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国家的“一体化”类型及其比较

主权国家的一体化包括两个方面:对外,它意味着打破帝国的一统天下,在建立和捍卫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与外部世界进行切割;对内,它意味着打破多元多样而等级分明的帝国王朝格局,致力于国家的单一同质性建构。主权国家迄今为止的一体化建构大体包含宗教/君主国家、族裔/民族国家和人民/公民国家等不同类型,相应地出现过同化/融合、切割/排他、混合直至包容共生的各种一体化政策与实践过程。从本质上来说,一体化实践中出现的这些纵向演进过程,及其在横向上不同地区和国家各具特色的实践,是“微分”与“积分”的辨证原理在国家及其民族结构关系上的一种体现,既是主权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在纵向与横向上的不断叠加和相互继承,并不断扬弃过程的写照,也将继续谱写面向包容共生未来的人类一体化演进史。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主权国家及其关系

尽管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人类视为终极主体,关注的是全人类的命运,但当前个体的人仍从属于主权国家。如何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主权国家的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不得不回答的问题。从人类历史的发展阶段来看,当前仍处于主权国家时代。主权国家时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生成机理。主权国家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主体。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工程。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关键在于构建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内涵的新型国际关系,而新型国际关系也为建设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奠定基础。

欧洲主权国家债CDS的风险溢出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权债务危机频频发生,并且从墨西哥、俄罗斯、阿根廷等新兴市场国家逐渐转向德国、英国、法国、希腊等欧洲发达国家。影响范围也从最初的区域性演化为全球性的,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羁绊。在此期间,不仅欧美发达国家债台高筑,新兴市场国家的主权债务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各国的债务负担愈发沉重。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进一步加大了全球主权债务风险及欧洲主权国家债信用违约互换风险。与此同时,欧洲各国除了自身主权债务风险上升以外,国家间的风险溢出也会进一步推高其主权债务风险水平,信用违约互换风险亦是如此的。本文利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结合广义误差方差分解(GEVD)和DY溢出效应指数分析研究不同时期的欧洲主权国家债CDS的风险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希腊不管处于哪个时期,日度CDS的价格一直是这七个国家中最高的。相比金融危机前,欧元区危机之后各国的CDS价格的相关性普遍为正相关,且相关性明显普遍比金融危机前更高。在金融危机期间,各国主权债的CDS价格都普遍要比其它任何一个时期都要高度相关。

博丹与霍布斯的主权国家方法论:普遍历史与抽象建构

本文试图解答的核心问题是,霍布斯在分享了博丹主权国家理论中某些关键思想的同时,如何又建构出一套完全不同的国家学说。霍布斯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博丹的绝对主权理论,但博丹的国家始终是具体的历史国家,而霍布斯的国家则具有非历史性与抽象性质。为解释二人学说间的根本差别,本文首先考察了历史在博丹与霍布斯建构政治科学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然后分析了二人理论中作为国家质料的人的性质,最后展示了这两种国家理论模式如何影响现代西方世界对于政治的理解:博丹奠定了比较政治学的可能基础,而霍布斯则试图建立一种超越历史与时空、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理论。

论国际商事规则与主权国家立法的关系——从独立到超越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家不可能完全垄断国际商事规则的制定工作。国际商事社会会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一种与国家立法不尽相同的行为逻辑模式自发地生成商人法规则。这些规则从本质上是相对独立于主权国家立法的。但商人法规则具备一些先天性的缺陷,必须借助国家和国家立法对其进行完善与支持。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和世界的共同繁荣会对此需求大力合作。最终,商人法与国家和国家立法形成了一种彼此支撑的稳定三角结构,共同形成国际商事规则体系,并使各自的作用得到加强。

论主权国家边疆的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

主权国家及其主权、领土、边界和时空表现是框定其边疆内涵、形态和特征的根本依据。临界性(靠近边界并随边界的变化而变化)、边缘性(不断解构和再造的多维度重叠的边沿或前沿)、交集性(诸多要素、关系和势力在其中相遇、融合、共生)交织在一起,凸显出边疆区别于非边疆的显著标志,对于揭示边疆的本质起着决定性作用。主权国家的边疆在较严格的意义上指靠近边界的边缘性领土;在较宽泛的意义上指复杂矛盾关系所形成的国家主权、利益、能力所及的边缘性场域。从最一般意义上说,边疆是"我"与"他者"既相互区别、冲突、对抗又相互影响、互动、互构的一种场域、关系或过程。抓住了"交汇处"这一规定性,也就抓住了一般边疆概念的核心意蕴。中国特色的边疆学应该把这样的边疆作为完整的对象,进行跨学科、多维度、多层面的综合研究。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国际机制与主权国家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以气候变迁为主要代表之一的全球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政治议程中最具挑战性的中心问题之一。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全球范围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已经初具雏形。而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诸多重大问题,诸如国际机制的构建与效用、主权国家的行为与作用等等,将对冷战后世界政治的基本走向和根本面貌产生重大影响。

主权国家内部跨边界科技合作模式分析:以粤港澳高校科技合作为例

通过分析1997年后粤港澳地区高校科技合作的发展经历,发现广东省和港澳地区的高校科技合作在主权国家内部全方位开展,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国与国之间的科技合作模式,也不同于一国内部的不同地区科技合作模式,而是主权国家内部跨边界科技合作模式。其中,在港澳地区是市场机制主导,在广东省是政府机制主导,形成了一种结合市场和政府双重机制的科技合作模式。

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互动关系新探

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是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两难关系。一方面国际合作产生国际组织,另一方面国际组织又对国家主权形成制约。国际合作是国际组织的初始功能,国际组织制约国家主权,并不是因为国际组织如何强大,而往往是由于一些大国的主导。国际组织的职权与国家的主权常常在互动中被重新界定。人类为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而形成的组织化趋势必然使国际组织的作用不断加强。

全球治理语境下主权国家的国际责任

全球治理理论强调国际事务的多元主体共治,但并不否认主权国家仍在其中扮演着主导性角色,尤其是在承担国际责任方面的作用更是无可替代。倡导主权国家的国际责任不仅有利于维护其自身日益扩展的利益需要,而且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尽管面临着一些困境,但无论在经济、政治、生态还是安全领域,主权国家都应该克服困难,践行自己的国际责任。崛起中的中国应当坚持力所能及的均衡责任观,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选择性地担当国际责任。

冲突与合作:主权国家与非政府组织

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的基本特征是拥有主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家不允许自身的权威受到挑战。但是,这种状况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了改变。非政府组织作为国际社会行为体出现,并以日益强大的力量影响着其他国际政治行为体,包括国家行为体。于是,国际社会就不可避免地构成一对矛盾:国家与非政府组织的矛盾。这对矛盾由于全球化趋势的干预显得与众不同。一方面非政府组织是作为国家的对立物出现,也就是说非政府组织是政府失灵的产物,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常常借助国家而运转;国家一方面并不喜欢非政府组织的指指画画,另一方面还是默认非政府组织的存在,甚至有时借助非政府组织达到政府的目的。双方既冲突又合作,构成了国际政治的独特景观。

全球化、主权国家与宪政秩序

本文遵循宪政理论规范性的逻辑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国家与宪政秩序的问题。为此 ,本文采用理论的与历史的方法 ,考察近代以来主权国家的法理基础 ,考察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的宪政制度所带来的挑战 ,从而探索世界性宪政秩序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论文指出 ,世界性宪政秩序的形成过程将是各民族国家对人类尊严和公共价值予以普遍认同的过程。

清末政府建构主权国家的努力及其困境

二十世纪的最初十年,清政府致力于推动各项政治改革,力图将中国变成一个主权完整的民族国家。为此,它做出了颇多努力,具体表现为对国际法的重视、对边疆地区新政改革的推动,以及积极进行修约的尝试。然而,作为一个权威资源不断流失、日趋衰落的政府,清政府在建构主权国家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困境。清政府覆亡后,民初的北洋政府更加衰弱,它同样难以承担起构建主权国家的重任。

国际经济政治化与主权国家政治经济化的悖论

21世纪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处于急剧变动和重组的过程中,本文认为,当今世界呈现出经济政治化与主权国家政治经济化双重趋势发展的矛盾状态,其结果是否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持续进步,取决于矛盾双方的实力对比。加入WTO后的一年多时间,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并且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政策方针的制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治经济化和经济政治化的影响。催生这些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中国经济自身的崛起与持续发展的愿望。认识到“两化”趋势的本质特征与外在表现后,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加以防御,保留回旋余地,力图避免出现恶果,促进局势向好的方向转化。

论英国主权国家的形成

主权是国家对内的最高统治权，对外的独立权。英国主权国家的建立经历了漫长的历程。中世纪早期和中期，英国像西欧其它国家一样存在明显的封建割据倾向，罗马教廷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英国政治。１４、１５世纪，英国政治趋向统一，教皇势力日益被排挤，伦敦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以东中部方言为基础，现代英语形成，主权国家的条件日益具备。１６世纪，经过宗教改革和政府改革，英国完全摆脱教皇控制，议会成为主权国家的化身，国家机构进一步完善，英国主权国家形成。

从主权国家的兴衰看权力博弈形态的转型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还是科学行为主义理论,都是把主权国家抽象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关系行为体。这一行为主体有一致的利益,也自然要有一致的对外政策目标和手段。在20世纪,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这一概念抽象是非常准确的。但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概念抽象逐渐与国际关系的现实相违背。一方面,国家综合实力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具体领域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包括超级大国在内,其对外政策的主要阻力可能不是所谓的竞争对手,而是其国内不同的利益集团。这导致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从假设到概念和推理层面,都已经无法解释和预测今天的世界,而权力小博弈理论可以为认识多元复杂互动博弈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解释框架。

国际法与主权国家的外交: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

全球化趋势使得整个国际社会越来越向组织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主权国家的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国际法、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来考察外交变化和发展。但传统国际法对外交的理解和界定是比较狭隘的,这落后于急速变迁的国际政治现实。国际法既给国家的外交设定了很多限制,也拓宽了国家的外交空间;既增强了主权国家外交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同时在一些问题领域又弱化了主权国家的作用。

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的互动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组织成为具有结构性协调功能的重要的国际行为主体,国际组织是由主权国家建立的,它的权力是主权国家赋予的,主权国家是国际组织的实际推动者,国际组织既对国家权力产生限制和制约,又是国家利益延伸和权力共享的机制和平台。分析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互动关系,对于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主权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地位

在全球环境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的今天,尽管国家行为体受到非国家行为体的挑战,有式微的趋势。但主权国家依然是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在国际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当前甚至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没有任何新的主体能取代国家行为体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角色。

建立超主权国家货币替代美元探讨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其发表的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中,提倡在特别提款权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以打破现行的美元霸权。这一提议一经提出就立刻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其中尤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热烈拥护。本文就是在此基础上,从国际储备货币的内涵出发,通过分析当前不合理的以美元为主的储备货币格局,进一步提出以SDR为过渡建立超主权国家货币替代美元的一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