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消费与农民主观福祉:机制探索及其鸿沟效应分析

在数字乡村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不断促进在线消费是提升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但发生机制和效应差异却仍有待探索。文章基于社会比较理论,阐明在线消费促进农民主观福祉的理论逻辑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机制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在线消费提升了农民主观福祉,主要体现在家庭经济、社交和文娱生活满意度三个方面;在线消费通过提升农民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进而改善其主观福祉;在线消费影响下的农民主观福祉在收入、年龄和地区分组中存在鸿沟效应。因此,一方面,政府要进一步加快农村消费数字化转型,引导在线消费绿色化和健康化,这有利于促进全体农民的主观福祉提升;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欠发达地区在线消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农民的数字素养,以弥合地区间和农民群体内在线消费的主观福利差异。

“恩往下流”:隔代照料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影响研究——基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探究

在家庭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我国代际互动逐渐呈现出“恩往下流”的下行式资源转移倾向,隔代照料成为这一逆向反哺行为的重要体现,对于老年人主观福祉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2020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探究隔代照料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隔代照料经历对老年人主观福祉具有增益作用,能够显著降低老年人心理抑郁水平,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隔代照料强度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存在线性正相关关系,但与心理抑郁水平呈显著的“U型”关系,当前隔代照料强度均值处于临界点左侧,积极效应仍占主导。(2)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隔代照料与老年人主观福祉之间发挥中介作用。(3)隔代照料经历对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呈积极的正相关关系,而对城市老年人呈消极的负相关关系;隔代照料经历与女性老年人的心理抑郁水平呈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对男性老年人的心理抑郁水平具有显著提高作用;隔代照料对无配偶的老年人心理抑郁水平具有更大程度的抑制作用。

基于旅游感知视角的居民主观福祉影响因素研究——以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提高居民主观福祉对于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尤为重要,是可持续旅游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典型生态旅游目的地九寨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对其区内外7个行政村的236位居民进行访问调查。首先,基于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A)体系,建构了包含5个维度的主观福祉的测量模型;其次,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索了旅游的社会及经济影响感知和社会人口特征对基于5个维度建构的主观福祉的影响。结果表明:居民对旅游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感知对提升他们的主观福祉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此外,性别、家庭收入、居住时间等因素对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存在着显著差异,而受教育程度、民族属性和居住地到景区的距离对居民主观福祉无显著影响。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的国有林区主观福祉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的视角

【目的】掌握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背景下国有林区主观福祉的基本现状,解析国有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因素,为检验生态工程实施效果、制定生态政策和权衡林业民生提供决策参考。【方法】基于657份国有林区民生改革监测数据,采用交叉列联表分析国有林区主观福祉的基本特征,以阿玛蒂亚·森可行能力理论为框架构建国有林区职工主观福祉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运用有序Logit模型实证分析各维度影响因素对国有林区职工收入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引致作用,并应用边际效应分析方法探究各因素的影响程度。【结果】1)总体上,国有林区主观福祉水平不高,低于中国农民和城镇居民的主观福祉水平;2)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对两大森工集团职工收入有差异化影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制约国有林区主观福祉提升;各森工集团人均收入水平几近相同,但消费水平差距显著,兼业人数逐渐增多;3)受教育程度、家庭总收入、社会保障、政策公平和扶持政策对国有林区职工收入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性别、婚姻、健康状态、家庭总收入、住房条件、交通建设、是否兼业和社会保障对国有林区职工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结论】国有林区主观福祉低于中国农民和城镇居民的主观福祉水平,两大森工集团各维度福祉存在差异。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未带来国有林区微观主体主观福祉变动,收入也并非影响国有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唯一因素;防护性保障成为影响国有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核心维度,社会保障对国有林区职工主观福祉尤为关键。个体特征、经济条件和居住环境是影响国有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重要因素。未来提高国有林区职工防护性保障水平、夯实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提升国有林区幸福感。

重点国有林区社会职能移交对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

基于2019年重点国有林区民生监测数据,分析改革过程中重点国有林区政企分开后社会职能移交对林区职工主观福祉的影响。结果表明:森工林业局和地方政府在人员的移交与接收上存有分歧,对在社会职能移交过程中产生的富余人员的去处未达成共识;森工林业局将供水、供电、供热、物业及市政环卫等社会职能移交给地方政府后林区职工的主观福祉下降。因此,地方政府要直面问题,努力消化社会职能部门冗余人员;森工林业局要坚持明确“政企分开,移交社会职能”的改革理念,特别是在协调与属地政府财政投入的问题上需多加设计,以期能够在“政企分开,移交社会职能”的改革中提升林区职工的主观福祉。

农民职业化与主观福祉:基于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应

基于2017年中国社会调查(CGSS)问卷数据,将农民职业化划分为文化程度、全职务农程度和职业认同三个指标,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农民职业化对主观福祉的影响,并探究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在农民职业化对主观福祉影响中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文化程度对农民主观福祉有显著正向影响,在农民文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提高文化水平可以显著提高农民主观福祉;全职务农程度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不显著;农民职业认同对主观福祉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农民对职业的认可可以显著提高农民的主观福祉;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农民职业化进程中可通过增加互联网的使用提高主观福祉水平。因此,在职业化进程中,不仅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程度、增强农民对务农职业的认可,还要推广互联网的使用,这对提高农民主观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扶贫政策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分析

在农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描述性统计和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扶贫政策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农民的生活满意度普遍比较高。具体到各个维度,农民对婚姻和居住环境的主观评价最高,而对住房状况的满意程度则相对低一些。虽然农民对现阶段扶贫政策体制与机制及政策效果的主观评价很高,但1/5以上的农民对扶贫政策的认知不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扶贫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改善农民的主观福祉水平,其与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收入与消费水平、就业状况、社会关系、忙碌程度、居住便捷程度以及性格因素,共同构成了影响农民主观福祉的重要因素。

子代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父母主观福祉:代际资源反哺的分析视角

研究发现,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父母的主观福祉有显著影响,且存在客观实体性资源和主观符号性资源的反哺机制。其中,客观实体性资源反哺机制中的经济、劳动力支持路径对老年人主观福祉分别呈现正、负效应。同时,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影响老年人口主观福祉的强度呈现显著的群体差异,对于女性、农村户籍和低教育的老年人口的主观福祉的反哺效应大于男性、城市户籍与高教育者。研究结论对我国健康老龄化社会治理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土地转出农户主观福祉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生计资本视角

研究目的:把握土地转出农户主观福祉现状,分析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生态资本和心理资本的7维生计资本对土地转出农户主观福祉影响规律。研究方法:对比分析法与有序响应模型。研究结果:(1)土地转出样本农户的主观福祉普遍较高,非农型农户对土地转出后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最高的比重最大,土地转出农户主观福祉整体上呈现中西部递减的趋势;(2)土地转出农户身体状况越好、拥有汽车或大型农机具数量越多、越易贷款、加入农民合作社、同村亲戚数量越多、土地地力越好、生活自信心越高、面对挫折抗压韧性越大,其主观福祉越高;(3)对纯农型农户主观福祉正向影响最大的因素为生态资本,对农业兼业型及非农型农户主观福祉正向影响最大的因素为心理资本,对非农兼业型农户主观福祉正向影响最大的因素为社会资本。研究结论:政府应加强医疗保障,完善农村生活基础设施,营造和谐的生活氛围,加大农村物质生活条件改善,重视对农村文化生活的建设,针对土地转出后的生计分化农户制定差别化政策。

全面“停伐”后国有林区居民主观福祉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7年国家林业局和东北林业大学联合开展的"重点国有林区改革监测"项目的数据,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国有林区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因素及其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因子分析验证了国有林区居民主观福祉模型的合理性;全面停伐政策满意度是影响国有林区居民主观福祉的重要因素;个体状况、社会状况、家庭关系满意度、邻里关系满意度、个体满意度、社会保障变化和生活水平变化都对国有林区居民的主观福祉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和就业仍然是影响国有林区居民主观福祉的关键因素。全面"停伐"政策对国有林区居民的影响主要不是现实的,而是心理上潜在的。因此,建议重点关注转岗分流职工,消除其对就业、保险的担忧;特别要关注在册不在岗职工的就业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其就业;通过社区平台加强国有林区管理部门与国有林区居民的沟通,以便增强国有林区居民未来生活信心。

黄土丘陵沟壑区村域客观福祉评估及其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以陕西省米脂县为例

探究黄土丘陵沟壑区村域客观福祉及其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对完善乡村地区人类福祉研究、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以该区域陕西省米脂县为例,基于人类需求理论评估村域客观福祉空间分布,从认知维与情感维评估农民主观福祉,利用多层次模型揭示村域客观福祉对农民主观福祉的影响。结果如下:(1)村域各需求维度与客观福祉空间分异明显;川道村、乡镇中心村、乡村振兴示范村是各需求满足程度与客观福祉较高的村庄。(2)生活满意度与情感健康呈显著正相关;男性、身体健康者、年长者以及年收入较高农民的主观福祉较高;主观福祉对教育程度不敏感。(3)住房、村卫生室、医疗参合率、集体经济、信息通达度、农技培训、休闲设施面积、村庄整洁等与农民主观福祉呈显著正相关,地质灾害与主观福祉呈显著负相关。

留守经历对大学生主观福祉的影响

本研究使用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PSCUS)数据,基于OLS模型分析了留守经历对大学生主观福祉的影响,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对大学生的主观福祉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数据表明,留守经历对大学生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社会交往健康、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造成了消极影响,增加了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另外,研究还发现留守开始的不同阶段对大学生主观福祉的影响存在"早-晚阶段效应","最早开始留守"(学前阶段)和"最晚开始留守"(高中阶段)对主观福祉的消极效应较大。在高中阶段开始留守对大学生主观福祉的消极影响最明显,其次为学前阶段。因此,本文建议应多方合力,对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多给予精神鼓励和人文关怀,并针对最早在学前阶段以及高中阶段开始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给予更多关注。

城镇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与主观福祉研究

目前,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中最显著的问题之一在于服务供给不能有效地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服务需求.通过实证研究,本文描述了城镇老年人对各项养老服务的需求和供需缺口现状,分析了各类养老服务需求度及需求满足度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探究了养老服务需求满足度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影响.结果显示:城市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有广泛需求,但养老服务的供给普遍不足,而且需求率相对较低的服务尚未受到足够重视.年龄较长、健康较差的老年人更需要生活照料和医疗保健类服务,而年龄较轻、健康较好的老年人则希望获得更多居住环境类的服务;收入越高,对养老服务的需求越大,养老服务的需求满足度也越高.满足养老服务的需求可以显著增进老年人的主观福祉,包括社区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基于上述结果,本文对养老服务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

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影响——基于CFPS202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目的:研究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不同影响,为提升老年人主观福祉提供参考。方法: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OLS回归分析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不同影响,有序Logit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通过异质性检验分析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内部差异。结果:接受子代支持的老年人平均主观福祉要比不接受子代支持的老年人高0.22(P<0.05);子代经济支持(P<0.05)、子代照料支持(P<0.05)和双向情感支持(P<0.001)与老年人主观福祉均呈正相关关系;亲代经济支持、亲代照料支持与老年人主观福祉总体不相关,但亲代照料支持(P<0.05)与70岁及以上老人的主观福祉呈负相关关系。结论:向上代际支持均对提升老年主观福祉有显著正向影响;向下代际支持对老年人主观福祉的影响呈现差异性,提供亲代照料支持会对7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主观福祉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双向情感支持对提升老年主观福祉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要提高子代支持水平,加强代际情感交流,同时降低子代对中高龄老人照料支持的索取。

个体就业选择、高等教育与主观福祉——基于CGSS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就业一直是社会科学领域热切关注的议题,就业关乎民生福祉,探究就业选择与主观福祉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实证探讨了就业选择与主观福祉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就业选择对主观福祉有着显著的正向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效应对于男性、城市地区、高收入群体较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接受高等教育对二者之间的影响效应有着显著影响,以及体制内的就业选择存在一定的“名校效应”。为此,应以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目标,以促进高质量就业为重点,夯实民生之本。

共同富裕视角下浙江省农户主观福祉测度及优化策略

在共同富裕背景下,从微观农户需求出发,通过浙江省平原、海岛、山区三类乡村农户福祉问卷调查,测度农户主观福祉水平,明确农户主观福祉水平的地理分异特征,并揭示其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浙江省农户进入了以社交与休闲为主导的福祉需求阶段,安全与健康的基本需求已得到了满足,但对社会服务仍有较大需求;二级福祉指标评分排序依次为:可持续功能、基础功能、发展功能、和谐功能;平原、海岛、山区三类乡村间的福祉评分差距较小,应鼓励部分乡村成为“先富乡村”,总结有效经验,带动其他乡村实现共同富裕;三类乡村农户福祉评分排序依次为:平原类乡村、山区类乡村、海岛类乡村;农户福祉的主导影响因素趋于一致,收入、休闲、社交、就业、社保等成为主要障碍因子。

公租房社区居民主观福祉感知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公租房是改善中低收入群众居住环境的重要政策,公租房社区居民主观福祉水平直接反映民生工程公租房建设的成效。以公租房社区居民为调研对象,对武汉市公租房社区进行实地调研,根据公租房社区居民特征,利用Critic赋权法构建了公租房居民主观福祉评价模型,对公租房社区居民主观福祉进行了评价,并对公租房居民主观福祉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武汉市公租房社区居民主观福祉感知整体评价较高,社会关系、公共服务、休闲娱乐、健康状况等因素对居民主观福祉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而经济状况和居住环境对公租房社区居民主观福祉有消极的影响,但整体上来说搬入公租房社区对提升民生福祉有显著作用。

基于亲子沟通中的自尊与主观福祉的效应关系——以中国内地贫困青少年调查研究为例

本研究探索贫困青少年的亲子沟通、自尊与主观福祉的关系。研究选取了1262个中国内地的贫困青少年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亲子沟通和自尊对贫困青少年的主观福祉产生积极正向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在亲子沟通对于贫困青少年的主观福祉影响过程中,自尊这一因素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进行了分析与讨论。

清洁能源应用会影响中国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吗

中国在推进清洁能源应用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农民利益并顺应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基于2010—2018年连续5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构建“反事实”框架,分析清洁能源应用是否对中国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存在影响,并进一步对该影响的内在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清洁能源应用可显著提高中国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并且中年群体、非文盲群体及有工作群体所受到的主观福祉影响显著大于其他样本。此外,清洁能源应用对中国农村居民主观福祉产生影响的间接机制主要源于综合经济效应的增加、未来信心的增强以及空气质量的改善三个方面。因此,中国应巩固农村清洁能源发展成果并持续加强农村清洁能源建设,重点关注青年、老年、文盲及失业群体,落实农村清洁能源应用的代际公平与社会公平问题。

跨体制流动与主观福祉之失——基于纵向研究设计的新发现

本研究关注我国市场化改革晚近阶段从国有部门(体制内)转向市场部门(体制外)工作的跨体制流动,考察了跨体制流动经历对劳动者主观福祉的因果作用及其中介机制。基于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4、2016、2018),本研究采用纵向设计思路,将“核匹配”与回归分析相结合,主要发现为:其一,跨体制流动呈现出负向选择模式,体制内处于相对劣势的劳动者更可能经历跨体制流动;其二,经历跨体制流动(从国有部门流出到市场部门)对劳动者的主观福祉产生了幅度较大并且统计显著的负面影响;其三,针对“主观福祉之失”,以社会保险和住房补贴为代表的经济机制、以人际关系和主观地位为代表的社会心理机制,均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本研究有助于为当下国家机构改革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