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法与中晚唐诗歌的流变

中晚唐推行的两税法不仅与儒家政治理念相左,而且加重了中下层文士与百姓的生存压力。如此以至于儒学迅速衰落,并导致中下层文士与官方存在隔阂而亲近百姓。这些社会变迁又进一步使得诗歌出现了写自身苦难及写他人苦难两种创作倾向。生存压力及儒学衰落,已经无法再规范贫士们做到安贫乐道,因而出现了写自身的倾向——苦吟派。切肤之痛又使他们更能感知两税法残虐下广大庶民的痛苦心声,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已经无法再克制其愤怒情绪,因而出现了写他人的倾向——写实派。

论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的空间书写

长安仙幻小说作为中晚唐传奇中形式独特的一类,繁复的空间书写是其突出特征。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中建构了三种不同的空间,分别是长安城、仙幻异界及“庙堂”文化影响下所展现出来的社会空间。特殊的空间书写形式导致小说中的空间表现出三个特点,即在空间跨越上具有灵活性、在文化交流上具有包容性、在情感基调上具有悲剧性。从整体来看,中晚唐长安仙幻小说中的空间书写既是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继承,也丰富了唐传奇的题材类别,对后世小说创作影响深远。

中晚唐西北防御与区域联动问题研究——兼论唐朝与吐蕃、回纥、南诏、党项的博弈

安史之乱爆发,唐朝边兵东调,吐蕃在攻陷陇右后,兵锋直指关中,京畿岌岌可危。为缓解关中军事压力,阻遏吐蕃东进,唐廷责令沿边藩镇进行区域联动,从侧翼发起反击。中唐时期,主要表现为三川与关中的联动,其中尤以西川牵制作战最有成效,唐廷还通过结盟回纥,策划南诏归唐等方式,对吐蕃构成威胁,关中防御压力大为减轻。晚唐时期,随着吐蕃、回纥的衰亡,南诏、党项遂成唐朝的新边患,关中与三川的区域联动发生重大变化,西川由牵制吐蕃入侵的主力,沦为南诏的蹂躏之地;各地藩镇从防秋关中,转为在西川等地的防冬,西川不仅丧失了策应关中的能力,反而成为关中防御的负担,西北防御体系崩解,唐王朝也随之灭亡。

中晚唐五代上林湖地區的瓷業生產與地域社會

中晚唐五代的上林湖地區,是以生產瓷器、使用瓷墓詰為聯擊紐帶的跨政區的地域空間。安史亂後,在湖州移民的推動下,裂瓷業興盛的.上林湖畔逐漸出現了裂作、使用瓷墓詩的風氣。隨着人員、商品往來以及瓷業生產的擴張,這一風氣在大中前後向慈溪縣的鳴鶴鄉、梅川鄉、千金鄉,以及餘姚縣的龍泉鄉、燭溪鄉、太平坊等地傳播,形成一種獨特的地域風習。同樣在大中前後,隨着生產技術的革新,上林湖地區生產的瓷器成馬貢瓷,國家開始在上林、鳴鶴、梅川鄉的部分地區推行保制,以組織窑工、保證生產。五代以後,吴越國在此設立窑務,後將其縣於省司,不斷加强對當地瓷業生產與裂瓷工匠的控制。上林湖地區的部分百姓,由此進入底層官吏的隊伍,開始與普通窑民間出現階層分化的趨勢。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晚唐辽代天德军史事考释

唐贞元以降,天德军防御使治西受降城,兼任丰州刺史,这与唐代方镇例兼治州刺史的情形不同,却是在军事防御中有效统筹军、民的地方惯例。元和年间,为协调河套平原东部振武镇与西部天德镇的防御体系,天德军防御使、天德军移治天德军故城。五代初,河东李晋政权控制该地。辽朝攻占天德军节度使辖区后,将丰州东迁。丰州军额为天德军,在丰州之外并不存在一个名为天德军的政区,《辽史·地理志》的相关记载有误。

中晚唐诗歌自况疏懒现象刍论

文人疏懒,在思想上远承先秦老庄哲学,近接魏晋南北朝“嵇康疏懒”之范式。中晚唐文人多采用“懒”“慵”“倦”等字词对自身慵懒进行描写与歌咏,在继承“嵇康疏懒”范式的同时显示出中晚唐特有的时代色彩。这种自况疏懒现象反映出文人群体在王朝渐陨、吏隐冲突趋于尖锐的中唐时期所产生的精神危机,以及中唐文化朝着自我复性、守静求真的转向,从而填补了唐宋文化转型中的个体私人书写,是中晚唐文学与文化转型在诗歌创作上的重要表现。

进士“浮薄”词义流变与中晚唐士人的科举认知

唐代“浮薄”一词常与“进士”相关联,但该词最早并非运用在科举领域。安史之乱以后,其惯用语境发生迁移,从六朝品评之用转入科举视域,并在中晚唐时期关于科举改革的多次讨论中得到频繁使用,从品评人物声名到评价考生之德行与政治实践能力,以及作为空疏之学的代名词来唤起朝堂上下对“实学”的重视。在此过程中,“浮薄”逐渐成为“进士”的典型标签,其词语内涵也不断被注入新的要素,呈现出一种逐渐堆叠、累积并最终糅合的状态。通过梳理该词内涵逐步丰富化的情况,可以揭示中晚唐时期科举文化的两点事实:其一是考生长期所受的教育、备考模式与唐王朝后期真正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矛盾;其二是中晚唐士人曾力图从改革科举入手重振国势,虽未能成功,但这种努力仍可反映出唐人对科举的认识存在反思与深入的过程。

“血缘”抑或“政治”——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

中晚唐五代时期拟制血亲的构建打破了原有的制度约束与伦理规范,逐渐贯穿于社会各阶层而成为一种普遍化现象。如何理解这种转变背后蕴含的复杂原因?哪类因素主导产生了这种变化?既有研究倾向于对可能性影响因素进行简单的列举与剖析,但仅关注“因素是什么”,鲜有探讨“因素都有什么”与“因素间的排序与联系”。本文关注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应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归纳影响因素,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判别作用机制,基于整体性视角对假子泛滥现象的生成原因进行系统性的剖析与检验。研究发现无论价值崩塌与宦官干涉是否存在,在考虑血缘宗法的情况下,战乱动荡的收养客观情境与政治争霸的收养主观意图导致假子盛行。由此可知政治性因素已取代原有的血缘宗法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刺激制度松动与调适以影响其他因素,最终形成了整体性原因谱系,施加于拟制血亲关系的建立过程而诱发转变。鉴于此,文章构建了“因素归纳—组态判别—关联探究”的逻辑链条,深度剖析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加深对相应历史的理解与思考。

中晚唐邑客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治理

邑客在中晚唐社会的出现,源于生活震荡的直接推动,也是“中央—地方”关系制度变革的政治与社会效应。在门第政治的余晖中,作为具有相应政治、文化诸优势的外来群体,邑客对于科举及两京姻旧网络的依赖,延续了士族政治生活的旧传统;但科举竞争的圈内压力以及人际网络在代际更迭中的松散倾向,迫使邑客与地方势力在竞争中,逐步走向合作共生。在融入地方的过程中,邑客对于地方文化、经济、伦理教化诸领域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与在地有力者的合作实践,逐步生成了两宋而后基层生活的基本权力结构与日常治理模式。

中晚唐时期边塞诗中长城的美学意境

长城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军事防御建筑工程,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横贯中国北方,东西相距长达一万余里,因此又称为万里长城。自春秋以来,除了汉民族建立的各王朝修筑长城外,中国其他各民族建立的北魏、北齐、北周、辽国、金国、元朝等也都修过长城。长城是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沿线险要或者交通要冲都设有关口。此外,还在沿线设置了烽火台,如果有军情,用以报警。在唐代边塞诗中,“长城”是重要意象,本文将举例分析中晚唐时期边塞诗中长城的美学意境,希望能为诗歌研究提供参考。

试论中晚唐影占之弊与朝廷对策

唐中期颁行两税法后,对财政而言虽然带来一定时期内的征税便利,但也衍生出诸多弊端,其中影占即为最显著的问题之一。两税法并非影占的必要条件,然其制度漏洞为影占行为的出现提供了有利契机。至中晚唐,无论豪强大户或普通百姓都尝试利用影占规避朝廷税役,对中晚唐社会经济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故而唐廷积极出台对策,以期消弭其不利影响。从总体上讲,唐廷对于影占问题的对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晚唐以来税役制度的变迁趋势以及社会矛盾的复杂性。

中晚唐乐舞诗中“霓裳羽衣”意象的生成与审美

中晚唐时期,《霓裳羽衣》走入诗人们的创作视野,共有五十余首诗歌涉及这一大曲。在不断的创作中,《霓裳羽衣》成为独立的意象表达,形成了盛世象征、亡国之音、仙境象征与爱情象征四大内涵,并具有追忆感念、讽谏纪史、塑造清冷环境与浪漫表达的功效。中晚唐“霓裳羽衣”意象入诗的盛行,与安史之乱的历史创伤、大曲本身的来源传说、民间传播、宴饮娱乐之风的兴盛以及诗人的意象经典化生成息息相关。整体上,“霓裳羽衣”意象散发出一种伤感的基调。然而中唐却拥有更多的盛世感慨与宴饮欢娱,晚唐则更具亡国之意与求仙隐秘,这与“乐与政通”的审美以及中晚唐社会的转变有关。经中晚唐诗人的书写,“霓裳羽衣”意象产生了广泛影响,为后世创作提供了重要素材。

世积乱离与中晚唐早朝诗

中晚唐早朝诗在世乱的背景下,隐藏着诗人幽微心境的变化。与初盛唐相比,中晚唐早朝诗出现了清峭冷寂的风格。诗歌意象也产生诸多新变,朝着世俗化、偏重主观感受的方向发展。中晚唐早朝诗由单纯颂圣转变为文人聊以消忧的窗口,彰显着中晚唐诗人心态的内敛,仅用气势恢宏去概括中晚唐早朝诗有失偏颇。

中晚唐诗作中“中原美学”书写的三个维度

纵观整个唐王朝的诗作皆是以政治相近内容为主要创作题材。文人科举入仕所思、所想、所图都是围绕着封建王权统治为根本,这就极大地限制了诗作的核心价值导向。唐代诗歌创作在中晚唐时期发生了明显的转向,即是文人又是仕人的双重身份属性使得该时期诗作的书写普遍带有着对盛唐气韵的追思、对动荡时局的反思与个人心境的缱绻。以中晚唐诗作为研究范本可以通过分析其中历史的、苦难的和心境的书写来探寻历史的话语空间,苦难的社会价值和心境的当代重构对“中原美学”建构的意义与价值。

论中晚唐游仙诗的世俗化--以曹唐为例

中晚唐游仙诗创作不同于前代单纯向往长生或感叹抒怀,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曹唐的游仙诗最能体现这一新变,不仅在诗中展现人间化的仙界,而且不假雕琢,表达通俗。游仙诗世俗化的成因,与中晚唐的时代特点密切相关。

中晚唐的苦吟之风及其成因初探

中晚唐的苦吟之风及其成因初探吴在庆（厦门大学中文系）中晚店的苦吟之风有唐三百年诗歌创作如百花争艳，流派纷呈。无论是初、盛，抑或中、晚，诗人们无不讲究诗艺，力求创新，以至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鲜明特色与成就。如果我们将视角定在创作风尚上，不难发觉中晚唐虽存...

中晚唐时期中央财政地方化倾向探析

安史之乱后,随着中央财政权力下放,出现了中央财政地方化倾向,这使中央和地方的财经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分析中央财政地方化现象,阐明中央财政地方化产生的原因,有助于理解中晚唐以后地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

中晚唐五代北宋地权的集中与分散

唐末五代与北宋时期,有关土地兼并的事例很多,反映当时的土地兼并形势确实很严重。许多学者由此得出结论:“在宋代由于大土地所有制的急剧膨胀,全国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耕地已为地主阶级所占有”。我以为这些学者对宋代土地集中程度的估计太高。据五等户版簿测算,唐末五代北宋初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约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45%上下,农民占有的土地约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55%上下。北宋中、后期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下降至35%上下,农民占有的土地上升至65%上下。上述测算结果显示:在我国封建社会,地权的变动并非总是越来越集中,在土地集中的同时,也存在着土地分散的倾向,两者方向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起互相抵消作用。地权变动的结果究竟是更趋于集中,还是趋于相对分散,则因时、因地而异,不能一概而论。此期促使土地分散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买卖,二是分家析产,三是政府的招携流散、鼓励垦田、官田私田化政策培植了许多自耕农、半自耕农。

“壶天”境界与中晚唐士风的嬗变

政局的变幻和党争的加剧,导致中唐后期文人对政治的避离以及对“壶天”境界的追求。以白居易为代表,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以诗酒唱和、园林营构为主要内容,文人们在“壶天”中过起了适意的吏隐生活。承接中唐余绪,晚唐文人的追求和爱好越来越狭小、袖珍,并将这些狭小、袖珍的东西放到诗中不厌其烦地加以表现。他们也向往“壶天”境界,但已不同于中唐文人的吏隐,他们使用更多的是“壶天”具有的另一层与隐逸、幽栖乃至神仙相关的意义。一方面是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命运,另一方面是审美情趣的改变,二者聚合一途,遂导致晚唐文人对江湖山林的群体性回归。而从对“壶天”境界的歌咏中,亦可看出他们在时代大潮推涌下既难于仕宦亦难于吏隐而不得不将视线投向江湖山林的某种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