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状、挑战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壮大,已经成功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有所下降,且城乡之间收入分化程度差异明显。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未富先老”、社会流动性约束仍存、居民负债水平偏高、资本无序扩张等问题将阻碍我国成功稳定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需要从“稳住存量、扩大增量、提高质量”三方面着手,夯实中等收入群体的增收基础,促进低收入群体增强向上流动能力,防范脆弱群体因各种原因返贫,确保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研究新进展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自提出以来受到广泛而持续关注,但现有文献缺乏对中等收入陷阱最新进展的述评。文章从增长、发展和国际环境多个视角回顾、总结和评述了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外延扩展,给出了中等收入陷阱新的定义,并针对既有研究关于中等收入陷阱存在性的争议,进行了新的回答。在此基础上,基于新古典及内生增长理论、刘易斯拐点、库兹涅茨假说、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产品空间和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以及中心外围理论,系统审视了不同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何以及如何导致陷阱的发生,又提出了怎样的跨越路径,并据此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研究展望。本研究将增进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认识、科学构建中等收入陷阱的理论体系,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从而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企业集团治理转向公司治理——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视阈

在双增长引擎理论框架之下,第一增长引擎强调公司网络的正外部性,第二增长引擎则致力于技术进步的正外部性。从“第一增长引擎单向运转”到“双增长引擎共同作用”是实现经济水平跃迁的有效路径。企业集团与公司网络的形成相生相伴,其正外部性促使经济体完成了低收入水平到中等收入水平的迭代。然而,企业集团难以引发破坏性创新。部分高等收入经济体通过完成从企业集团治理到公司治理的转向,才实现了技术进步率的提高。鉴于政党政治理性推动制度变迁、公司层面治理可以增进社会福利,此种转向得以通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对我国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数字金融助推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基于中国2011—2019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我国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尤其强劲地表现在低教育水平、中西部欠发达以及物质资本投资水平较高等地区。同时,在机制检验中发现数字金融还可以通过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来赋能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鉴于此,应加快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助力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与预期走弱三重压力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再解析

以新形势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事实验证为基础,构建三重压力经济增长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分析政府财政政策与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发现:在供给冲击下,政府为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往往对工业部门实施政策支持,导致“鲍莫尔成本病”,产生制度层面的产业结构扭曲;工业品消费可以促进中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但对高收入国家的带动作用明显减弱,故从消费层面调整工业品与非工业品在总消费中的结构占比可以促进“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在预期走弱影响下,通胀对利率的反应程度较低,央行就很难通过降低利率实现货币政策效果,且容易产生金融抑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困难度加大。从产业结构扭曲的制度层面与金融抑制的金融发展层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阿根廷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以经济模式演变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阿根廷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初级产品出口模式到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再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转变。这三种模式各有利弊,既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使阿根廷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列,也相应地为阿根廷经济带来了依赖性、低效性与不稳定性,将其拖入“陷阱”。这三个特性共同构成阿根廷中等收入陷阱的历史根源。为规避这三个特性,阿根廷不仅需要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发挥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还要把握好经济模式转换的“时”与“度”,使经济模式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观点综述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

“中等收入陷阱”:基于国际经验数据的描述与测度

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如果不能转变经济增长结构和发展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可能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本文利用麦迪逊1950-2010年的世界经济统计数据,计算得到以人均GDP(精度:250国际元)表示的划分经济体收入阶段的稳定阈值,即2000国际元、7250国际元、11750国际元等三个阈值作为区分低收入、中低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水平的界限。然后按照经济增长收敛和分化的思路,又测定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门槛和临界速度。经测算,要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必须分别保证在中低收入阶段5.29%和中高收入阶段3.27%以上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同时,在这两个阶段的滞留时间要控制在25年和15年以内,否则根据国际经验,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研究还发现,在我们考察的61年的时间里,世界经济体在人均收入水平上的差异越来越大。考虑到不同经济体发展阶段本身的特征,我们进一步通过"标准化"的方法滤去这种因素,得到世界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别差异系数,发现差异系数在1950-1980年间明显缩小,而1980年之后有增大的趋势。借助世界人均收入非参数核密度的分布及演进特征,分析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面临障碍的历史趋势。通过不同年份人均收入密度图比对也发现世界人均收入在各经济体之间由单极状态向两极分化趋势演变,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等收入国家在现代经济增长道路上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和障碍。

发展教育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通过发展教育和转型来规避“中等收入陷阱”

针对中国当前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门槛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种状况,本文指出缺乏与新兴产业和经济转型对应的创新型人力资本储备是国家创新能力不足、产业升级滞后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是由传统资本要素拉动式增长转向人力要素拉动式增长,而这种转型需要加大政府对教育投入,同时由传统重视基础教育发展转向重视高等教育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针对"中等收入陷阱"中典型的社会问题,本文进一步指出打破既得利益集团控制、实现制度转型和社会转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突破与政策应对——基于地区收入差距视角

"中等收入陷阱"在本质上是收入与增长非线性相关系,而威廉姆森拐点决定着中国经济发展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本文基于空间自相关理论提出空间基尼系数的一个分解框架,并运用威廉姆森"倒U型"理论构建"中等收入陷阱"理论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地区收入差距与人均GDP之间存在"倒U型"非线性关系,更确切地说是S型关系。以平滑转化回归模型测算,中国存在人均GDP为4 189.30美元拐点,并于2005年越过拐点,但进入地区差距收敛的"高体制"路径仍有一定差距。因此,中国在政策应对上要进一步通过实施高起点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宏观配套政策,配合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而成功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包容性创新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路径研究——基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视角

依据包容性创新的作用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影响因素的契合性,找到了收入分配结构、内需和产业结构3条路径,利用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包容性创新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3条路径的有效性,并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分析了包容性创新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包容性创新能够通过缩小收入差距、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分区域来看,包容性创新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助推力度呈现从东部到西部逐渐递增的态势.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本文就如何通过包容性创新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不平等、经济增长和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从经济不平等的角度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机制给出了一个理论解释。本文的模型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平等对经济的影响不尽相同。在经济起飞阶段,财富集中促进社会物质资本积累,有利于落后国家逃脱贫困陷阱。但是,过度的不平等剥脱了穷人物质投资的机会,形成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第一类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第一类中等收入陷阱之后,过度的不平等限制穷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先进生产部门无法替代落后生产部门,最终形成第二类中等收入陷阱。当穷人有能力积累人力资本后,经济不平等便不再重要,经济最终将收敛于高收入水平阶段。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以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与解决机制为核心形成两种基本视角:一是,以制度经济学为代表从突破制度约束刚性的视角指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解决需要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制度体系;二是,以经济增长理论为代表从摆脱增长机制锁定的视角,寻找增长与跨越的内在驱动。此外,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经验分析亦占有很大比重,指出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人口红利与城市化、制度机制调整是成功跨越陷阱的关键。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分析——基于出口产品密度的视角

出口结构由初级产品为主向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转换是一个国家顺利"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环节。本文借助Hausmann等人的产品密度的概念,衡量经济体实现出口结构转换的能力,论证了产品密度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作用机制与实现路径。研究发现:经济体的资本密集型产品密度越高,其实现出口结构升级的能力越强,有利于形成高密度、高增长的良性循环机制,顺利跨越陷阱;反之则会陷入低密度、低增长的恶性循环,难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发展中国家处于人均收入3000-10000美元的时间长度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密度存在负向关系。实证研究表明,陷入陷阱的国家可以通过提高基础教育、工业增加值、贸易开放度、居民消费等来提升出口结构转换的能力。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库茨涅兹假说的再认识

库兹涅茨假说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相伴随;当经济发展到人均收入4000～11000美元的阶段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相伴随。我国2011年的人均收入为4382美元,标志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是,自1982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高企,收入分配呈现出明显的不平等趋势,使我国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必须缩小贫富差距,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

发展中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和启示

发展中国家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社会,需要从确立基本经济制度、选择发展战略、调节收入分配、调整宏观政策、完善体制机制等五个方面入手。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风险来自于贫富分化带来的社会矛盾,避免落入陷阱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长期着力点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和参与发展的能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约束下民生财政对居民消费存在门槛效应吗?

笔者通过理论分析机制发现,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居民收入动态变化过程中,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非线性效果。结合中国2002—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以居民收入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这一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对于城镇居民消费而言,无论是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刺激影响,还是民生财政收入活动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抑制影响,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动态变化都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双重门槛效果,而对于农村居民消费而言,则都呈现出不断递增的门槛效果。同时,综合了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影响居民消费的两种正反作用之后,最终民生财政起到了刺激居民消费的效果。进一步地,为了对处于当前居民收入发展阶段民生财政收支活动影响居民消费的绩效开展评估,笔者以民生财政收支活动本身为门槛变量来进行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民生财政支出活动对居民消费的刺激影响效果随着民生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而门槛递增。

制度优势:破解“中等收入陷阱”之本

"中等收入陷阱"仅以一种数量界限(人均GDP)作为区分国家发展阶段的特征,并将此视为"陷阱"的成因,而避开社会经济制度的质的区别及国外势力造成的重大风险,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的要害在于两极分化加剧,实质则是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西方列强制造种种障碍的恶果。我们应当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识和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在利用大好机遇的同时,还要防止各类风险和"陷阱",最重要的是发挥好社会主义制度的综合优势,有针对性地采取重大举措,扎实提升实力地位,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做出榜样。

从技术创新视角看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战以来,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在迈向高等收入国家的进程中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难题,只有少数中等收入国家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目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中国面临着企业博而不精、科研活动述而不作和传统产业大而不强等问题。通过对日韩成功跨越和拉美国家深陷困境的案例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是中国目前面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着力点,而企业、科研活动以及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中介和客体应实现协同创新,将提高企业竞争力、重视基础科研活动、升级传统产业和培育新兴产业并行,同时结合中国已经具备的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发展的社会基础,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