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在中:王通《中说》大义抉要

《中说》是隋代大儒王通(文中子)现存的唯一著作。《中说》从王道论、教化论、圣贤论、经学论、中国论等五个方面阐述了"文中"之义,其全书总要,亦王通学说之大略。王通以大中立言,为中国说法,是为一代大儒。

《中说》

《中说》十卷,(隋)王通撰,(宋)阮逸注。框高20.2厘米,广13.4厘米。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六字,小字双行同,黑口,四周双边,双顺黑鱼尾。书中铃“丁少山”“献唐珍秘”“王献唐”“王献唐读书记”“双行精舍善本图书印”“双行精舍校藏经籍印”等印。著者王通(584—617),字仲淹,河东郡龙门(今山西河津)人,讲学于河汾之间,去世后,门人私谥为“文中子”,故《中说》又称《文中子》。阮逸序:“《中说》者,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王通子福畴又辨类分宗,编为十篇,各举其端二字以冠篇首: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此书前有王献唐题跋、许瀚题跋、文中子中说序、文中子篆事,后有叙篇、文中子世家、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东皋子答陈尚书书、录关子明事、王氏家书杂录。许瀚、王献唐鉴定为“元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著录为“明刻本”。

试论王通《中说》之“道”观

介绍了王通其人和《中说》其书之特点 ,以第一手材料例证比较《中说》“道”观与道家思想的关系 ,指出王通援用了以老、庄为主的道家言辞作为自己论“道”的思想素材 ;在此基础上 ,析出王通所认识的“道”的本质是“至德” ,内涵是儒家的 ,作用是类《中庸》的“教” ,是“变”、“易”、“中”的简约和抽象。“道”具有超越性和人间性两种特性 ,同时将其“道”观划分为在国、在家、在群、在人之道 ,展开四个层次梳理分析 ,其主旨是以“道”为关节点 ,融合道家、儒家思想 ,以道补儒 ;“道”也是王通治经的学术制高点 ,是他传承圣学 ,继承周孔以后的道统 ,并以此试图寻求以学术与政治互动的旗帜 ,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河汾道统”之“道”观。

關於王通的《續六經》與《中説》

隋末思想家王通兩部主要著作《中説》與《續六經》,一存一佚。本文通過分析王通的文化背景與家世淵源以及《中説》中有關《續六經》,特別是《續六經》中《元經》的材料,對《續六經》的指導思想問題提出己見。認爲,王通《元經》乃至整個《續六經》的指導思想主要源自僞古文《尚書》和僞孔傳,其基本精神與"南學"一脈相承,其目的主要是肯定北朝的正統地位。最後,對王通與宋學的淵源關係有所揭示。

《文中子中说新注》序

王通是隋代儒家学者,《隋书》未为王通立传,《新唐书·王绩传》说:“兄通,隋末大儒也。”《旧唐书·王勃传》也提到王通,说其祖王通“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足见王通是唐初王绩、王勃家族中的一位著名学者。王通卒后,其弟王凝及其子王福畤编次王通的遗说,成为《中说》一书,亦称《文中子中说》。《中说》实际上是王通的言行录,书中内容模仿《论语》。在《论语》中称孔子为“子”,在《中说》中亦称王通为’子”。叙述王通的行迹,亦模拟孔子,如孔子最好的弟子颜渊早死,王通也有一个最好的学生早死,这就令人感到可笑了。但是孔子活了七十多岁,王通却享年不永,这就不能与孔子相比了。

说中演 演中说 评演说

一、教材简析小语第七册基础训练七的说话内容是:一天晚上,小磊的爸爸妈妈出去了,他(她)一个人在家。这时,敲门声响了,来人是爸爸的同事王叔叔。假如你是小磊,你会怎样接待客人?怎样说,又怎样做? 这是一则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人际交往说话训练。课文的要求是先想好了再说一段话,显然偏重于说,表现为个人独白。事实上,这则说话内容更适合双人登台表演。为此,我以“说中演——演中说——评演说”有机结合设计训练,让学生登台表演。

文中子“三教可一”观及“中道”思想论说

儒家汉宋学术间有一段受佛、道冲击的严峻历史,隋出身儒宗门阀的王通在儒学式微的逆势下,退居河汾续六经,企图匡复儒学。王通提出＂三教可一＂论,站在儒家立场上学习和融通佛、道二教,受佛教＂中道＂思想影响,强调意识形态争斗中讲究中庸之道不走极端,其学说辑为《中说》,谥曰＂文中子＂,突出＂中＂字,其融通佛、道的思路实开宋明理学之先河。文中子改造汉儒学风开创新经学,以心性讲经开一代风气,经世致用使汉儒走向宋儒,儒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得以重新树立。文中子思想资料虽因亡佚残存不多,但从其＂三教可一论＂及＂中道＂思想,仍可确认其为我国中古时代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大思想家,是时代先驱者。

王献唐旧藏《中说》题跋考辨

《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有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王献唐题跋本《中说》一书,书中题跋未收入王献唐《双行精舍书跋辑存》正续编,题跋记述了是书的递藏情况并对其真伪有所辨析,但题跋中王献唐称此书为"元书坊刻本",与《名录》公布之"明刻本"不同,通过对王献唐题跋的详细考辨,与前修书目所著录以及现存于世诸多版本的比对,确定此书应为明刻本。

论中级汉语听力教学中的“说”

听力课作为独立课型,应当加强自身的阶段性研究,不能仅从“与说的比较”阐明其独立性。听力的中级阶段,应当和初级阶段有所区别,加大“说”的比例,在可理解输入基础上通过“说”深化理解,使短时记忆转变为长时记忆,并向语言运用能力过渡,习得汉语。

明末清初西方地圆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反响

自1583年利玛窦在中国传播西方地圆说开始，耶稣会士在众多著作中对地圆说的可靠性作了种种论证，为地圆说在中国立足奠定了科学基础。从17世纪初年到70年代，中国先有徐光启、李之藻、王英明等，后有熊明遇、方以智、揭暄、游艺等一批学者均接受地圆说，但其中有人开始主张西学中源说。其间虽有杨光先、王夫之等人力排地圆说，但因康熙帝对地圆说的认可，与梅文鼎的提倡，17、18世纪之交，地圆说在一片西学中源说的声浪中得到进一步的普及。

试论鲁迅小说《奔月》中的“明天”

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说：＂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①真的无须＂手腕＂吗？我们不妨＂只取一点因由＂,以《奔月》中的＂明天＂为线索,来见识一下作者的＂手腕＂。＂明天＂在《奔月》中出现了四次,这四次全部出自羿之口,但每次蕴意不同,成为全文的一条独特主线。第一次是在打猎回来后,嫦娥责怪猎物太少,希望羿走得更远些：＂你不能走得更远一点的么？!＂

晚清“中体西用”说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生成与转型——以民初以来的若干讨论为例

“中体西用说”是由19世纪末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近代知识分子率先提出,后经洋务派官僚引申论证所形成的一种融合中西知识的学说,“中体西用说”最初论证的着力点落在“西学”,虽然表面主张“以中学为体”,实则是以此掩饰其输入西学的真实意图。随着甲午战后维新派力促变更政体,此说取向随之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儒教正统以对抗清末政治改革的学说。“中体西用”的内涵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逐渐成为守旧文人抗衡与疏离西学侵蚀的精神支柱。因此,有必要对民初以来有关“中体西用说”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的诸般讨论做概要性评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分析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可以看出,这一思潮实际上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经学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必然产物。按照经学方法,所有学问,无论是儒学还是科学,都被认为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因此,西方科学也不可能例外。这也许就是"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在文化上的主要原因。

“西学中源说”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

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同时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西学中源＂思想,是清代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西学中源说＂,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西学中源说＂与清代尚古之风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苏文选本在明清时期的刊刻和流行——兼评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

在明清所刊苏文选本的119种版本之中,明刊102种,清刊17种。明刊本高密度生成于嘉靖以后,清刊本则呈低密度平均分布状态。由此可以认为:苏文选本在明代的流行程度大大超过清代;苏文选本在清代的流行始终处于缓滞状态,从来没有出现过晚明那样的兴奋局面。以此而论,所谓明代苏轼研究"中熄"说就显得不尽稳妥。

天儒同异: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学说述评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中国和西方搭建了一座文化桥梁。同时也开始了最初的文化冲突。由利玛窦和中国士大夫分别提出的“中学西源”和“西学中源”两种完全相反的学说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明末“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极力主张“会通”与“超胜”，使我们从中看到了比较健康的文化心态。

把小说教成小说——谈谈北师大版初中语文小说教学的问题与策略

在初中语文教育中,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陈太胜在《作品与阐释：文学教学引论》中说：＂读一部好的小说就像打开一扇窗户,看见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的迷人风景,这种关于人的生活、思想与情感的风景能给我们人生以某种启示。＂好的小说,以精彩的故事情节吸引人,以鲜明的人物形象感染人,并让人在神奇的艺术表现性语言中受到美的熏陶。

《中说》版本源流考

本文考察《中说》历代叙录和今存版本,厘清其版本系统和版本源流。所考察之版本以清末为下限,著录今存四十种不同版本,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日本所藏宋刻本五种,其中北宋刻本两种。《中说》版本可以分为三个大系统:一、宋初通行白文本系统;二、北宋阮逸注本系统,此是《中说》版本之主流系统,又可分为4个子系统:北宋阮逸注原本系统、宋元纂图音注本系统、明清删注白文本系统、元明选本系统;三、宋明改编本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