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以国际维和与对外援助为中心

作为近年来中等强国中的后起之秀,韩国的外交行为越来越表现为中等强国的外交模式和轨迹。从国际维和到对外援助,从20国集团(G20)到牵头成立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土耳其五国组织(MIKTA),韩国的身影活跃在国际社会的各个角落。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格局多态化演进的背景下,分析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实践,对于理解韩国的中等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印尼的中等强国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基于双重身份认知视角的分析

中等强国通常具有区域和全球两方面的身份认知,在区域层面中等强国往往以区域大国的身份自居,而在全球层面又强调自身的中等强国身份认知。印尼作为新兴中等强国也具有这种特征,并据此展开中等强国外交。在东南亚地区,印尼是区域性大国,在这一身份认知下,印尼的外交主要集中在区域秩序构建上,围绕东盟等区域性组织展开。放眼全球,印尼以新兴中等强国的身份自居于国际社会,通过相关多边机制、国际热点问题、专业性议程等展开“利基外交”,在全球事务中取得了与其身份认知相匹配的地位。印尼的中等强国外交主要表现在大国关系、热点问题等方面,对中国与印尼关系以及中国的外交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韩国在东亚地区的中等强国外交政策:理论与实践

中等强国的概念在国际关系领域发端于16世纪的意大利城邦体系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后冷战时期,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之后,中等强国的群体性崛起,再次引发学术界的热议。韩国作为其中的一名佼佼者,从对外援助到气候环境再到经济贸易等领域都以中等强国的身份在东亚地区践行中等强国外交。

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评析

澳大利亚陆克文新政府力图通过"首创精神"来实现"富有创造力中等强国外交"。为此,澳采取了一系列"以先动谋主动"的外交行动。本文认为,美澳同盟关系限制了澳大利亚外交的独立性,澳外交政策中"通过同盟政治保障安全"和"通过地区参与获取影响"两大变量竞争的内在矛盾、亚太权力竞争的现实、再加上澳实力有限,使得陆克文"中等强国外交"面临困境。

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演变:从卢武铉到朴槿惠

近年来,韩国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推动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开展,例如卢武铉时期的"东北亚均衡者"构想,李明博时期的"新亚洲倡议"和朴槿惠时期的"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不过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效果并不理想,美韩联盟、大国权力政治和政府更迭使得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深受约束,缺乏延续性。对于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而言,必须立足于东亚的现实情况,发挥韩国中等国家的经济优势,做好搭台者、协调者,同时要减少政府更迭对中等强国外交的影响,增强其战略延续性。

波兰的中等强国外交--身份定位、角色期望与外交偏好

转型以来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国内政治精英的地区大国认知,以及国际社会认可度的提升等要素,共同塑造了波兰的中等强国身份。中等强国身份的确立,建构了波兰中等强国的角色期望,驱动波兰自东欧剧变以来在国际社会扮演了"东西欧之间的调停者"、"跨大西洋关系的坚定盟友"和"欧洲地区的大国地位追求者"等角色。尤其在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执政以后,波兰通过发起"三海倡议"和"北极外交",积极谋求在中东欧地区的领导权和在北极科考领域的地区大国身份。既有的"结盟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忽略了不同中等强国之间外交行为的主观动机差异性,而角色理论突出了国内精英政治认知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因果逻辑,有利于揭示不同类型的中等强国外交行为的差异性动因。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探究当前波兰颇具雄心的外交决策逻辑。

韩国中等强国身份建构的路径与前景

1994年金泳三政府的全球化战略开启了韩国建构中等强国身份的历程。总体上看，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以功能导向型战略为主、行为导向型战略为辅，以塑造区域角色为核心、兼顾全球角色。在全球层面，韩国在国际安全、发展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开展利基外交，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在区域层面，受朝核问题和地缘政治因素限制，韩国难以胜任东北亚安全合作协调者的角色。伴随全球角色强化和外部环境改善，韩国将继续探索区域角色和全球角色的兼容并济。

韩国的中东外交:现状、动因与前景

韩国的中东外交始于1957年与土耳其建交,至今已发展60余年。在政治关系上,以“推销外交”和“贡献外交”为主;经济外交方面,能源和基建合作仍然占据较大比例,高科技项目需求上升,官方发展援助继续维持;文化外交方面,“韩流”是主要资源。韩国中东外交愈加积极的动因是结构制约和需求激励,前者包括韩美同盟、日本和朝鲜因素的影响,后者涉及韩国和中东国家当前的现实需求。未来,韩国中东外交将更多地表现为参与中东区域安全和发展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