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体制:国际比较、发展趋势与中国选择

金融监管体制的选择与改革历来是各国理论界和政界争论的焦点。此次金融危机后,美、英两国对原有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双峰监管模式,明显加强了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和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与管理。这些变化给中国很多启示,妥善处理好审慎监管与消费者保护的内在冲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协调配合、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体制机制应成为中国未来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

银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兼论中国选择

利用1991~2010年52个国家的经济金融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银行和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演进趋势,并在充分考虑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前提下研究了我国所处的阶段。结果显示：随着经济水平的增长,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下降趋势,股票市场作用呈上升趋势;在经济增长较低的水平,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股票市场的作用差距较大,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差距在缩小;中国目前处于以银行占主导地位的阶段。

新型全球金融治理模式下的中国选择

在当前以国际组织为侧重的多元多层次合作的新型全球金融治理模式下,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努力提高自身在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对中国来讲具有长远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同时中国也要做好承担责任的准备。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具体内容上,本文建议:中国应积极利用G20的国际协调平台;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积极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对外进行资金援助,团结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讨价还价;积极参与全球金融监管体系改革,参与国际监管标准的制定,推动国内监管体系改革;重视区域的金融合作等。

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国外审视与中国选择

少年犯罪与成年人犯罪有质的不同。因此,少年犯罪刑事政策也应与普通刑事政策有所区别。明确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内涵和基本精神,才能使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制定不偏离方向。研究当前国外对少年犯罪的刑事政策,明确我国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应然选择,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少年犯罪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后危机”世界经济与中国选择:三个视野的综合与前瞻

世界经济"后危机"既是一个时段,也是一种状态。文章从全球经济失衡、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以及经济全球化三个视野切入,分析了影响"后危机"世界经济之关键因素的状态与动态,并以中国经济为原点做了综合与预期。研究揭示,作为世界经济震荡基础因子的全球经济失衡虽然好坏参半,但部分环节在转好;全球经济存在一个"分层的3G"治理架构,这个治理构架起了稳定作用;经济全球化新阶段不可逆转,且有利于中国经济调整。综合判断,"后危机"时段行将过去,中国经济最大的战略利益在于加快转变增长方式。从中国经济约束条件看,三个视野都有一些利好因素可以利用。但利用这些因素推动国内经济转型的几率与程度,则有待于体制改革的突破与深化。

社会照护给付:英国经验与中国选择

社会照护制度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必然选择,在社会照护体系中,给付是联结筹资与照护服务的纽带,从而是照护体系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环节。英国作为全世界第一个福利国家,形成了由中央普惠制照护津贴和地方审查制照护给付共同构成的照护给付体系。借鉴英国的基本经验,中国的长期照护制度应当以地方政府为责任主体,在筹资模式上以保险为主、辅之以照护津贴,逐步实现适度普惠。在给付方式上,应当以服务供给为主,政府逐步实现从直接提供服务向购买服务的转型,并确保服务质量,并将家庭成员纳入支付的范围,支持家庭发挥基础性作用。

反恐对策:美国经验与中国选择

美国反恐对策主要包括其反恐的法律对策及反恐的策略选择。以《美国爱国者法》为代表的国内立法,极大限度地扩大了美国政府在监听、逮捕、搜查等方面的侦查权力,赋予执法部门更大权力来预防、侦查和打击恐怖犯罪,但其部分条款的规定对宪法赋予美国公民的合法权利已或明或暗地构成侵蚀;美国反恐虽然具有国际法依据,但其具体反恐行动存在滥用国际法的情形,给其反恐行动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中美两国国情不同,所面临的恐怖主义问题也不同,但经过实践检验的美国反恐对策,对中国反恐对策的选择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论新近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规制合作的不同路径及中国选择

全球价值链下,国内规制差异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的壁垒。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国内规制壁垒的解决具有局限性,其自身发展也面临困境。在发达国家推动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CP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EEPA)、《美墨加协定》(USMCA)等大型自由贸易协定近年来先后达成或取得进展。这些代表性的新近大型自由贸易协定引入了规制合作机制,注重多元目标的平衡,以“良好规制实践”为核心规则,采取实验主义治理,形成了规制合作的新范式。在实现规制合作的路径上,这些协定分别采用了引导式路径、协调式路径和强制式路径。中国在未来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中应灵活选择合适的规制合作路径:与发达国家的贸易规制合作谈判应慎用强制式路径,可以接受引导式路径,优先选择协调式路径,并设计合适的规制合作规则;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规制合作谈判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软法形式倡导“良好规制实践”。

“天安舰事件”后东亚战略形势与中国选择

“天安舰事件”是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提速的重要信号，美韩黄海军演是美国保守派在向中国摊牌并对奥巴马“新尼克松义”政策施压，这对目前基于远东雅尔塔法权体制的美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是灾难性的。笔者主张中美在雅尔塔体制中的合作，而不应当寻求“零和”式的冲突。今天美国衰落的原因是美国财政已无力支持其过于庞大的战略目标，该战略目标已使美国对手林立并越打越多。遏制中国已成为美国巨大的政治和财务包袱，美国已没有必要——当然也日益没有能力——坚守遏制中国的“第一链条”。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只是在恢复半个世纪前已在雅尔塔体制中确定的中国合法权利，并不损害美国的雅尔塔利益。笔者建议，为了美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繁荣，为了保持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应有的大国地位，美国应当放手台湾于中国，由此赢得亚太在新的政治基础上的和平。中国必须为此做好最坏和最好的准备。

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经济形态与中国选择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文明形态,摒弃了工业文明所倡导的"以人为中心"的物质经济价值观和自然观,取而代之的是将人看做自然的组成部分的"人—自然"整体价值观和自然观。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看,每一种文明的生成,都有相应的经济形态与之对应。生态文明的经济形态为生态经济,它建立在"理性生态人"基础上,是对以"理性经济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超越。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审视当下的中国,生态文明的构建不但要设计一套包括制度环境、具体制度和实施机制在内的制度体系,还要从政治保证、法律体系、经济支撑和社会条件等多方面为生态文明的构建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高等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但许多矛盾与问题也凸现出来,其中教育经费短缺就是突出问题之一。传统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已愈来愈不适应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传统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拓宽教育经费渠道,提高财政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建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高等教育财政体系已势在必行,并已成为各国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普遍趋势。中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又要立足中国国情,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探索和建立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与管理体制。

金融集团监管国际比较及中国选择

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金融深化程度持续加深,金融混业经营和金融集团化发展趋势日趋明显。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深刻揭示出金融集团监管不严引致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巨大危害性和破坏力,对金融集团监管提出了前所未有挑战。为此,本文选取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和台湾等7个样本国家和地区进行金融集团监管国际比较研究,遴选出一定前提条件下的最优模式和次优模式,并结合实际提出了中国金融集团监管模式选择路线图。

大学生就业制度国际比较与中国选择

随着本国经济形势下行及金融危机等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发达国家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大学生就业压力,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一现象也促进这些国家不断完善大学生就业制度以应对严峻挑战。借鉴主要发达国家成熟经验完善我国的大学生就业制度,是"双向选择、自主择业"进一步落实的必然选择。

非政府组织反腐败之作为:国际视野与中国选择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认为反腐败应该有广泛的社会参与,非政府组织反腐正在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就全球而言,透明国际的卓著成效有目共睹,就我国而言,非政府组织或在公共领域分权制衡,或对政府进行权力监督,是体制外反腐败的有力主体。

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高等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但许多矛盾与问题也凸现出来，其中教育经费短缺就是突出问题之一。传统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已愈来愈不适应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传统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拓宽教育经费渠道，提高财政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建立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高等教育财政体系已势在必行，并已成为各国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普遍趋势。中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经验，又要立足中国国情，在公共财政框架下探索和建立我国高等教育财政与管理体制。

从孙中山三民主义价值观的转向看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中国选择

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替人民群众代言,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作为科学的价值理论的根本。对比"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的三民主义价值观基点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的价值立场,不难看出二者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内在契合性。透过孙中山由"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基点上的"联俄、容纳共产党、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价值观转向,更能判明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中国化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论石油储备模式的中国选择

在当今世界能源格局中,石油无疑占据着核心地位,是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国防现代化的重要能源。对石油储备主体的选择,亦是对石油储备模式的选择;对承担国家石油储备主体认知的不同,亦表征着对储备模式的一种价值取向与事实判断。对我国石油储备模式的选择是以政府储备为主导,还是以企业储备为主导,抑或是以政府储备与企业储备相结合为主导,在法律层面上主要表现为"政府型"石油储备模式、"政策型"石油储备模式以及"混合型"石油储备模式三种模式。本文认为,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混合型"石油储备模式,有利于较快地建立起石油储备基地,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进一步形成契合生态文明理念诉求的能源法制保障体系,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与根本利益。

新疫冲击、经济全球化前景与中国选择

要准确判断疫后经济全球化趋向,须先理清其内涵、阶段、基础动因等基本问题,进而聚焦于本轮经济全球化的特有动因,审视疫情冲击对于经济全球化基础动因和本轮特有动因之冲击程度,最后根据此种冲击效应做出判断。而关于中国应对方略,则须结合全球化势态判断和中国经济现实分析提出。基于此,文章就新冠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全球化前景做了历史、理论而现实合一的分析与判断,进而就疫后中国应对策略提出了若干建议。研究显示:经济全球化源自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迄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疫情冲击正在损害本轮经济全球化的技术基础和治理架构,这将导致本轮全球化放缓乃至停滞,但不会逆转。基本的原因是,疫情对全球化的基础动因未有丝毫影响,基础动因源自人性衍生的三个基本规律。疫后经济全球化一个重要动向是分群。中国应对方略应按照三个层面设计并提出,着眼于发挥三个层面的优势。三个层面分别为国际多边、国际双边和次多边,以及国内市场规模与区际分工。

金融开放的国际比较与中国选择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潮流正向全球发展,人们在享受金融开放程度提高带来的弥补资本短缺、获得技术外溢和制度的进步好处的同时,也遭受了金融危机、GDP锐减、社会动荡的损失,使其对金融开放产生了一定的怀疑。本文主要通过对中外Chinn-Ito指标、对外金融资产负债总额/GDP和对外金融净资产/GDP指标的比较,分析出当前中国金融开放度与国际的差别,并就此现状展望了中国未来金融开放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