诗学的鲜明特色与古汉语的意指机制相关,古诗的文言媒介、意指机制和再现形式决定了中国传统的开放性创作、开放性阅读、开放性欣赏。古典诗学的两个观念——"意在言外"和"不尽之义",是对古诗鲜明的开放性特征的高度概括,因此,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古代的诗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开放性诗学。

中国诗歌意象的翻译策略研究

中国古典诗歌意象主要集中了诗歌的神韵和意境,承载着作者的思想情感,是诗歌的整个中心所在。诗歌意象包含了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难点,在传递文化内涵的同时,也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在意象翻译观的指导下,对中国诗歌意象的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力求准确进行意象内涵的翻译传递,促进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

中国诗歌典籍的英译分析——评《中国诗歌典籍英译散论》

中国古典诗词典籍是中华五千年文明酝酿和发展的产物，是世界人民兆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瑰宝。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频繁，输出中国的优秀文化，

论中国诗歌精神对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的超越

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决定当代社会的走向,中国诗歌精神"诗言志"与主体意识保持着相关性,中国诗歌精神"兴观群怨"又与危机意识保持着相关性。主体意识的缺陷并不能完全依靠危机意识来补救,而中国诗歌所追求的诗化生活和天地精神,却能超越主体意识与危机意识轮替主宰的现代生活。中国诗歌是儒释道之外的第四类文化,它的思想价值应该重新被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