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历史纪录片助力历史教学增效——以《中国通史》纪录片的运用为例

历史纪录片是一种重要的历史课程资源,具有直观性、形象性等特点,契合初中生的认知发展规律,能助力初中生有效学习历史。基于此,教师可以运用历史纪录片助力历史教学。文章以《中国通史》纪录片的运用为例,联系初中历史教学内容,具体论述了运用纪录片助力历史教学的策略。

吕振羽民族史撰述的修订与完善—— 以《简明中国通史》为中心的考察

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中有关民族史的撰述内容经过多次修订与完善,反映了他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史叙事体系的历程。有关修订主要体现为三方面的趋势:指导思想上马列主义原则的愈益深化;民族起源与构成叙事上多元论的凸显;民族发展史叙事上融合论和共同创造说的生成。修订折射出吕氏撰写旨趣、指导思想、撰述体系、措辞表达等撰述思想的变化,是吕振羽民族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的反映,也是中国学界民族史研究不断进步的反映。

略论20世纪法国汉学界中国通史撰写的范式

20世纪早、中、晚期法国汉学界的三部通史性著作(考狄的《中国通史》、马伯乐和白乐日的《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的撰写在范式上经历了“王朝史”“总体史”“王朝史—总体史融合”的演变历程。其中《古代中国的历史与制度》的撰写具有转折意义:马伯乐对经济史料的重视和在古代宗教、语言、思想等领域的研究基础,以及白乐日对年鉴学派“总体史范式”的引入,既完全颠覆了考狄《中国通史》的“王朝史范式”,又为谢和耐兼具“王朝史”和“总体史”特点的《中国社会史》的撰写开辟了道路。

俄罗斯版《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研究评述

本文以《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和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为参照,评述俄罗斯学者编纂的十卷本《中国通史》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方法、撰写范式,阐释其对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俄罗斯学者综合使用考古学与文献学研究方法,从整个东亚历史区域的维度考察上古时期的中国文明,描述了东亚广阔疆域上既具共性又各有千秋的诸多文化类型,勾勒了上古时期不同文化载体之间的交往过程,并最终在双重文化空间中审视华夏文明有机统一体的形成,为解读中国历史提供了俄罗斯视角。

诸子百家学说形成及演进——评《中国通史》

中国拥有5 000多年的历史,每一个朝代所蕴含的思想文化造就了很多优秀的中华民族传统和精神文明。其中春秋战国时期所产生的诸子百家学说,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具有重要影响。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吕思勉编著的《中国通史》一书体裁独特,将政治与文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与传承进行了归纳总结,从宏观的角度将中国历史的演变以及各类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一一阐述,其中对于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描述,有利于读者对于诸子百家学说的形成及演进有更加清晰、全面的了解。

《中国通史简编》的早期传播及影响研究

《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中的一件大事,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全面总结中国历史的重要实践。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通史简编》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思想与革命思想的宣传载体,对当时的革命斗争有重要价值。在与国民党争夺历史解释权方面,《中国通史简编》在国统区的出版与传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见证了中共上海出版阵地的奋斗历程。

略论当代中国通史研究与撰述之趋势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通史研究与编纂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体系,一是放弃这种体系,或重构中国通史新体系,或编纂中国通史新著。但究其目标,都是旨在探索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历史体系。

周谷城《中国通史》在历史编纂学上的成就

周谷城《中国通史》力图写出完整统一的中国历史,从体裁的确定到资料的取舍、文字的表述、篇章节的安排,都贯穿着这一撰述宗旨。其结构严谨,观点鲜明,自成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古代的“通史家风”。

《中国通史》(二)述要(上)

《中国通史》(二)即中国通史近代部分,讲授内容起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止于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前夕,共八十年的历史。本课程基本教材是《中国近代史纲》,辅助性教材是《中国近代史学习手册》,均为龚书铎、方攸翰主编。

《中国通史简编》问世前后

在陕西省档案馆馆藏资料里，保存着一本名叫《中国通史简编》的书。这本书由历史学家范文澜所著，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历史的史学巨著，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堪称“姊妹篇”，又与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尚钺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吕振羽所著《简明中国通史》并称“五朵金花”，影响甚巨。

中国通史编纂百年回顾

20世纪新式中国通史的编纂,孕育于中西之学交相激荡的时代,每当民族危难或时局急剧转折之际,都会有新的高潮迭现。三个时期的演进,既反映出新史学多重色彩的风云际会,更是百年中国社会变迁、时势跌宕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家对时代问题的感悟及其应对。21世纪中国通史的编纂,笔者以为,还是绕不过百年通史名家苦心思考和艰难探索的基本路向。细细咀嚼诸名家学术感悟及其编纂经验,不忘前事之师,理应成为驱动新世纪中国通史编纂必不可少的一项学术准备。

由“分期”史到“断代”史——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之演变

民国时期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有一个从模仿西洋史"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的"分期"体系,向"断代"体系逐步演变的过程,最通行的断代方法为"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六段。在前一种讲授体系下,由于分期标准难以确定,造成时期划分极端混乱,中西历史对照讲授的目的难以达到,而且由于受西方中心史观的影响,还出现了强分时代乃至割裂历史的弊端。因此,这种讲授体系逐渐被各大学所抛弃,而代之以后者。后一种讲授体系的最终确立,是在分段问题上充分考虑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特点的结果。其问题主要在于各段历史在实际讲授过程当中,常常不能衔接,造成"通史"事实上"不通"。与通史讲授体系的演变相呼应,通史教科书的编撰,也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模仿西洋史分期,到依据本国历史发展特点构建本国通史著作体系的演变。这是中国史研究逐渐深入的一个表现。

1931年—1945年的中国通史撰述

抗战时期史学领域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的研究趋势 ,即对中国通史的研究与撰述的关注和重视 ,这一新的研究趋势是时代与社会的客观需求和史家的主体自觉共同促成的。这一时期的通史撰述对通史编撰理论作了深入探讨 ,在历史观、史书体裁等诸多方面可谓异彩纷呈 。

“红色史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论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包涵丰富的社会、政治、史学方面讯息,相当长时期里,在中共党内具有特殊地位,代表中共官方说法,具有很大的力量,形塑了几代人的国史记忆。《简编》紧密联系现实政治,站在中共立场,颠覆既往旧史"成王败寇"的叙事模式,不仅在史学史上具有革命意义,而且在中共党史上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然而,历史书写以一时政治为转移,政治诉求凌驾于历史解释,严重伤害了史学独立性。延安版在解放区颇有流传,但在国统区影响有限。此书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始于新知版,进而波及海外。进入后革命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简编》已全然脱离当下社会现实,这使它逐步进入被遗忘的场域。

张荫麟的新中国通史撰著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实质性继承

新式中国通史撰著是中国现代新史学发展成就最大的领域之一。中国现代史家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史学和通史编纂理论撰著新中国通史,张荫麟在这方面贡献卓著。他系统阐发新通史理论,并以之为指导撰写新中国通史《中国史纲》。他对中国传统史学和通史编纂理论做了"实质性继承",采用长编考异法、追求文史合一、重视历史人物的书写和弘扬以史经世精神。他在融合中国传统与现代史学理论撰著中国通史方面建构了新范式,为中国现代新史学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隋朝在中国通史上的地位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历史,从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朝至清朝共二千余年。其政治体制,"天子独尊,宰相统摄百僚"的制度开创于秦朝。经过七八百年的发展,隋朝创立的天子之下"三省六部"制度完善了这种政治体制;创立的科举制度,空前扩大了社会基础。隋朝短暂38年,为隋唐统一天下的草创、为封建社会后期千余年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作出了划历史时代的贡献。

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的撰述特点

吕思勉所著的《吕著中国通史》,是成书于抗战时期的一部通史著作。与同期的其他通史著作相比,在体例、内容以及史学思想方面都有自己的显著特点,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吕思勉的影响,尤其是书中洋溢的爱国主义热情对我们教益匪浅。通过研究《吕著中国通史》的撰述特点,可以更好地把握中国通史撰述的方向。

1900-1915年间的中国通史编纂

1900-1915年这段时间,是中国古代通史编纂由传统向西方"普世史"模式转变过渡的时期。从20世纪初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提出编写新的中国通史的设想,到夏曾佑等人"教科书体"中国通史的编写实践,再到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推崇,西方"普世史"模式逐渐成为此后中国通史编纂的主导模式。在中国通史编纂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1900-1915年这段时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