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叙事对比研究——以《乌托邦》和《美丽新世界》为例

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都是人类追求理想社会的探索,乌托邦文学通常侧重理想社会的美好面,反乌托邦文学通常侧重“乌托邦式”理想社会实现后的黑暗面。《乌托邦》和《美丽新世界》作为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分析两部作品的叙事特点可以窥探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的叙事特点。本文从想象的运用、时空构建、人物塑造的角度分析二者叙事上的异同,进一步讨论反乌托邦文学对乌托邦文学在叙事方法上的传承与发展。

理想与现实之间:应审慎对待未来学校建设中的技术乌托邦

最近二十多年,教育技术驱动的未来学校建设日益成为一种主导性话语。教育技术采用乌托邦式的论证方法,一方面把现代学校隐喻为工厂批判其过时性,并认为当代教育改革如同对“旧房子”的修修补补,不足以根本转变工厂学校的弊端,一方面乐观地描述技术赋能下的未来学校美好图景。但现实表明,最近几十年国内外所进行的未来学校建设项目以及UNESCO对2019年发生的全球疫情下教育技术运用状况的调查结果却表明,教育技术驱动下未来学校的前景并没有想象的乐观。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工厂式学校的隐喻前提并不准确,教育技术融入学校需要经过社会情景的过滤,而且教育技术充满着多重逻辑陷阱,与教育逻辑难以耦合。因此,面对教育技术,负责的态度当是在重视探索教育技术带给未来学校新可能性的同时,不能让教育技术主导人们对未来学校的想象性,即便是教育技术驱动下的未来学校,也仍需以合乎教育性、包容性和公平性为旨归。

反乌托邦文学书写中的后人类本质钩沉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展开,反乌托邦文学将探索目光更多地投向了因科技与工业发展而产生改变的人类社会形态以及人类内心。通过对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反乌托邦文学书写中后人类存在的考察,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由表及里地探讨了未来世界关于后人类本质的哲学命题。在本体论上提出,无论存在形式如何,后人类只要有独立自由的意志都属于人类范畴的存在;从认识的发展规律看,人类阶层存在、工具理性的无序膨胀必然导致极权统治的危机;在方法论上提出,后人类的出现只是人类在不同的路径探索未来的产物,是反乌托邦文学书写中想象层面的探索和对救赎的希望。

科幻乌托邦视角下的中国当代科幻未来叙事

科幻乌托邦作为科幻文学与乌托邦文学的融汇,摆脱了乌托邦的政治维度,以未来叙事整合建构了想象中的人、技术、社会与环境的多元互动关系,以此深化科幻文学的美学价值与社会意义。中国科幻乌托邦未来叙事以技术想象构建了未来美学的三种表达模式:第一,在人类主体性的多重维度中重审并强调技术、人与时间的共生模式;第二,在社会结构的变革中重审主体与情感,认识到加速社会质变了人类怀旧情感并将其发展为向过去寻求未来可能性的一次次演练;第三,在文化政治的消解中重审空间与环境,以非领地化模式重建身份认同。想象的技术发展构成了中国科幻乌托邦未来叙事的内在逻辑,即未来是一场与技术、时间、空间、人性纠缠的不确定运动,技术、时间与人的共生成就了人们对于生命永生的期待与热望。这三种未来叙事模式建构的未来审美也让我们认识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未来时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综合诗学与象征主义乌托邦的建造

受到瓦格纳美学的影响,以威泽瓦、莫里斯、迪雅尔丹等人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者提出综合诗学的理论,他们主张综合多种文体,以表达整体的生活。综合诗学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强调纯粹人性内容是艺术的本源,另一方面探索艺术门类或者文体的居间状态。这种诗学对情感和文体的特性存在误解,是一种虚构的诗学。但从文化史的角度看,综合诗学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象征主义者希望利用综合诗学在多种文体内部建造有一定封闭性的文本结构,达到远离理性和现实内容的目的。综合诗学是象征主义乌托邦的缩影。

中国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流变探析

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是女性主义与乌托邦思想结合的产物。中国女性主义乌托邦文学有自己的起源和流变,并呈现出与西方女性主义乌托邦不同的特质。探析其流变及特质对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乌托邦补偿:脱欧小说“季节四部曲”中的莎士比亚传奇剧

英国当代重要小说家阿莉·史密斯的“季节四部曲”是脱欧文学的代表作。在“四部曲”中,史密斯构建了一种与莎士比亚四部传奇剧的对位叙事关系,并将其寓于“合—分—合”“破裂—重聚”“分离—重逢”“分散—集聚”的四种叙事结构中,以此指向空想、矛盾、希望、总体四种类型的乌托邦。通过这种互文叙事,史密斯既批判了因脱欧而来的分裂的“坏”英国,又用包含全球本地化向度的乌托邦想象去补偿实现统一的“好”英国。

《巴西商船》《K圈循环》的移民环流与乌托邦建构

《巴西商船》和《K圈循环》是当代著名日裔美国作家山下凯伦的移民小说代表作。《巴西商船》描绘了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日本移民前往巴西开创富有理想色彩的公社的历史,《K圈循环》则相应地描写了20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日裔巴西移民返回日本工作和定居的故事。两部作品基于对全球化之下人口回环流动迁徙及移民(劳工)生活的观察和体悟,但又不拘泥于惯常的移民主题模式和情节构设,展现了独特的“移民乌托邦”的建设与失败,借此在历史与理想的交织中,探讨了乌托邦理念等论题,补充了移民文学中较为少见的对某些抽象问题的深刻探索。同时,作为具有多重文化背景的第三代移民,山下凯伦也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民族的身份政治问题,而是注重与更广阔多元的世界文化交流和碰撞。其对巴西—日本—美国等多国族的人类学式的“厚描”,暗示了一种可能的世界主义图景。

麦卡锡小说《路》中的身体乌托邦

科马克·麦卡锡的小说《路》讲述了父子两人在世界末日的求生之旅。随着空间理论的蓬勃发展,“乌托邦”在当今时代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它体现了对差异性空间生产的诉求,突显了作为空间建构主体的身体的重要性。《路》中,麦卡锡打破了传统乌托邦作品的藩篱,建构了有生命力、意志力和实践能力的身体乌托邦,表达了生成更加动态、开放、包容的社会空间的愿景,探索着人类在末世荒原获得救赎的方法。

《西北》中乌托邦的建构

扎迪·史密斯的小说《西北》再现了当代伦敦移民群体的生存困境。现有研究多以此为出发点探讨小说所揭示的种族冲突、阶级斗争、性别压迫等社会问题,很少关注小说中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通过借助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的“政治无意识”观点,剖析史密斯提议的解决办法,进而从种族、阶级、性别这三个关键维度揭示文本中乌托邦的建构过程并发掘其伦理价值,即史密斯以描摹乌托邦的方式启发移民争取发展权利、改善生存现状,为建构现实世界中的乌托邦而奋斗。

安吉利亚:怀旧的乌托邦——巴恩斯小说《英格兰,英格兰》解读

在巴恩斯小说《英格兰,英格兰》中,持续衰退的英格兰更名为安吉利亚并转而向过去寻求幸福。然而,这个人为创造的怀旧世界并非一曲真实的田园牧歌。安吉利亚人发现那些为重现过去所作的笨拙努力并不能让其重温过去的时代,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发明一套更具象征性与仪式性的新传统以便与现实达成妥协。安吉利亚终究只是一个怀旧的乌托邦。

空间的社会生产:乌托邦、消费主义与城市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欧美发达国家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本文首先回顾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欧美社会、城市与建筑的转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关键阶段;进而探讨自由市场与“招揽型”城市中空间生产的关系,认为从福利经济转向自由市场经济后,空间改性,空间成为商品,福利城市转变为以利润为导向的消费主义城市,而设计的普遍状态就存在于这一现实的社会进程当中。面对这一当下城市与建筑领域的严峻挑战和新出现的状况,需要重新想象当代乌托邦,路径之一就是运用那个时期的批判精神和想象力,重新构想城市,以抵抗新消费主义与全景数据景观。

方格上的乌托邦:建筑标准化思想向未来城市的延伸

建筑标准化思想虽因现实建造而生,但也在众多空想城市中频现其身。在城市空间里,它时而反映政治控制,时而体现技术统治,即:既属于技术,也属于观念。建筑标准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统一性、高效性、畅达性、秩序性,不断被乌托邦建筑师利用和追求,或偶尔回避,经常以不同方式表现其存在。在传统标准化技术支持下的乌托邦城市,不仅普遍使用类似方格网这样的简单线性形式,还充当着工业时代线性建造逻辑的代表;而新型标准化正走向非线性的未来。

1960年代以来苏联的纸上建筑和乌托邦思想

1970年代苏联国力达到巅峰,同时也是高度集体化建设最集中的时代,处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僵化而整齐划一。对现实标准化建筑失去信心的年轻建筑师们以阿瓦库莫夫为代表,为了打破高度集体主义体制下的官方建筑所占据的主导地位,推动了苏联纸上建筑运动迅速发展。本文旨在分析1960年代以来苏联的“纸上建筑”的发展历程、图形表达及其深层次的哲学意义;对其背景,代表人物、表现特点、表达思想进行研究剖析;阐述纸上建筑、乌托邦与高度集体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纸上建筑师在1980年代以来参加的国际建筑竞赛的作品论证说明了纸上建筑的成就与贡献。

教育数字乌托邦的风险及其防范

数字技术在推动教育变革与创新的同时,也加剧了教育主体对数字技术的依赖、想象和崇拜,这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教育数字乌托邦”现象的出现。教育数字乌托邦不单是一种技术乐观主义思维下的教育遐想,还是教育主体缺乏理性批判精神的一种教育数字冲动,它本质上隐含着教育与数字的关系失衡问题。教育数字乌托邦现象的发生,将给教育带来诸多潜在风险:教育主体地位异置的数字崇拜风险;数据隐私泄露与滥用的数字安全风险;数字资本煽动与鼓吹的数字消费风险;智能技术内生的数字算法风险。据此,我们需要重构数字与教育的关系,建立教育数据隐私安全机制,加强教育主体数字素养培育,基于数字人文优化教育算法设计,以此来防范教育数字乌托邦的产生及其风险,科学地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

资本逻辑批判与后工业乌托邦的构建——安德烈·高兹后工业社会主义理论评析

高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总体异化的社会,并产生了总体性的危机。资本主义政党是资产阶级集权统治的象征,微电子技术促进就业的传统观点是资本主义反劳工的意识形态的典型表现,以性别歧视为代表的社会歧视是资本主义实现劳动分工,转移劳资矛盾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基于构建后工业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要求,高兹认为要建立最低收入保障计划,废除雇佣劳动,用福利取代或者弥补剥削;高兹对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新无产阶级”理论,认为新无产阶级是革命主体,提出要超越公社的自给自足和国家的强制,要实现工作伦理的转变和自治空间的创建,实现从阶级政治到激进话语政治的转变;高兹将地方性自治与国内整合、地方管理和国家计划等结合起来,试图构建新的生产方式和国家权力结构。高兹设想的后工业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是一种二元社会,强调的是小型的、分散化的社区,人们在其中能保持和谐发展状态。高兹的后工业社会主义理论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揭示了以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导致的全球危机,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预见性,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启示。

保卫人道主义:乌托邦与马克思主义——凯文·安德森教授访谈

乌托邦被凯文·安德森视为理解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关键词,在他看来,马克思是从超越资本主义的视角来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一过程包含着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想象,这已经具有了乌托邦的色彩。乌托邦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课题,相反,它具有切实的实践含义并在当代积极地塑造着社会的面貌。在《马克思在边缘》一书中,安德森指出马克思克服了欧洲中心主义,逐渐对社会发展形成一种多线性的思维方式。以此为方法论,安德森对十月革命、爱尔兰革命和中国的革命运动展开了深入研究。

“秘术”与文化——马修·阿诺德《吉普赛学者》的乌托邦构想

作为社会批评家、文化批评家和诗人,阿诺德在《吉普赛学者》中描绘出通过“秘术”实现乌托邦式理想社会的愿景。“吉普赛学者”这一文学想象的客体是牛津学者与吉普赛人的双重建构,体现了学者本人对社会信仰式微、道德弱化的伦理困境的忧虑以及对吉普赛“秘术”济世的理想追求。这一“秘术”与阿诺德后期的文化济世思想一脉相承,均以实现乌托邦式完美社会为目的。

《看不见的人》中的暴力书写与团结乌托邦

暴力是非裔美国作家埃里森小说的重要主题。埃里森的代表作《看不见的人》讲述了一位无名黑人青年在白人主宰的社会中追寻身份认同但求而不得的历程,故事中多处出现了有关暴力的意象、场景和事件。根据约翰·加尔通的暴力理论,《看不见的人》涉及直接的身体暴力、种族界限引发的结构暴力和种族歧视导致的文化暴力。暴力作为不可调和冲突的恶果,成了无名黑人青年对抗种族歧视和寻求身份从边缘“看不见”到中心“被看见”的方式。埃里森对暴力的多维度描写展现了其反思暴力和呼唤团结的伦理诉求,有助于引导读者用同情和友爱去对待他者,正视暴力之下团结成为乌托邦的必然性,为构建和谐社会共同体带来启示。

论布洛赫乌托邦精神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布洛赫被越来越多人肯定为战后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最具独创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布洛赫的思想在哲学界、历史学界以及法学界都激起巨大的思想浪潮。但仍有部分学者将布洛赫贬为“修正主义分子”,将布洛赫的哲学归为“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理解布洛赫与马克思二者思想的关系变得尤为重要。布洛赫虽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确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一种人道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