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过度金融化:资本逐利抑或环境治理

中央环保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采取的重要改革措施,不仅有利于提高环境治理效力,而且也会对微观企业的资源配置决策产生影响。基于2012—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投资进而会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高管无公职经历的企业以及处在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强。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提升了企业绩效。研究结论探析了宏观环境政策对微观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对实现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地方环境治理何以有效?——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省域数据的动态QCA分析

中央环保督察背景下地方环境治理何以有效?运用动态QCA方法对三时段全国各省数据的分析发现,地方治理有效的核心条件组态共有10种类型,压力型体制作用机制始终发挥重要影响,环保理念在中央持续发力下逐渐得以塑造并正向作用于实践,多元主体参与和常态化治理格局正在缓慢形成,同时各地区影响治理成效的因素也存在显著差异。要继续推进环境治理的国家战略,仍需继续保持中央督察的高频压力,但应精准发力,特别注重全社会环保理念的培育,推动多元主体参与的常态化机制建设,激活区域资源,发挥地区特色优势拓宽治理路径。

政府内规制:理解中央环保督察的一个新视角

中央环保督察是我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学界诸多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其运作逻辑和实施效果,但是现有文献对中央环保督察的过程、机制和工具运用的阐释仍不够具体和深入。利用政府内规制的理论视角,详细剖析中央环保督察过程中运用的各种机制和多样化工具,从而对中央环保督察的规制逻辑有较为微观和细致的认知。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的政府内规制过程涵盖了标准设定、信息收集、行为矫正三个要素,通过充分利用强制性、随机性、互动性等规制机制,大幅提升环境治理绩效。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中央环保督察需要通过引入竞争性机制、开展自我规制、加强规制者监管、开展成本收益分析等一系列规制设计来加以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样本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央环保督察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研究中央环保督查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改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且在督察后仍保持显著的正效应。更重要的是,内部控制是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中介变量,在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发挥中介传导效应。

中央环保督察提高了公众环境满意度吗?——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公众环境满意度是评估中央环保督察政策效果的重要标准。已有研究主要从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等方面评估,而忽视了从公众环境满意度角度来评估中央环保督察的效果。基于CGSS 2017,本文采用Ordered Probit和OLS回归实证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公众环境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未被督察的省份,正在接受中央环保督察省份的公众环境满意度更高。然而,随着督察组的离开,公众环境满意度会先降低,之后则不再有显著变化。中介效应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动员公众和改善空气质量提高公众环境满意度。此外,互联网使用频繁程度对两者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本研究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的相关文献,深化了在运动式环境治理中互联网使用与公众环境满意度关系的认识。

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政策效用评估——基于DID双重差分法分析

使用2012-2022年中国220个地级市的PM2.5、PM10、NO_(2)、SO_(2),的年均浓度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是否为污染防治重点城市划分试验组与对照组,利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定性。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可以显著降低污染防治重点城市的PM10、SO_(2)和PM2.5的年均排放浓度,减少各项污染物排放量,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建议因地制宜开展环境治理工作,同时根据每个城市的实际情况确定督察工作的重点,对不同地区确定不同的空气环境治理目标。

省长叶建春主持召开全省禁捕退捕工作会议:着力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6月5日,省长叶建春主持召开全省禁捕退捕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工作,分析研判当前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禁捕退捕工作。他强调,长江十年禁渔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要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江十年禁渔重要指示批示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国务院对长江十年禁渔的深邃考量,保持战略定力,直面问题短板,更加扎实有力做好禁捕退捕工作,推动长江十年禁渔工作任务有效落实、目标按期实现,以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体现忠诚担当、做到“两个维护”。

政治势能何以转化为治理效能?——以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为例

“政治势能”是中国本土政治学术话语,是“高位推动”的学理性表达,其核心理念是“党的领导在场”。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政治势能是公共政策得以有效执行的关键所在。作为一项创新性制度安排,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政治势能”的分析框架,可以透视中央环保督察中政治势能的运作逻辑,分析政治势能向治理效能的转化机制,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中政治势能通过“形成趋势—构建权势—宣传造势—形成共识—借势成事”五个层次发挥作用,并通过资源整合机制、激励机制和问责机制的耦合、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机制实现治理效能的转化。在未来的环保督察实践中,需要通过制度性嵌入环保督察制度,避免环保督察整改策略性行为,以及平衡问责与避责的张力,以此激发环保督察制度的潜能,实现政治势能的优化。

中央环保督察、绩效考核压力与企业“漂绿”

本文将2016年首轮施行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该制度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被督察地区污染企业的“漂绿”水平,但因传统政绩观的惯性影响,经济绩效考核压力会弱化该制度的微观政策效果。进一步分析发现:环保督察期间,地方政府主要通过加强环境执法促进企业改善环境信息披露;企业“漂绿”水平的降低仅在法治化水平高、行业竞争度高以及媒体关注度低和非政治关联的样本中显著;兼顾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政绩考核机制有助于克服传统政绩观对该政策的负面影响。本文丰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为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提供了理论启示。

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竞争与企业环保投资

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制度安排,中央环保督察致力于强化地方政府部门权责与引导企业环境保护行为,选取2014—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竞争与企业环保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相较于其他类型企业,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有效促进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并且形成一定的持续机制,但其效果随着时间推进不断减弱。(2)当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较低时,中央环保督察的正面效应显著增强,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环保投资水平。(3)非国有企业和高度行业竞争企业受中央环保督察的影响更大,中央环保督察的促进作用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减弱的阶梯型转变。有鉴于此,提出建立环保督察长效机制、强化地方环境治理责任,规范地方政府竞争秩序、优化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增强环保督查结果运用、高效落实环境政策导向的建议,来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高生态环境质量。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中央环保督察是中国推进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以重污染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缓解了重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作用机制在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以及降低代理成本而缓解了融资约束。进一步分析例行督察和“回头看”都能缓解融资约束,且缓解效果在规模大、无政企关联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中央环保督察问责的规范分析及完善路径

督察问责是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最严格责任追究”要求的关键环节。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在取得显著效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改进的方面,包括规范依据、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情形、问责程度等。本研究强调:中央环保督察问责规范效应的进一步发挥,需要合理处理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与传统科层制的相互关系,以及改进我国环境治理在央地之间、部门之间、党政之间的体制性障碍,这是影响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实效的关键核心要素。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当前进一步完善中央环保督察问责制、深入发挥中央环保督察效能,需要明晰党政各部门职权配置及清单制度、完善督察异体问责机制、建构科学的责任认定及绩效评估机制以及进一步规范督察问责程序。

中央环保督察的微观治理效果评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随着中国环境保护力度加强,环境污染问题得以改善,但地方政府以及企业经济利益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并未真正化解,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为此难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为探究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环境行为,基于2011—2019年披露排污费信息的225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第一,中央环保督察能够在短期内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第二,中央环保督察对国有企业、水污染类型企业、环境规制较弱地区的企业以及竞争程度较强行业的企业存在显著环境绩效提升作用;第三,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增强地方环保压力、促进社会监督影响企业环保行为,却未能显著提升公众环保意识。上述研究为中央环保督察的有效性提供了微观证据,对其制度和治理手段的完善提供了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何以低效?——基于中央环保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的质性分析

中央环保督察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监督保障机制,对于优化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增进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具有显著作用。运用NVivo 12.0对64份中央环保督察集中通报典型案例文本进行质性分析,旨在认识地方政府生态环境治理的共性问题,提炼影响地方政府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理念认知、政策质量、管理过程和政府责任等四类因素,内嵌于地方政府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的全过程,深度影响地方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理念-政策-管理-责任”影响因素模型有助于阐释地方政府整改行为偏差产生的内在机理。据此,地方政府应从重塑环保理念、推进多元化机制建设、规范管理过程和健全系统化责任体系等方面,探寻生态环境有效治理的路径。

中央环保督察、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ESG责任评级

以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作为准自然实验情境,选取2014年至2020年我国3022家家族企业,建立多期DID面板模型,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有利于提升家族企业ESG责任评级,二代涉入强化了两者间的正向关系。机制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在宏观层面通过约束效应与监督效应,在微观层面通过声誉价值与社会资本来提升家族企业ESG责任评级。进一步分析表明,对于“回头看”地区、低竞争行业的多代控制家族企业,中央环保督察对家族企业ESG责任评级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因此,应从深化家族二代涉入程度、增强家族企业ESG责任意识和提升家族企业声誉价值三个方面提升家族企业ESG责任评级。

中央环保督察的生成逻辑、制度演进与实践反思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创新举措,是推动督察依法向纵深发展、夯实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建设美丽中国的现实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经历了督查到督察、间接到直接、短效到长效的制度演进。但从效果层面上,仍存在经济发展与常态环保不协调、法律依据与实施程序不充分、内外监督与问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基于环境的公共性和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中央环保督察面临着中央与地方、地方与企业以及公民群体间的政治、经济、生态等多重关系,建议在长短期博弈的引导、央地间矛盾的化解、信息不对等的疏困上着力,进一步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制度优势。

中央环保督察与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分析

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地区经济活动绩效与环境成本的重要指标。文章基于事件研究法,对中央第一轮环保督察行动前后我国市级面板数据进行动态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整体上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的短期环境成本效应大于节能减排效应,综合效应为负;第一轮中央环保督察对不同产业结构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处于产业升级路径两头的地区综合效应为负,处于产业升级路径中游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综合效应为正;不同批次接受中央环保督察的地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所受影响无显著差异,被督察地区不存在政策模仿效应。

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应用2008—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以中央环保督察作为外生冲击事件进行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PSM-DID模型分析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投资效率,并且主要体现在对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而非对企业投资不足的改善。进一步研究发现,降低代理成本和缓解信息不对称是中央环保督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渠道机制。此外,中央环保督察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规模制造业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其中,在环境保护力度较弱的地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而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效果也更为明显。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研究结论依然成立,这为完善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机制以及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央环保督察何以赋予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主动性——基于环保督察在G省H市的实证研究

长期以来,央地委托-代理关系中地方政府的执行偏差问题是环境治理中的一大难题。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央政府建立了环保督察制度,在有效解决地方政府不作为的同时,还造就地方政府主动助推产业转型的治理格局。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央环保督察如何赋予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动性尚缺乏系统研究。文章以中央环保督察在G省H市的具体实施为例,并基于该市企业层级数据,采用断点回归与过程追踪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排污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方面,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至少降低H市企业约80%化学需氧量的排放规模;另一方面,中央环保督察在明确环境治理的重要性、打破央地信息不对称、建立常态化工作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塑造区域范围内的统一监管标准,有效解决“谁做环保谁吃亏”的矛盾,激发出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动性。

中央环保督察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创新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和经济矛盾的重要手段。本文以2014―2019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重污染企业异质性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应用情境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但是企业绿色创新仅体现为策略性行为,且其促进效应具有滞后性;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仅在“回头看”地区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显著;环保投资是中央环保督察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