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探析

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与资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依附第三方数字平台完成产品体系、组织结构、业务流程的改造,进而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其数字化转型过程为企业层面的数字技术部分采用、行业层面的数字技术整体融合以及生态层面的数字技术共生发展。但中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还面临数字意识薄弱、转型能力不足、转型资源受限、转型数据欠缺、转型成本过高等诸多困境。中小企业要立足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从培养动态管理能力、运用轻体量数字平台、提升组织使用信息技术的能力、获得政府外部帮扶及支持等方面创新路径,推动数字化转型。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对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6—2020年新三板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减少企业融资费用、降低信息不对称来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提升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果更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非东部地区和“专精特新”企业中效果更明显。本文拓展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传导路径研究与异质性分析,为进一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政策实施精准度和有效性提供了重要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资源错配抑制与中小企业景气提升

金融歧视下的资源错配,已成为中小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掣肘。如何突破这一约束,融合“普”与“惠”的数字普惠金融被寄予厚望。本文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内涵与中小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对金融资源的诉求进行理论分析,然后构建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利用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中小企业发展调研数据,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景气提升的作用及其机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景气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提高都能促进中小企业景气指数上升。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从而提高融资匹配度,由此提升中小企业景气指数。特别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景气的提升作用具有“均衡器效应”,景气状况较差的中小企业能够从中获益更多。为此,应当持续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借助其抑制金融资源错配功能,破解中小微企业融资约束,提升其发展中的景气度。

数字政府建设促进小微企业创业了吗?——来自浙江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证据

数字政府建设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手段,在促进中小企业创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数字化企业服务平台是应用最广的数字政府建设载体之一。本文以浙江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成运营为准自然实验,结合浙江省小微企业注册数据,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创业促进效应进行实证估计。结果发现,通过提供市场信息和匹配服务需求,浙江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降低了市场进入壁垒,促进了小微企业创业,且该创业促进效应在创业环境差的地区更显著。

数字化变革驱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布迪厄实践理论和批判实在论

基于调研多家中小企业数字化实践,通过结合布迪厄实践理论和批判实在论,构建高质量发展视角下中小企业数字化变革的概念框架。在真实域,小企业通过积累和占有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以改变在数字化变革场域位置;在实际域,中小企业利用四大资本重新击穿其传统习性,实现数字化习性变迁;在经验域,实现中小企业与高质量发展相关的价值。研究发现为我国中小企业数字化变革升级从而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和见解参考。

数字化视角下资源编排对中小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

资源编排理论为探索数字化背景下中小企业组织韧性培育提供了新思路。聚焦资源编排对中小企业组织韧性的影响,揭示两者间的作用机理与边界条件,以334家中小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资源构建、资源协调对中小企业组织韧性具有正向影响;数字运营能力、数字协同能力中介资源编排与组织韧性的关系,而数字感知能力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未得到证实;变革型领导正向调节数字运营能力、数字协同能力对组织韧性的影响。结论可打开数字化视角下组织韧性培育过程的“黑箱”,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小企业实施资源编排行为以强化组织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的影响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研究

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2012—2021年创业板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种促进作用呈现出单门槛效应,其表现形式为门槛值左侧的促进作用小于门槛值右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根据产权和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专精特新”转型影响的单门槛效应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经济发达地区企业中。文章从“专精特新”视角研究政府补助的有效性,有助于引导政府更好地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进而促进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作为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对制造业质量提升和安全保障发挥着关键作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不仅通过激活制造业创新动力、提升品牌价值、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来提升制造业质量,还通过促进制造业产业链完整、增强产业优势、推进产业链畅通来提高制造业安全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技术引领的产业安全保障模式、市场驱动的产业安全保障模式、技术引领的效率增强模式和市场驱动的效率优化模式。基于此,应大力发展关键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能力、推进其与大企业融通发展。对政府和相关部门,应从战略高度谋划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提高政策支持精准度、加强基础研究技术供给、改善营商环境。

信息型政策工具如何促进中小企业持续创新——资源拼凑的中介效应与创新动力的调节效应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的背景下,政府部门出台了一系列信息型政策工具来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但是,信息型政策工具是否以及如何促进企业持续创新,学界对此研究较少。以国内446家科技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信息型政策工具对中小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信息型政策工具会对中小企业资源拼凑(探索式资源拼凑、利用式资源拼凑)及企业持续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资源拼凑在信息型政策工具与中小企业持续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相较于利用式资源拼凑,探索式资源拼凑的中介效应更强;创新动力显著正向调节资源拼凑与中小企业持续创新之间的关系,且创新动力在利用式资源拼凑与中小企业持续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更强。

组织韧性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基于双元学习和组织惯例更新的链式中介作用

在VUCA特征日益明显的市场环境下,如何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冲击,成为中小企业生存和成长的关键。组织韧性是中小企业在面对危机时作出反应、适应和改变的重要能力。具备组织韧性的中小企业才有可能长期生存并不断成长,探索组织韧性如何促进中小企业成长意义重大。基于动态能力理论,通过对206家中小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探索组织韧性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组织韧性对中小企业成长有显著正向影响;双元学习与组织惯例更新在组织韧性与中小企业成长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双元学习、组织惯例更新在组织韧性与中小企业成长之间具有链式中介作用。

研发强度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竞争力影响的分析

近期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加大政策力度积极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并着力提升“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竞争力。通过分析国内外文献构建了企业竞争力影响模型,并且针对608家上海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年的面板数据开展回归分析。分析后发现企业的研发强度对于由毛利率表征的企业竞争力有直接影响,企业专利、政府专项支持分别具有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此外,政府专项支持对于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企业调节效应更为显著。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了提高“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与中小企业生存:促进或抑制?

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下,促进中小企业生存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结合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的2014—2021年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中小企业生存能力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中小企业生存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小企业生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结论在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代理成本节约效应,即数字经济通过优化中小企业自身融资能力和外部融资环境缓解融资约束,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和管理者决策过程中的非理性降低代理成本,进而促进中小企业生存。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东中部地区、制造业和管理效率高的中小企业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

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

企业社会关联可能是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一个关键因素。而已有关于商业关联、政治关联与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对新创企业以外其他不同类型企业情境下的实证研究相对匮乏,也缺乏对环境动态性这一重要情景变量在企业网络关系与企业成长中的作用研究,此外考虑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企业成长影响的研究也不足。因此,以开放式创新理论与资源依赖观为基础,探讨商业关联和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以及环境动态性在其中的调节效应。通过对282份来自中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有效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商业关联显著正向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但不具有倒“U”型关系,认为主要原因是商业关联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所带来的资源效益仍然高于建立与维系商业关联的投入成本和互惠陷阱;而政治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产生倒“U”型影响,适度的政治关联有助于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而当政治关联的强度超过一定临界值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资源可能会更多地被投入到发展其他能力等方面,从而对企业成长产生消极作用;商业关联与政治关联的交互作用负向影响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环境动态性负向调节商业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即环境动态性越高,商业关联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越弱。为此,科技型中小企业必须谨慎使用政治关联,平衡商业关联与政治关联的强度,有效整合两种外部社会关联所带来的资源。

政府补贴下平台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演化策略研究

已有研究关注到政府补贴、平台赋能可以弥补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源和能力上的不足,但三者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相应的行为策略调整还有待深入研究。理顺三者间的协同演化关系,对于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平台持续健康发展及提升政府补贴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构建中小企业、平台和政府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运用Matlab2016对不同因素影响下的三方协同策略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政府加大对中小企业、平台的补贴力度能够提升中小企业选择加入平台、平台选择优化服务的概率,但为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及减轻财政负担等,随着补贴力度的增加,政府选择补贴的速率会降低;平台或中小企业的吸收能力小于临界值、平台赋能资源量大于临界值均不利于三方良性互动;平台承载中小企业的数量存在最低规模边界,低于边界值平台倾向选择一般服务;政府加大对平台的惩罚力度能够提升平台选择优化服务的概率。该研究结论有助于明晰政府补贴、平台赋能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逻辑关系,为中小企业、平台和政府的行为决策提供理论借鉴,以期促进平台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

本文聚焦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效应这一核心问题,以2015-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实证分析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同时,通过双重委托代理的视角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揭示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价值的内在逻辑,有助于中小企业更具针对性的开展数字化转型活动。研究结论表明:(1)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一定的价值创造效应,可以有效提升企业价值;(2)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了企业内外部的信息沟通效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通过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影响企业价值。通过本文研究,以期为中小企业积极开展数字化转型活动,提升企业价值提供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降低中小企业财务风险——基于信息披露与创新驱动视角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工作,着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本文基于2010~2020年我国创业板与中小板上市公司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中小企业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降低中小企业所面临的财务风险。机制检验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通过提高中小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更好地防范和化解中小企业财务风险,提升其高质量发展能力。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中部地区中小企业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而言效果更优。基于以上结论,政府应拓展数字普惠金融建设支持措施的广度及深度,以地区分类建设为突破口,引导并支持各中小企业提升信息披露质量及加大创新投入,同时注意分类施策和精准施策。本文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政策通过提升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能力以降低财务风险的机理,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市场环境稳定和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具有启示意义。

研发投入、财政补贴与企业绩效——基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以福建省科技小巨人企业为研究对象,以2016—2020年样本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财政补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对短期内企业绩效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而政府财政补贴对研发活动产生了一定的激励作用,使企业绩效压力加大,强化了这一抑制作用。经过进一步分组分析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财政补贴的调节作用在不同组别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体现为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在非经济发达地区、内资企业和老资历企业中更加明显,财政补贴的调节作用在非经济发达地区企业、内资企业和年轻企业中更加显著。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有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建议。

资源编排、动态能力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迭代成长——以T-MOTOR公司为例

逆全球化背景下“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如何实现迭代成长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本文基于案例分析探讨“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如何通过资源编排行为形成适配能力推动自身迭代成长。研究发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迭代成长路径包含核心领域专精产品供应、特色解决方案提供和高端系统创新集成3个阶段,在不同阶段的资源编排过程中,都存在“资源构建—资源捆绑—资源利用”管理流程。企业差异化资源编排方式会促使企业动态能力进行“聚焦产品质量的精进能力—聚焦技术突破的探索能力—聚焦创新进阶的双元能力”演变。因此,应从打造有力战略支撑、统筹有效资源分配和构建有为政府引导三个方面进一步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长。

政府补助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

已有文献对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创新影响仍缺少实证分析。本文使用上市中小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评估政府补助对中小企业创新行为和绩效影响。我们将政府补助细分为研发补助和非研发补助,实证分析发现:第一,研发补助和非研发补助都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但研发补助的促进效果更强;第二,研发补助能够促进中小企业的专利产出,主要是对中小企业发明专利数量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三,从创新效率看,研发补助对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起显著正向作用,但对中小企业的纯技术效率起显著负向作用,而非研发补助对于中小企业的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均起负向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信号机制有更好的解释力。同时,寻租会扭曲政府研发补助对中小企业创新的影响,政府补贴对非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及内控较好的中小企业激励效应更强。

我国中小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分析——基于RCEP成员国的比较分析

RCEP协定对中小企业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并就完善成员国中小企业市场准入、加强中小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进行合作。本文从中小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率、中小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行业分布及中小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和地位等角度对中国与RCEP各成员国中小企业全球价值链(GVC)嵌入现状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及自主创新、新技术使用方面的不足导致我国中小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率较低;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支持差异导致我国与发达成员国中小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存在国家之间、行业之间的差距;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我国中小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行业和方式造成中小企业不仅面临价值链攀升的难题,也面临被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的局面。为此,我国中小企业应注重自身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数字化能力等GVC参与能力建设,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及政府相关政策措施和完善的服务体系支持下,抓住RCEP协定带来的机遇,积极完善全球价值链参与,在分享RCEP协定红利的同时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