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社评视野下的义和团运动

由民教冲突引发的晚清教案延至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终于爆发了震惊国人、撼动世界,几乎席卷整个北部中国的义和团运动。这场由我国下层民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阶级和阶层给予了不同的评价。当时的《申报》,站在东南地区中下层知识分子和官、绅、商人的立场上,对这场运动的发生、发展原因、解决办法投入了大量的目光和思考,并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尽管出于阶级的原因,它的总体论调是站在义和团的对立面的,如骂义和团为匪、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等等。但在其报道和评论中,笔触之下,对人民群众的反抗又充满着深切的同情,对帝国主义的残暴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作为紧跟时代步伐的新闻见证者,它的眼光是敏锐的,许多见解慧眼独具。

义和团运动中的王文韶——兼论庚子年诸政事

义和团运动时期,王文韶是身兼枢、译两署的重臣,亲历亲闻了京中种种纷纭乱象。运动于京、津初兴时,王文韶的态度以韬晦为主,并不公开表态。至庚子年五月下旬,中外开衅已箭在弦上,王文韶终在御前会议上诤言入对。此举使其立时成为载漪、刚毅等保守势力铲除的目标,幸得慈禧、荣禄搭救,才免遭大难。由此亦可见,尽管载漪一派已如日中天,且控制了京畿防务,但慈禧不欲顾此失彼,而是在军机处与军务处系统中施行平衡之策。“西狩”启动之时,王文韶携军机大印艰难追扈三日,才与两宫会合,成为“西狩”前期最重要的枢臣,于维持行在政务、传递行在动态、参与电讯机制建设、主持“户政”及西北赈灾事务等诸端都发挥了关键作用。而王文韶在中枢与鹿传霖之间围绕夏震武弹劾案、“幸陕”、人事、俄约、回銮等问题上的矛盾,生动凸显了其政治领地意识,以及与盛宣怀的深刻联结,隐约可见“南北之争”的余绪。

义和团运动与日俄战争前后的武术活动

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分析义和团运动与日俄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对武术生存和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由于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转型,武术的健身价值、教育价值和竞技价值被重构,促进了武术的蓬勃发展;传统武术在同西方体育文化的整合过程中,内容体系和教授方法出现科学化转向;组织传播方式的发展使武术的传承呈现出社会化转向;武术的技击性在同西方体育竞争精神相结合的过程中出现竞技化转向。

《申报》对义和团运动的舆论导向

义和团运动是晚清史上的一大重要历史事件,《申报》作为近代中国一份历史悠久的报纸,对此有着不同于朝廷旨意的独到见解。《申报》对义和团运动的整体舆论导向是否定的。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申报》就主张组织团练进行镇压,严惩闹教起事者。当清政府的态度开始转为招抚后,《申报》又希望清政府能够停止招抚,并坚决反对对外宣战。后来《申报》接连刊发文章,积极在中外之间斡旋,力劝朝廷停战议和。到议和阶段,《申报》则对和约内容给予正面评价,并提出了一些强国设想。通过对《申报》舆论的整理和研究,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义和团运动期间上海市民阶层的心态。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话语分析

中共成立以前的政治派别与社会集团,多贬斥、诋毁义和团,通过论说义和团来实现某种政治目的与社会意图。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学和话语系统,对义和团运动的起因、性质、失败原因、历史地位进行了系统论说,推倒了强加在义和团头上的诬蔑之词,从民族解放运动角度给予义和团运动以高度评价,强化了民众对于中国革命性质、对象、动力与任务的共同认识,以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论说义和团运动的话语框架为后来的共产党人所继承。这种话语体系的根本转换不是对义和团运动简单意义上的重新评说,而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进行舆论动员、构造集体认同的过程。

谣言传播与社会心理——义和团运动时期谣言传播的心理学解读

从传播心理学的角度解读义和团时期谣言产生和持续的原因,揭示了谣言背后深刻的社会心理根源,指出当局者应深入到社会心理和公共舆论中去,合理利用谣言来窥探民情,从而破除谣言。

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太后心态剖析

戊戌政变后 ,慈禧心中的“仇洋”情结不断膨胀 ,终于完全外化为其思想主流 ,并在一段时间内支配着她的行动。她一手导演的“宣战”闹剧 ,实质上是“己亥建储”的继续 ,是她在极度膨胀的权力欲望的驱使下 ,为实现“废立”而设计的“短、平、快”战术。慈禧于“宣战”五天后表示 :由于义和团在京城“蔓延已遍” ,“只可因而用之 ,徐图挽救” ,其实清廷利用义和团、对外主战的内外政策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北京失陷后 ,她立即撕下虚伪的面具 ,把“肇祸”的责任全部推给义和团。同时把“纵容拳匪 ,启衅友邦”的责任推给了“首祸王大臣”。

义和团运动前后的教会学校

义和团运动之前，教会学校在中国已有一定的规模，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系统的办学计划，教会学校之间的合作存在很大的困难，以及因受清政府的排斥而居边缘化地位。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的教育变革改善了教会学校的外部环境，教会学校则借助各种条件拓展自己的空间，充实教学内容，并加快了各校联合的步伐，以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从"李提摩太与山西大学堂"、"雅礼学会的成立"及"中国教会大学的联合运动"三个案例中，可以看出义和团运动与教会学校的发展虽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确有间接的联系。

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山东大学、中国史学会、上海大学、中国义和团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义和团运动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10年10月18日—19日在山东大学举行，来自德国、俄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的90多位学者参会，

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义和团的起源与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应该是两个问题,尽管有联系。"义和团,起山东",而义和团运动起川东,是余栋臣第二次起义,而非赵三多起义或朱红灯起义拉开义和团运动序幕。因为义和团运动与教案并无实质区别,组织与仪式只是义和团运动的一些外在特征,余栋臣第二次起义与义和团运动在一些主要方面相同或相近,余栋臣第二次起义直接推动半个河山的义和团运动,并与义和团运动爆发有内在联系。突破"山东说"、"北方说",可能会看到一个更为完整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时期的直隶地方官

本文分三部分论述：一是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多数直隶地方官采取调解、弹压解散的敷衍姑息政策；二是义和团运动发展时期，直隶地方官表现各异：总督裕禄剿抚两难，藩、臬两司从抵牾到对立；道、府、州县官则各行其是，表现为无政府状态。

义和团运动对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影响

义和团运动对现存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 ,西方列强大大发展了不平等条约制度体系 ,将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使得这一特权制度更为完备、严密。列强由攫取条约特权 ,进而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实施全面控制 ,这是半殖民地最为突出的特征 ,亦是《辛丑条约》最基本的特征。另一方面 ,由于义和团运动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 ,列强又不得不吸取教训 ,有所顾忌 ,对某些条约特权采取谨慎的态度。同时 ,在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历程中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重要环节 ,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

义和团运动时日俄两国对中国的侵略

爆发于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不断加深的结果。在八国联军联合镇压义和团运动的过程中,中国的两个近邻日本与俄国充当了主力。日本与俄国不仅出重兵参预镇压义和团运动,俄国还趁机出兵占领东北,日本则出兵厦门、欲占福建。两个恶邻之所以能够找到借口,并能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除了它们本身已成为列强中的一员,其国力比中国强大之外,更为关键的恐怕还是中国本身的软弱。虽然时过境迁,但总结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发扬自强自省精神,仍是大有意义的。

义和团运动与清末新政

在两个世纪相交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国近代社会继戊戌变法失败后,又骤然相继发生了两大全国规模的运动:义和团运动和清末新政。其原因何在?它们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位置和作用如何?

义和团运动后教案特点的量化分析

本文首次运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归纳出义和团运动后教案的三个特点：教案性质发生变化、教案数量急剧减少、基督教与中国儒学和宗教习俗矛盾斗争类教案影响减弱。

义和团运动与民间风俗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义和团以其坚决的反帝行动、盲目的排外情绪和独特的斗争形式演出了一场威武雄壮的活剧。1897年11月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以后,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危机。资产阶级改良派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被封建统治者扼杀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而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羽毛未丰,尚处于初期的发动阶段;无产阶级尚未形成独立的阶级力量。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农民的肩上。中国农民深受外国侵略之苦,在民教冲突中又受中国封建官府的压抑,加上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人们便把愤懑情绪发泄到外国传教士及其羽翼下的教民身上,发泄到外国侵略者在自己家园所修筑的铁路、所埋植的电杆上。

武术门派在义和团运动中的发动和组织作用

武术门派在义和团运动中起到了发动和组织乡民的作用,武师们借鉴武术门派的组织形式,结合当时斗争的需要,设立的以大师兄为首领的组织形式,契合了乡民们的乡土意识。武师凭借在群众中形成的个人威信,很自然地成为义和团的大师兄,这就为义和团的组建提供了为当地乡民接受的组织形式。义和团组织纪律的核心是武术门派的伦理道德和门规戒律。武术门派植根于基层社会,对基层社会具有主流文化难以产生的心灵融通作用,这是义和团兴起快、发展迅速的原因。武术门派又具有分散性和松散性的特征,这是义和团无法发展成类似太平天国那样的强大队伍,且不能坚持长期斗争的重要原因。

义和团运动与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启蒙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舆论曾就义和团迷信盛行的状况深入反思,遂认识到开展思想启蒙的重要和迫切。关于改造国民性、"开民智"、反迷信、改良小说戏曲等等主张,都是鉴于义和团迷信误国的教训而提出,反映出义和团运动给予思想启蒙的重要影响。通过考察报刊舆论,不仅可对辛亥革命时期思想启蒙兴起背景有更深切的认识,而且对近代启蒙与救亡不可分割的时代特征也会有更深入的理解。

一个英国观察家眼中的义和团运动

庚子年间义和团围攻使馆事件的亲历目击者普特南·威尔秉笔直书了他对当时若干时势的体认与思考。通过他的作品来考察义和团旋起旋灭之缘由 ,不失为一种视角。另外 ,他对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及其意义有中肯的反省和较为持平的评价 ,对其失败原因也有深刻的体认。

华北游民在反洋教与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

光绪前期(19世纪后期),西方宗教在华北的扩展及其劝诱秘密教门的信徒改奉天主、基督的活动,日益引起各派教门的普遍憎恨和拼死反抗。华北历次教案的发生大都是秘密教门的信徒及游民冲锋陷阵。从教案的轨迹考察,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教案多发生在南方和长江流域;70年以后西方宗教在华北迅速发展,被西教教会拉去的秘密教门的信徒也日益增多,教门与教会的矛盾迅速激化,成为19世纪后期多次教案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活跃在热河、直隶、东北等地的“金丹、在理两教,与天主教教民素不相能”,并在1891年发动了“杀洋灭教”的武装起义,它的打击目标和斗争口号等仍然局限在焚毁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