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五代上林湖地區的瓷業生產與地域社會

中晚唐五代的上林湖地區,是以生產瓷器、使用瓷墓詰為聯擊紐帶的跨政區的地域空間。安史亂後,在湖州移民的推動下,裂瓷業興盛的.上林湖畔逐漸出現了裂作、使用瓷墓詩的風氣。隨着人員、商品往來以及瓷業生產的擴張,這一風氣在大中前後向慈溪縣的鳴鶴鄉、梅川鄉、千金鄉,以及餘姚縣的龍泉鄉、燭溪鄉、太平坊等地傳播,形成一種獨特的地域風習。同樣在大中前後,隨着生產技術的革新,上林湖地區生產的瓷器成馬貢瓷,國家開始在上林、鳴鶴、梅川鄉的部分地區推行保制,以組織窑工、保證生產。五代以後,吴越國在此設立窑務,後將其縣於省司,不斷加强對當地瓷業生產與裂瓷工匠的控制。上林湖地區的部分百姓,由此進入底層官吏的隊伍,開始與普通窑民間出現階層分化的趨勢。

论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复核、复试及监察制度

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中出现的翰林院频繁复试、中书舍人复核制度以及御史台监督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礼部贡院的权威性,分割了礼部贡举的权限,以致举子轻视礼部知贡举,频繁诉讼贡院考试,从而促成了在礼部贡院之上新的一级考试——"殿试"的诞生。

也谈中晚唐五代别头试与子弟之争

中晚唐新旧士族斗争不断。在子弟登科问题上,双方利用一些科场事件制造事端,以获得各自子弟登科的最大利益。随着党争的强弱分化,代表科举出身的新官僚牛党全胜,子弟问题逐渐变成了官僚阶层内部利益分割的问题,从而逐渐淡化。唐末五代的战乱对新旧士族官僚打击最大,子弟在科举考试中的优势地位随之被消弱,科举考试逐渐向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

中晚唐五代座主门生与科场风气

唐代"座主"一词大概最先在开元初出现在吏部铨选中,指代掌铨衡的主司,天宝初"座主"与知贡举者联系在一起,才逐渐产生了座主门生的观念,经过大历间的发展,最终在建中以后形成了较为普遍的社会观念。中晚唐五代每年科举发榜后,新及第举人便通过参加谢恩座主、参谒宰相、集期、关宴、慈恩塔题名等一系列活动,逐步增强了座主与门生以及同年之间的关系,甚至"遂为朋党标目"。到晚唐五代,门生感恩座主的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念。座主门生关系,在中晚唐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公认的亲密社会关系。以至于,座主门生、同年关系成为官僚仕宦相互提携的重要纽带,也是中晚唐朋党形成和党争的重要因素。

中晚唐五代江西古文的地域特征及其成因

中唐时期以苻载和李渤为代表,在江西地域引领古文创作的风气,他们文章中体现的"通时利物""致君惠人"的实用品格,便成为此时江西古文文风的鲜明特征,并与中唐韩、柳倡导的古文革新有着紧密的时代呼应。至晚唐五代,讽刺现实、褒贬善恶的小品文逐渐成为古文创作的代表性文体,江西地区又出现了来鹄、袁皓和陈象等小品文作家。江西古文这种随时代演进而推陈出新的发展,成为中晚唐五代时期古文创作整体态势的缩影。江西古文在此时能取得如此成就,与当地历代官员支持文教、崇古重儒的一贯政策密不可分,尤其像韩愈等古文大家在当地的积极推动更是功不可没,这也为北宋时期江西古文的繁荣局面创造了历史条件。

旧题新解:唐代河朔藩镇研究——读张天虹《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

唐代河朔藩镇问题是一个老问题。早在宋代,对唐代藩镇的研究就已开始,并提出了多种看法,有的认为黄巢起义之前的藩镇具有双重性,肯定藩镇的积极作用;有的则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认为藩镇是国家的大害。但是这些都还不是专门的研究。宋代以后,元人朱礼《汉唐事笺前集》,明人洪垣、张溥、李贽,清人赵青黎、沈炳震、赵翼等,都从不同的方面对唐代藩镇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讨论。

“血缘”抑或“政治”——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

中晚唐五代时期拟制血亲的构建打破了原有的制度约束与伦理规范,逐渐贯穿于社会各阶层而成为一种普遍化现象。如何理解这种转变背后蕴含的复杂原因?哪类因素主导产生了这种变化?既有研究倾向于对可能性影响因素进行简单的列举与剖析,但仅关注“因素是什么”,鲜有探讨“因素都有什么”与“因素间的排序与联系”。本文关注这一时期的特殊性,应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归纳影响因素,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判别作用机制,基于整体性视角对假子泛滥现象的生成原因进行系统性的剖析与检验。研究发现无论价值崩塌与宦官干涉是否存在,在考虑血缘宗法的情况下,战乱动荡的收养客观情境与政治争霸的收养主观意图导致假子盛行。由此可知政治性因素已取代原有的血缘宗法因素,占据主导地位,通过刺激制度松动与调适以影响其他因素,最终形成了整体性原因谱系,施加于拟制血亲关系的建立过程而诱发转变。鉴于此,文章构建了“因素归纳—组态判别—关联探究”的逻辑链条,深度剖析中晚唐五代时期假子泛滥成风的原因,加深对相应历史的理解与思考。

中晚唐五代兵制探索

军事制度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古代,军制一般被称为兵制。唐五代的兵制,以安史之乱(755年)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关于唐前期的兵制,尤其是府兵制,前贤已多有研究,硕果累累。后期即中晚唐五代的兵制,似涉及不多。本文联系中晚唐五代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来探讨其兵制发展演变的轨迹、规律和特点。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

本文以唐德宗至后周恭帝期间 (分四个时期 )的宰相为例 ,考察其社会出身、籍贯、科第情况 ,进而分析其变化。从四个时期宰相的入仕途径来看 ,总的趋势是科举出身者逐渐占主导地位 ,以门荫升迁宰相的机率逐步衰落 ,非科第出身者升迁宰相的机率也大为减少。中晚唐士族兼进士出身者在诸色入仕和升迁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 ,直到五代才略有下降 ,小姓兼进士出身入仕、升迁的机会亦大于寒素兼进士出身 ,表明科举出身在诸色入仕与升迁过程中 ,对士族和小姓更为有利。五代宰相中士族所占的比例明显低于科举出身者 ,说明在社会动荡中士族的门第已不及科第更能持久地维系其社会地位的不衰、家族的不败。

略论中晚唐科举考试中的“五科”考试

"五科"考试的记载始见于后唐同光四年,指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等五科,它是由中晚唐的三传、三礼、三史、开元礼、学究发展而来,五科举人按有无出身分别到吏部和礼部参加科目选和常科科目考试。五科考试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部分科目,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制度的变革,从明经科中分离出来,发展成独立的科目。

論唐後期方鎮的基本使職

中晚唐五代時期,方鎮(藩鎮)①是不得不提的重要存在。于鶴年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即謂:“自中唐至宋初乃是一整個的藩鎮時代。在這二百餘年的長時期中……若以藩鎮爲這一時期歷史的中心,是最適當不過的。”②但是,方鎮有諸多使職.

唐五代藩镇幕府文武幕僚关系论析

唐前期"文武并重"风尚在开元、天宝前后逐步改变,重文之风渐兴。伴随藩镇体制的确立,幕府内也同步走向"文武分途"。在藩镇林立的特殊政治格局下,文、武幕僚均有各自的升迁渠道。在"顺地"藩镇,文职幕僚的前景相对更好;在河朔这类半独立藩镇,文、武幕僚前景大致均势。此时幕府内较常见的文武冲突反映了双方对资源的竞争。农民起义后,武人地位急剧上升,并染指地方行政,文士地位下降不可避免。然藩镇幕府离不开文职幕僚的辅佐,文士重"实干"、去"浮华",提高自身行政素养以契合时代需求。历经大混战后,五代强藩幕府文、武幕僚地位大致均势,化镇为国的五代诸朝均致力于维护文武平衡。这在本质上体现了五代初年已着力削弱武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