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竞争”时代印太“中等强国”战略选择的分化

美国推出“印太战略”拉开了中美“复合竞争”的序幕。随着大国竞争烈度的增强,国际秩序分裂和集团化倾向的加剧,科技和供应链能力之争的凸显,印太域内的“中等强国”面临越来越大的“选边站”压力,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上亦出现了分化。究其原因,首先,国内层面的官民认知偏好和身份认同两个因素决定了“中等强国”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偏好;其次,国际体系层面的供应链依赖结构以及是否具有对冲大国压力的制度缓冲影响着选择偏好的极化程度。澳大利亚、韩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的政策印证了“中等强国”战略选择背后的逻辑。因此,中国应通过在印太“中等强国”国内营造对华友善的认知,推动“亚洲认同”在区域内的扩散,提供更多元化的供应链选择以及继续支持“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地区秩序,努力促使印太“中等强国”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中立甚至倾向中国,构建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关系和战略环境。

中等强国大战略:印尼海洋强国对外战略的演进与逻辑

中等强国有大战略吗?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本文尝试构建了中等强国大战略构建和调整的解释框架,并实证考察了印尼海洋强国对外战略的演进过程。从理论上看,本文为解释中等强国大战略构建理论框架,中等强国在面临着体系结构和地区秩序的压力和激励下,综合考虑本国的国家能力和国家资源来调整对外战略。从经验上看,印尼海洋强国对外战略是中等强国大战略调整的典型案例,可以来证实中等强国大战略转型的逻辑。本文的研究,将有利于促进对中等强国对外战略的理解,也有助于加深有关印尼对外战略转型的认知。

中等强国地位与佐科政府经济外交政策的变迁:“属性—角色”的视角

长期以来,印尼在全球分工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面临着来自域外大国的竞争压力,对区域秩序的影响力较为有限。佐科政府自2014年当选后,一系列的外交举措反映出其基于自身的“中等强国”地位,推动印尼走出“边缘地带”发展困境的尝试。印尼“中等强国”地位可以从属性地位和角色地位两个维度予以理解。一方面,属性地位强调对一国地位造成影响的客观物质属性。佐科政府通过保护主义的外交政策着力推动印尼国内制造业的独立发展,吸引外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夯实印尼“中等强国”地位的国内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角色地位强调对一国地位造成影响的互动与承认过程。佐科政府在保证属性地位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区域事务,努力通过领导区域治理进程进而在东盟和G20等现有制度框架中发挥影响力。本文从国家的需求层次出发,通过对印尼的属性地位和角色地位的分析,总结佐科政府十年来经济外交政策的特点,以期为分析未来印尼政府外交政策走向提供有价值的思考。

共同利益与共有观念:中等强国合作体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机理

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动荡不定、大国间分歧加剧的背景下,“中等国家必须联合起来”的呼声再起。学界对“中等强国”的定义莫衷一是,这些国家虽然在综合国力上不及传统大国,面临来自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双重挤压,但它们纷纷寻求通过建立多边合作机制来维护自身利益,扩大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在区域乃至全球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就是这种努力的缩影。该合作体由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五个中等实力国家组成,旨在加强相互理解、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合作体内部,共同利益与共有观念在不同阶段相互促进、相互作用,是共同体持续稳固发展的关键动力机制。当然,单靠中等国家是难以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因此它们选择积极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国开展合作,在不同利益诉求间架构纽带,共同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深入研究中等强国合作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内在运行机理,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维护地区稳定、妥善处理中国周边关系、丰富中国外交的布局等,更符合南南合作理念,将推动全球治理朝公平正义方向发展,对探讨多元化、平衡的全球治理结构也具有理论价值。

中等强国合作体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是五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基于“志同道合”理念和相近立场自发结成的合作机制。中等强国合作体出现在传统霸权体系退化、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战略意图难以确定之际,彰显出独特的优越性和强大旺盛的生命力,是一支话语权和影响力不断上升的国际规范性新生力量。中国和中等强国合作体对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方向有着诸多相同之处或相似的观点和看法,存在结成利益紧密相连、命运休戚与共的合作伙伴的潜力和可能。因此,中国可以在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在加强二十国集团以发展为导向的功能性和议题性联动,以及依托“一带一路”框架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方面加强同中等强国合作,以有效应对G7的战略压力,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向更有利于新兴国家、中等强国、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澳大利亚中等强国教育外交战略及中国应对

澳大利亚出于对收益、国际声誉、文化与价值观输出等方面的考量,将教育外交视为服务国家战略的重要工具。运用中等强国外交理论进行剖析,发现澳大利亚在教育外交方式、教育外交部署、教育外交原则三个层面表现出逻辑转向,即从对美国进行单向输入转向多渠道双向流动,对亚洲地区由拒绝排斥到全面融入,由多元文化主义衍生至国际现实主义,在进取性教育外交、地区性教育外交、多边性教育外交三重维度下开展教育外交行动。当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与澳大利亚中等强国教育外交战略逻辑存在差异,应扬弃性借鉴澳大利亚教育外交行动。我国需坚持独立自主的教育外交逻辑,完善教育外交的综合性布局,践行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教育外交行动。

中美战略竞争与亚太中等强国的行为选择——以美国“印太战略”升级为契机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态势的加剧,亚太地区的中等强国在多边制度框架中衍生出不同的战略行为与制度方略,以缓解体系压力和应对外部风险。本文构建以枢纽地位和秩序前景为解释变量、以选边风险为调节变量的分析框架,解释亚太中等强国在“印太”安全和经济制度体系中复杂多样的行为模式。从行为选择看,次地区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决定了中等强国的战略自主性与对抗体系压力的能力,嵌套次地区秩序在内的秩序前景在参照依赖效应下框定了其对现有地区秩序的态度,“印太”制度框架中的选边风险则调节了枢纽地位的作用强度。本文以美国“印太战略”升级为契机,通过考察韩国、澳大利亚、越南和印尼四个案例发现,这些国家在枢纽地位与秩序前景的驱动下,在“印太”安全战略中倾向于以隐性对冲规避风险、以显性制衡承担风险、以显性对冲化解风险和以隐性制衡投机风险,而在“印太”经济战略中,各国则依据对秩序前景的判断来实施制度制衡与制度对冲。明确亚太中等强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下的行为模式,对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与周边地区秩序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战”后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认同:跨越党派的共识

在"二战"后的历史和外交实践中,澳大利亚的政治精英形成了跨越党派的中等强国认同。澳大利亚工党在几十年中建立了"中等强国外交"传统,工党领袖们直到今天仍然在努力使之发扬光大。保守党虽然没有使用"中等强国外交"来概括自己的外交路线,但正是保守党政治家首先给澳大利亚贴上了"中等强国"的标签,并对中等强国认同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样都认同澳大利亚的中等强国身份,工党形成了以民族主义、国际主义和积极行动主义为特征的多边行为偏好,而保守党则主要将与强国结盟作为中等强国的生存之道。

中美战略博弈格局下的韩国对外经济合作政策调整--基于中等强国视角的分析

面对中美战略博弈格局,韩国基于“中等强国”定位,着力调整对外经济合作政策。在实现经济自主性、巩固产业优势、维护地区影响力等利益诉求的驱动下,韩国侧重于修正对中美的非对称依赖,加强对美合作;着眼防范中国的技术赶超,确保对华竞争优势;打造多元合作结构,凸显本国地区合作“支点”的角色。尹熙悦总统就任后,韩国国内短期内出现政府、企业一致倒向美国的场景,对外合作政策调整公开化。然而,由于韩国无法左右中美博弈走向,依托韩美合作增强对华博弈筹码的政策效果不仅有限,且影响中韩经济合作的稳定。中韩紧密的经济联系与广泛的共同利益是两国持续深化合作的基础,韩国无法忽视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中国市场依然对韩国具有重要的吸引力。韩国新政府的对外经贸合作政策正尝试在“倒向美国”与“不放弃与中国合作”之间保持平衡。未来中韩应深入挖掘中国市场,深化双边供应链合作,共同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有效管控美国因素对中韩经济合作的干扰。

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以国际维和与对外援助为中心

作为近年来中等强国中的后起之秀,韩国的外交行为越来越表现为中等强国的外交模式和轨迹。从国际维和到对外援助,从20国集团(G20)到牵头成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土耳其五国组织(MIKTA),韩国的身影活跃在国际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格局多态化演进的背景下,分析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实践,对于理解韩国的中等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等强国的国际领导权问题初探

中等强国的领导权是国际体系深刻转型与加速变革背景下出现的一个新命题。与美国的全球领导权不同,中等强国领导权集中于局部领域、地区范围内,聚焦于全球环境治理、人道安全治理、经济治理,在地区安全上扮演积极角色,促进地区安全机制的形成和完善,乃至塑造成为安全共同体,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尽管中等强国在谋求领导权的进程中仍然需要克服诸多挑战和不足,但是其不俗表现已经使其站到了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下,成为重要的角色。面对中等强国崛起这一新常态,中国一方面要与之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在全球治理与地区安全领域形成功能性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要注意应对中等强国在追逐领导权方面所造成的压力。

印度尼西亚的中等强国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中等强国,印度尼西亚对外战略的重心是通过推行中等强国外交,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合作机制,广泛拓展多边外交舞台,提升印尼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将印尼真正打造成为一个地区领袖国家,也就是扮演东盟的核心角色,成为东盟的"共主"和东盟地区的"代言人"。从更长远的目标出发,印尼是要跻身世界十大强国行列,实现与大国平起平坐的夙愿,赢得国际社会的真心尊重。印尼中等强国战略对中国完善周边外交布局、改善周边环境具有重要作用。如何处理好与印尼的双边关系,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也将对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产生重要启示。

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效果为何有限?

韩国开展中等强国外交是基于自身独特的地缘位置、综合实力的考虑。为了推进统一外交、增强地区影响和提升国际地位,韩国积极通过国际倡议外交、国际贡献外交、国际会议外交、文化外交等多种方式推进其中等强国外交。近年来,韩国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推动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比较典型的案例有卢武铉时期的"东北亚均衡者"构想、李明博时期的"新亚洲倡议"和朴槿惠时期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不过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效果并不理想,美韩联盟限制了韩国开展独立外交的能力,而大国环抱的地缘特点也使得韩国外交面临着大国权力政治的巨大束缚,总统任期有限更是导致其中等强国外交缺乏延续性。对于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而言,必须立足于东亚的现实情况,发挥韩国中等国家的经济优势,做好搭台者、协调者,同时要减少政府更迭对中等强国外交的影响,增强战略延续性。

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动因、目标与策略

近年来,韩国积极开展中等强国外交,其动因来自三个方面:在全球层次上,全球治理变革为韩国提供了扩大国际权力份额的机遇;在地区层次上,东亚区域经济整合与安全困境并存,为韩国发挥中等强国角色创造了新空间;在国家层次上,政治精英对国家战略定位的持续追求是内在动因。韩国的战略目标是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协助大国维持全球治理体系和东亚秩序稳定,收获和平红利。为实现其战略目标,韩国的基本策略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同时在大国间实行追随与平衡的两手策略,确保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参与全球治理的中等强国:一项现实议题的研究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促进了世界财富的增长,也导致了全球性问题的涌现,催生了全球治理的需求。由于中等强国的实力弱于大国,在国际政治尤其是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一直被忽视。事实上,中等强国在特定的治理领域发挥着领导者的作用。本文论述在硬实力总量给定的条件下,中等强国在全球治理中是如何发挥不同于大国的作用,主导和促进某些全球性问题的治理进程,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中等强国的“大国平衡外交”——以印度尼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为例

中等强国在国际关系中具有独特作用,学术界对中等强国的研究日渐增多,但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界定并不一致。这导致中等强国的概念混乱,缺乏确定中等强国的可信方法。在"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中,由于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中美成为最具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亚太地区甚至出现了中美两极化趋势。面对这种形势,包括一些中等强国在内的不少中国周边国家开始实施中美"平衡外交",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因此,正确理解中等强国的概念,提出合理的国家大小(强弱)划分标准和方法,进而准确界分中等强国,是深入研究中等强国相关议题的基础。同时,探讨中等强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和印度尼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实践,有利于进一步丰富中等强国外交研究和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对中国外交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及其局限因素

冷战后,随着韩国综合实力的增强,韩国政府开始展开对＂中等强国＂身份的外交诉求。从呼吁＂东亚峰会＂成立,到＂东北亚平衡者＂、＂新亚洲构想＂及＂欧亚倡议＂的提出,韩国＂中等强国＂外交从次区域角色、地区角色转变到跨区域角色,其倡导建立的＂中等强国组织＂也日渐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在世界格局变化及地区权力转移的背景下,在对韩国以＂中等强国＂身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给予肯定的同时,在考察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时也不应忽视美韩同盟、朝核问题及韩国自身条件等局限因素。

超越西方语境下的“中等强国”:模糊性、特征化与再定位

“中等强国”历来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作为一种概念却具有明显的争议性和模糊性。为了使“中等强国”在概念上更加清晰和可操作,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制度主义、功能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四种范式对“中等强国特征”进行探讨,增加了中等强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但随着“中等强国特征”研究愈发意识形态化以及新兴国家的不断涌现,这种由行为特征倒推概念定义的研究路径与国际关系现实之间的脱节日趋严重,给相关研究和实践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因此,作者提出应回归中等强国的基本意涵,将西方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化定位拓展为利基下的等级—关系定位:首先选择关键指标,确定中等强国的相对实力;然后选择参照系,确定关系主体与中等强国的相互关系;最后选择利基领域,确定中等强国的权力基础。新的定位路径有利于祛除中等强国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也为中国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制定自“一条线”战略以后新的包含“中间地带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有益借鉴。

“中等强国”在全球体系中生存策略的理论分析--兼论中澳战略伙伴关系

在全球和次全球(区域)体系中,中国作为全球性经济和地缘政治新兴大国,其上升态势有力地推动了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大周边邻国的经济融合,以及政治和战略合作。在全球"复合依存"架构下,这种日益增强的经济融合与多领域的合作反映了中国地缘政治新趋势,即将自20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经济外交和针对中国大周边邻国的"外交魅力攻势"紧密结合。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战略推动中国和澳大利亚采取"和解"策略,增进经济合作和政治磋商,并最终促使双方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中澳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推动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而且也有利于双方构筑政治和战略互信。中澳战略伙伴关系还有助于确保当中国凭借其新增的财富和力量获取相应的全球性大国地位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其他盟友不要视中国的"和平崛起"为威胁,并进行自我约束,避免卷入美国遏制中国的任何企图。

一个“中等强国”的战略空间拓展——“印-太战略弧”视阈下的澳大利亚安全重构

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提出的"印-太战略弧"一词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呼应,透露出澳大利亚未来安全战略的视野指向。澳大利亚在参与"印-太战略弧"地区的国际博弈中,面临着在中美之间、既有强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太平洋次区域组织与泛太平洋组织之间的"选边困境",其战略空间也受到来自这三方面的共同挤压。澳大利亚未来安全战略空间的拓展总体表现出"三向性"特征,努力寻求安全战略转型中的战略增长点,为中国把握太平洋安全形势的发展方向、投放力量和谋篇布局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