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对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

平台经济的兴起,引发了人们对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关注。本文基于2012—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分析平台经济对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平台经济能够提高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各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平台经济通过提高就业匹配度和社会资本的途径实现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的提升;文化程度能够调节平台经济对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的影响;相对于灵活就业者而言,平台经济对正规就业者主观福利的影响效应更大,但对其收入并无显著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平台经济对灵活就业者中的青年、男性、文化程度较高、城镇户口、东部地区个体的收入和主观福利的提升效应明显。因此,政府应加强对特殊群体的技能培训,提供职业转型支持和必要的社会保障,以促进平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灵活就业者收入和主观福利。

体育锻炼参与的主观福利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仅需要关注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健康效应,更需要关注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主观福利效应。从降低消极情绪体验维度选取抑郁指数和提高积极感受与评价维度选取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作为居民主观福利衡量指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参与体育锻炼对参与者主观福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参与体育锻炼具有主观福利效应,显著降低了参与者的抑郁指数和提高了参与者的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在影响机制方面,积累健康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参与体育锻炼改善参与者主观福利的重要作用机制,即参与体育锻炼是通过提高自评健康和身体健康,以及扩展社会网络、增进社会信任和提高社会声望,进而改善参与者的主观福利状况;在异质性影响方面,参与体育锻炼降低女性、城市居民、老年群体及相对收入较高参与者抑制指数的作用更明显,提高老年参与者幸福感、生活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的作用更明显,提高女性参与者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的作用更明显。

精准扶贫是否提高了农户的主观福利——基于“建档立卡”微观数据的检验

精准扶贫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已有文献表明,精准扶贫在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方面具有显著成效,但其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尚不明晰。文章基于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就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主观福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精准扶贫政策对农户的主观福利有显著提升作用。此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提升了消费水平,而且增加了社会互动,进而提升了居民主观福利。异质性分析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对中老年户主、受教育程度低的户主、中西部地区和深度贫困的家庭有着更强的主观福利效应,体现了精准扶贫政策的包容性。文章从主观福利视角补充了精准扶贫成效的微观研究,对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有重要意义。

促进还是抑制:数字融入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在积极老龄化与数字乡村发展的双重背景下,高质量的数字融入是提升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运用probit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融入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融入能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其中数字接入和数字技能对主观福利水平的提升最为重要。机制分析发现,在数字融入和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之间存在中介效应和遮掩效应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老化态度和朋友网络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即数字融入可以通过提高年龄认同感、扩大朋友网络来进一步提升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水平;而社区参与的作用机制为遮掩效应,即数字融入将导致农村老年人社区参与水平的下降,进而削弱其主观福利水平。

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该文基于2018年、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Ordered 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加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对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异质性分析得出,对年龄在80岁以下、自评健康较低、西部地区、子女数目在两个及以下、无配偶、收入较低的群体影响尤为显著。文章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改变变量的方法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基于该文研究结果,建议政府持续推进城乡基本养老保险政策的实施和动态性调整,加大对弱势群体、西部地区的关注度和支持度,促进养老产业的良性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医疗建设,深入探索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全面提升老年人的主观福利。

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研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衡量主观福利水平的三个指标中,参加新农保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未来信心程度;对其自评幸福程度的影响则不显著。文章进一步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性别和年龄农村居民参加新农保的主观福利水平差异,结果显示中等收入组、女性和高龄组样本参保后的相对主观福利水平更高。研究结论表明,应适当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的保障水平,针对不同群体设置相应的养老保险类型,加大养老保险政策对低收入等弱势群体的支持力度,以切实改善农村居民的主观福利状况。

养老金收入如何提升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基于相对剥夺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相对剥夺理论,分析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影响机理,并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检验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养老金收入增加在提升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同时,还能缩小其主观福利差距。养老金收入增加对女性、低龄和低收入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影响更大,相对剥夺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鉴于此,应以公平、适度为目标,缩小养老金收入差距,切实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共同富裕视角下社会质量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

中国不断缩小城乡居民主观福利差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基于社会质量理论,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多期数据,考察农村脱贫攻坚阶段农村居民主观福利变化的机制。研究发现,随着中国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城乡居民的主观福利差距逐步缩小,农村地区的社会质量和政府质量始终高于城镇地区;同时,社会质量的改善是农村居民主观福利提升的原因,政府质量的提升可以强化社会质量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正向影响。中国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仅要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还应着力提升基层政府质量,进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主观福利核算与居民幸福测度在可持续发展评估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传统的经济指标已经无法全面反映社会的福祉和幸福感。因此,引入主观福利核算和居民幸福测度成为评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探讨主观福利核算的概念和方法,研究居民幸福测度在可持续发展评估中的应用,强调主观福利核算和居民幸福测度在可持续发展评估中的重要性,提升评估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这对可持续发展决策具有重要意义。并且,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方法和指标体系,以推动主观福利核算和居民幸福测度在可持续发展评估中的广泛应用。所以,本文希望能够通过以上内容的方向探索,给更多相关研究人士起到借鉴与参考作用。

“晒”的福利效应:社交媒体主动型使用对国民主观福利的影响机制研究

社交媒体日益普及并深入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研究社交媒体使用方式对国民主观福利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20年数据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主动型使用行为会显著提升国民主观福利,产生福利效应;社交主动型使用影响国民的认知标准、积极情绪和预期满足,是社交媒体使用方式的主要传导机制;通过工具变量和混合方法回归克服内生性问题,模型表现稳健;传导机制存在异质性,女性社交媒体主动型使用主要影响积极情绪,受教育程度越低更易改变认知标准和预期满足,高教育程度国民更多通过影响积极情绪作用于主观福利,农村居民社交媒体主动型使用仅仅影响认知标准,福利效应不显著,低龄与高龄居民社交媒体主动使用的福利效应显著,中年居民更多通过影响预期满足作用于主观福利。

居住模式、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关系研究

老年人居住模式与主观福利的关系是家庭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代际居住距离为切入点,考察"亲子同住"、"分而不离"以及"既分又离"等居住模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差异,同时进行影响异质性及影响路径的讨论与检验。研究发现:代际居住距离与农村老年人抑郁程度呈正"U"型关系,与生活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更具优势,尤其是女性、年龄相对较低和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从影响途径看,"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主要通过增加子女的经济支持、改善代际关系以及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活动参与水平,从而促进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其中,代际关系的改善是"分而不离"居住模式提升老年人主观福利水平的主要原因。

中国城市低保救助的主观福利效应——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和2014两个年度构成的面板数据,使用倾向值匹配和双差分相结合(PSM-DID)的计量方法,本文严格评估了城市低保对受助对象主观福利水平的影响效应,并基于中介效应分析探讨了该效应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总体来看,获得城市低保有助于提升受助个体的主观福利水平。但是,获得城市低保却会显著降低受助个体的主观社会地位和未来信心程度。在城市低保影响受助个体主观福利的机制中,主观社会地位和未来信心程度是两个重要的中介变量,获得低保会通过降低主观社会地位和未来信心程度,而削弱城市低保的主观福利效应。在未来政策优化中,消除福利耻感和提高保障水平是进一步加强城市低保主观福利效应的重要举措。

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经济支持还是情感支持——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运用线性概率模型(LPM)和递归多变量Probit模型讨论了家庭支持与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均有助于降低农村空巢老人抑郁症状概率,提高生活满意度,且两者中情感支持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家庭支持,尤其是家庭情感支持,对农村女性、年龄较大及鳏寡的空巢老人主观福利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文章最后提出了促进农村空巢老人主观福利的相关对策建议。

“新农保”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机制研究

全面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需要关注“三农”政策的经济绩效,更需要关注目标群体的主观感受。鉴于此,本文基于个体效用函数,构建解释“新农保”政策影响主观效用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利用2011—2015年三轮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微观调查数据,采用模糊RD模型和RD-DID模型考察“新农保”政策与农村老年人主观效用之间的因果关系。研究发现,领取“新农保”养老金能够显著提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且经验分析得出的结论对两种方法保持稳健。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方法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尽管“新农保”养老金能够有效降低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强度并增加其消费水平,但其影响生活满意度的主要渠道仅与劳动供给强度降低有关。

婚配年龄模式对个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在当前婚龄持续推迟和婚龄差扩大的背景下,使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描述了我国人口的初婚年龄模式和初婚年龄匹配模式在不同时期的变动情况,并研究了婚龄和夫妻年龄匹配情况同个体主观福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与在正常婚配年龄结婚的夫妻相比,早婚对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和精神健康均有显著负面影响,晚婚影响则不显著;与正常的初婚年龄匹配模式(夫妻婚龄差范围为-1～4岁)相比,男性大于女性4岁以上会显著降低妻子的主观幸福感、对丈夫的精神健康也有不利影响。本文从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婚姻成熟度和性别角色理论角度对这一结果进行了初步解释,并讨论了在婚姻模式变迁中该结果的社会意义。

退休政策对中国居民消费及主观福利的影响

伴随着老龄化日趋严峻,退休消费问题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发展、居民福利水平及退休政策密切相关,中老年人消费结构的转变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基于2011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三期数据和中国退休制度规定,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分析了退休对中国居民消费及主观福利的影响。结果显示,退休使得非耐用品消费支出显著降低约31.6%,其中与工作相关的支出显著降低约56.2%,在家食物支出减少约49.8%,但闲暇娱乐支出和医疗消费有所增加,其他非耐用品支出减少并不显著。退休冲击使男性户主生活满意度为不满意的比例显著增加22.4个百分点,退休对其主观福利产生负向影响。建议根据老年人消费结构特征,提供适合其消费的产品和服务,并制定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消费刺激政策,改善老年人消费福利和主观福利水平。

大龄未婚对农村男性主观福利影响评估研究——来自CGSS2010的经验证据

利用CGSS2010调查数据,本文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处理婚姻状况自选择效应,定量评估了大龄未婚对我国农村大龄男性主观福利的影响。在反事实概念框架下,大龄未婚对我国农村男性有着不显著的负面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幸福的婚姻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资源保障,仅靠婚姻本身难以显著提升农村大龄未婚男性主观福利。在努力降低性别比例失衡的同时,有必要出台政策改善农村大龄男性社会经济状况以提高他们的主观福利。

海南省旅游发展对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

基于问卷调查及实地考察,研究海南省旅游发展对居民主观福利(主要包括社会福利及环境资源福利)变迁,结果表明海南省旅游业对当地居民社会福利改善作用不显著,各方面的变化幅度不一致。应该增强旅游业对海南省的社会福利改善作用,同时强化环境资源方面存在的福利获得(正面影响),弱化环境资源的福利损失(负面影响)。此外,需考虑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海南旅游实践,注意旅游环境保护侧重点的区域差别化,以确保海南省旅游可持续发展及各区域居民福利获得的均等化。

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城乡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

加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是健全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考察了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城乡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有积极提升效应,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差异的贡献率达到9.16%,且这种提升效应呈现“锦上添花”的特征。第二,不同种类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提升效应存在差异,社交休闲型设施最显著,生存安全型设施次之,自我提升型设施最小。第三,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改善对较不发达地区和年长老年群体带来的主观福利提升效应会更加明显,经济社会的发展将弱化生存安全型设施的提升效应而强化自我提升型设施,年龄的增长则使提升效应来源逐渐聚焦于社交休闲型设施的完善。第四,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可以通过改善老年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提升其主观福利,并且前者发挥的中介作用更加明显。

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宗族网络与农民主观福利

文章利用2011年和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系统考察了农村宗族网络对农民主观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宗族网络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精神健康与身体健康维度的主观福利,在运用多种策略克服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的结果依然稳健。(2)宗族网络发挥的主观福利改善效应将随村庄宗族结构差异的扩大而减小。对于宗族结构单一稳定的村庄,宗族异质性的增加将导致农村居民整体福利水平下降。(3)宗族网络促进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原因主要来自"代际团结"和"族内团结"两个层面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的风险化解作用,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强连带"关系比普通社会网络更具凝聚力,并且在情感上的联系更加紧密。文章从宗族网络的角度为近年来大规模村庄撤并与搬迁可能带来的农民福利损失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为优化城乡发展提供了参考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