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琵琶演奏的角度看中日文化交流

琵琶属于弹拨乐的首座,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谈到乐器与音乐文化的发展,就不得不提乐器的产生。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交融、贯通,形成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音乐文化与音乐形式。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乐器的融合使音乐艺术表演形式更加具有独特性。本文中,笔者通过梳理中国琵琶与日本琵琶的发展脉络,对比分析中日琵琶的制作材料、音乐风格、演奏技巧,以此来探析中外音乐文化的交流。

鉴真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

中国唐代高僧鉴真被称为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他历经千辛万苦东渡日本,为日本的佛教带来发展与变化的同时,对日本的建筑、雕刻、医学及书法等领域发展也带来了积极影响,开拓了中日两国友好交流的道路,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文章以鉴真东渡日本为切入点,结合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环境和背景,从佛教、建筑、雕塑、医药、书法五个方面阐述鉴真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以及鉴真对当今开展中日文化交流的借鉴意义。

“海上丝绸之路”视域下中日文化交流探微——以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为例

妈祖文化起源于宋代福建的湄洲岛,后历经元、明、清三代传承,在民间崇拜与官方褒封的双重驱动下不断发扬光大。在此过程中,妈祖文化充分依托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通过多重路径远渡重洋,凭借多种方式在日本进行传播。妈祖信俗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在日本的传播过程,既彰显了中华文化的蓬勃生命力和历史影响力,又反映出中日文化间的互通性和关联性,为古代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妈祖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对于新时代“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框架下中日两国的人文交流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有着深远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跨时空对话: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鲁迅与夏目漱石

2017年9月11日,"鲁迅与夏目漱石:跨时空对话"中日文化交流论坛在鲁迅故乡的大学绍兴文理学院隆重举行。夏目漱石与鲁迅的后人以及来自中日两国的专家学者,以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鲁迅与夏目漱石为聚焦点,分别就鲁迅与夏目漱石思想精神的联系,鲁迅、夏目漱石文学创作的比较,鲁迅与夏目漱石对中日文化交流的影响,以及鲁迅、夏目漱石与中日友好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对话交流。

明清之际中日文化交流途径研究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即使在两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时期,文化交流与人民的友好往来也没有停止过。17世纪,中国处于明清之际,而日本正处于江户时代(1603～1867年)初期,中国和日本虽然分别实行闭关与锁国的外交政策,但仍然通过中国文人与僧侣东渡扶桑、民间贸易以及战争等3种途径进行文化交流。

高僧一山一宁东渡日本与元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元代发动的两次征日战争,使得13世纪末期的中日关系阴云密布,紧张万分。元成宗继位后,委派高僧一山一宁为信使东渡日本。一山一宁赴日后,进行了弘扬佛法以及传播禅学、宋学、文学、书画艺术等一系列的努力,对日本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因战争而一度中断的中日文化交流得以恢复、扩大并出现了繁荣局面。一山一宁揭开了中日友好交流的新篇章,在中日关系友好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中日文化交流的“空间伸缩”和“内容消长”——从日语中的常用字入手

对日本文化而言,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文化属于强势文化。因此,在这近两千年的时段里,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由中国流向日本。在这种“文化的生命运动”中,自然也要发生“空间伸缩”和“内容消长”。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汉字融入日本文化这本身就是文化空间的一种伸展现象;日本文化吸纳汉字,而吸纳是有选择的,所谓在空间上有“伸缩”,在内容上有“消长”,这从“店、馆、房、屋”四个汉字中可以得到验证。

《人境庐诗草》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和近代著名爱国主义诗人黄遵宪的诗集《人境庐诗草》 ,集中反映了他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初期思想认识上变化发展的轨迹。诗集中许多充满新思想、新见解、新事物的篇章 ,是中日文化交流转折伊始的闻见录 ,是中日文学艺术交流的文化桥梁 ,深刻表达了学习日本、呼唤改革的文化诉求以及反抗日本侵略、建立平等友好文化关系的愿望。其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见解 ,切中时代的脉搏。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进步经验、发展中日友好交往与反抗其野蛮侵略、维护祖国利益的辩证态度 。

略论江户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

江户时代(1603—1867)既是日本历史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又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正处于中日文化交流发生方向逆转的准备期,是中日文化交流格局转化的重要时期。江户时代在两国实施闭关锁国政策的情况下,仍然冲破藩篱,在多方面获得了突破。在这一阶段,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时代文化交流的特点,而且在文化交流的内容方面也更加广泛,交流途径也更加多样化,更重要的是,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对日本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清朝商人与江户时期中日文化交流

以清朝商人为主体的中日贸易为江户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涂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满足了彼此的物质需求,而且延续了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清朝商人在中日文化交流中成为江户幕府与官员的询问对象和民间文化交流的媒介,同时在输入汉籍、传承文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把握清朝商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有助于深入理解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实态、独特性及其意义。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

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有其独特意义:一是全面介绍了日本的国势、国情、文化,一改国人此前对东瀛邻国"不屑措意"的狭隘观念;二是广泛考察了中国古代与日本文化交流的情况,反映出一衣带水相邻两国的历代友好交往;三是就《日本杂事诗》自身的艺术价值而言,亦可谓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珍品。

大数据视域下的出版贸易与中日文化交流——从版权引进与输出来看

当今社会,各国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差异是国际交流、相互认知的一大障碍。图书作为文化载体的一大主流产品,版权贸易在异文化交流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出版贸易中保持"顺差"地位,依靠图书出版,让中国文化走出去,将会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做出重要贡献。而中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国,自古图书贸易关系密切,又同属汉语文化圈国家,文化理解度更高。两国间的图书出版贸易对中国文化的版权输出模式具备最佳参考价值。

藤田东湖的《正气歌》——中日文化交流札记

提起《正气歌》,人们自然会想到我国的民族英雄文天祥(1236——1282)。他在狱中度过了三年的艰苦岁月,宁死不屈,写下了肝胆照人、传颂千古的《正气歌》。这首爱国主义的诗篇不仅在中国激励着许多有志之士进行正义斗争,产生了深远的思想影响,而且还瓢洋过海,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传播学视角下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是人类社会和各民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在世界各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中,古代中日文化交流格外引人注目。传播学是研究人类社会信息传播规律的科学,人类一切与精神或精神文化有关的历史,其实就是传播的历史。运用传播学的基本原理和传播活动的构成要素分析古代中日间的信息传递,为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提供了新的、独特的视角。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领域中学习与侵略的互动关系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近代以前,日本始终"以华为师",积极学习中华文明以促进本国的发展,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领域出现一种逆转,中国"以日为师",以探求救国方案;日本则"以华为敌",进行文化侵略,以作为侵略战争的先声。这就形成了中日文化交流领域中学习与侵略的互动关系。

芝山学派：十七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兼评衷尔钜辑注《陈元赟集》

芝山学派：十七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兼评衷尔钜辑注《陈元赟集》戢斗勇十七世纪的日本，有一个由中国人陈元创立，并以其号＂芝山＂命名，由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组成的学派－－＂芝山学派＂，它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由于陈元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