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细乐与冀中笙管乐风格差异及其成因辨析

上党细乐与冀中笙管乐同属北方“笙管乐”乐种,但音乐风格却存在较大差异。即便同名同曲,在韵谱等方面亦存在一定区别。除了普遍意义上地域、方言等潜在因素外,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冀中笙管乐属于僧道音乐风格的延续,而上党细乐却非宗教化风格。具体在乐谱形态方面,无论谱面还是韵唱,都有较大差异。冀中笙管乐乃至西安鼓乐,其工尺谱中存在的“阿口”“哼哈”现象,并非全国所有乐种工尺谱的共性特征,这类“谱式”更多附着于僧道等具有宗教音乐特征的乐种中,而像上党细乐、潮州细乐等非僧道风格的乐种,无论抄谱还是韵谱,鲜见“阿口”现象的存在。

近代上海粤乐传播与新型民族音乐发展——以精武体育会粤乐部为中心的考察

奉行“精武主义”的上海精武体育会不仅是一个中国近代史上闻名遐迩的武术社团组织,还是一个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促进机构。该会开设了众多文化与音乐类课程,其中办学规模与社会影响最大的是粤乐的教学与表演。该会专设的粤乐部,有全职和兼职的粤乐教员及行政工作人员,有固定的粤乐教室与设置于总部及分部的教学点,更有络绎不绝的会内外学习者。在教学基础上,粤乐部又组建乐队,开展粤曲奏唱、粤剧排演、用粤调配乐伴奏“国操”舞蹈等演出,以及开发有西洋乐器加入的粤曲合奏与伴奏形式,还为其演出编印中西乐谱集。该会粤乐由此成为精武会组织发展与外联之名片、上海粤乐之翘楚,更因注入时代因子、都市特质及中西贯通人才的作用,而成为近代上海城市音乐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近代中国多元音乐形态中一支推动新型民族音乐发展的显要力量。

韩国雅乐缘起与演变小考

韩国的文庙祭礼乐一直沿袭中国雅乐的规范,保留着“堂上登歌、堂下轩架”的形式。世宗朝根据元朝林宇《大成释奠乐谱》中收录的释奠祭礼雅乐12种宫调基本旋律创制了世宗时期144首庞大的祭礼雅乐系统,实现了文庙祭礼乐的第一次嬗变。因其对清声的运用及角、徵、羽调的错误解读,使得世宗朝雅乐形成了12宫7声16音与纯宫调系统的格局,奠定了韩国几百年来文庙祭礼乐乐律系统的坚实基础。成宗时期进一步简化文庙祭礼乐的旋律与用乐,创制15首宫调祭礼雅乐,实现了文庙祭礼乐的第二次嬗变,最终确立了朝鲜王朝文庙祭礼乐的雅乐形态。韩国雅乐千余年来的有效传承与发展背后所蕴含的知识传统、传承机制,给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白字戏乐语中的锣鼓乐形态与做乐

在海陆丰地区的白字戏打击乐乐人口中,有一套包括行话、术语、口诀、谚语在内的民间乐语。围绕这些乐语不断展开追问便会发现,乐人早已用这些乐语生动形象地表达出地方音乐的深层文化特征。中国许多地区的戏曲锣鼓及民间乐种中都存在类似乐语,这些乐语可集合成庞大的“近义民间乐语群”,这表明各地民间锣鼓乐之间具有一些较为共通的形态特征、创作规律和乐人思维方式。学习、理解、分析和研究这些乐语,既是认知传统音乐的重要途径,又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展开对话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丰富中国音乐话语体系的互惠方式。

区域音乐研究思考四题——从两场区域音乐文化研讨会谈起

2022年西安音乐学院人文学院举办全国性区域音乐高层论坛(第七届)和2023年河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办第四届燕赵音乐文化研讨会,是近期两场关于区域音乐文化研究的会议。作为分别属于全国性和地方性的两场不同区域音乐会议,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学者构成和研究对象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同之处。由此引发出笔者对区域音乐研究的相关思考,应将“区域音乐”视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而非学科含义;打破传统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专属标签,更多不同学科学者参与其中;建立起历时性与共时性、共通性与差异性的多维研究理念;丰富研究对象,加强其多元化。从整体性考虑历史上国家用乐制度对不同区域音乐发展的共性影响,所谓“宏观把握、微观研究”。

传统筝乐艺术的传承与发展——评《中国传统筝乐艺术的传播及未来发展思考》

古筝是我国的传统民族乐器,被称为“东方钢琴”,它的音色独特、音域宽广,演奏风格多变,历史悠久且文化积淀深厚。《中国传统筝乐艺术的传播及未来发展思考》一书对筝乐艺术作了全面探讨。该书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古筝艺术的文化追寻、古筝在国内外的传播以及对当代中国传承古筝艺术的总结与畅想。

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乐人诗的新开拓

中唐雅乐建制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俗乐却因为君王喜好及朝廷鼓励与政策支持、宦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及藩镇的着力追求而走向全面活跃,这种发展格局带来了中唐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由于诗歌的创作与表演是中国古代社会宴会的传统内容,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对中唐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风气的影响,作为中唐音乐诗重要类别的乐人诗有了新开拓:就内容而言,淡化了乐人的容貌描写,重视刻画他们的表演神态,并以容貌来反衬精湛的技术;注重乐人的技艺描写,详及表演的过程、曲目和歌辞等;全方面描绘乐人的生活,包括拜师学艺、受雇表演、日常生活和人生归宿等;深入乐人的精神世界,涉及其对音乐的热爱精通、丰富情思、文学才华及对友谊爱情的珍视等。就情思而言,不但表达对宴会主人或乐人雇主的感谢,而且涉及诗人的自我人生感怀、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以及对过往历史的反思等。全面考查音乐雅俗流变、宴乐之风及中唐乐人诗三者的关联,对于了解唐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丰富及审美风尚的变迁等有重要的价值。

龟兹乐新考

从张骞通西域时起,其乐就已逐渐传入中原地区,龟兹乐即是其中代表。本文以典籍文献的新挖掘为基础,再借鉴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新资料,以新的考辨而做综合研究,认为在龟兹乐之源的“三说”中有新的辩证;在现存的“三部”龟兹乐的疏证上有新的流传路线认知;而龟兹“七调”的关系也有新的辨识。

汉代音乐职官演变及其音乐制度史意义

汉承秦制是秦汉乐官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由于秦代资料的缺失,致使该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随着出土资料的不断问世,为此现象的梳理提供了可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汉代不仅沿袭了秦朝主要乐官的架构,还增设了新乐官。特别是武帝之后,乐官的音乐职能更为纯粹,同时,整合左乐、外乐等机构职能归入乐府,使之与太乐成为汉代的主要音乐机构。这种改造使汉代乐官成为后世乐官的渊薮,凸显了音乐娱乐生活的作用,对后世音乐职官设置及古代音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古今乐录》内容来源考证

《古今乐录》为南朝陈僧人智匠编写的一部记录宫廷音乐著作,现已散佚。《乐府诗集》作为《古今乐录》佚文的较大载体,也是清人和今人重新辑佚的重要参考。本文通过整理《乐府诗集》中的《古今乐录》佚文,发现其内容与《宋书·乐志》以及南朝梁陈时的宫廷音乐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汉隋之间四厢乐制因革考

四厢乐制的建立与发展是对礼乐文化建设和政治制度变迁的重要反映,其内涵范畴的增减受到政权迭代、物质条件变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四厢乐制以汉代东厢雅乐为基础,在魏晋扩展为四厢,南北朝时期虽遭遇大动荡,但它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坚韧性与连贯性,最终在南朝梁武帝的努力下重现光辉,并在隋统一后成为新政权礼乐建设的重要参考。四厢乐制一方面见证了东汉知识整合浪潮对汉魏六朝思想和制度实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隋、唐雅乐建设提供了相对成熟的制度范式。

唐代伎乐考略

随着唐代社会财富不断积累、本土音乐文化日益成熟、周边民族逐步交融,唐代伎乐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发展面貌。相比雅乐等仪式音乐,唐代伎乐以满足精神娱乐等社会功能活跃在唐代音乐舞台上,具有极广泛的影响力。研究认为唐代伎乐包括九、十部乐、二部伎、散乐等主要类型,其中直接源自前代宫廷燕乐的九、十部乐与二部伎间具有继承创变的渊源,而散乐则既受前代散乐影响,又得益于宫廷乐制滋养,因此受到各个阶层喜爱,其大众娱乐性和文化普世性甚于九、十部乐、二部伎。另外,唐代乐籍制度和对外积极包容的心态也客观上激发了唐代乐伎主体性,为唐代伎乐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机遇和舞台。

简约主义、后简约主义音乐的影响和意义

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动荡与变迁使得音乐在这一时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变革。特别是在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飞跃、各艺术门类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渗透,在音乐领域表现为创作手法的多样化、音乐观念与美学追求的不断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作品音响的更新换代。尽管这一时期没有出现古典乐派和浪漫乐派这样土壤深厚的流派,但这种放射性的发展却使得听者通过不断变化的参与意识跟上了音乐的步伐,也使得更多人能够站在时代音乐的前列。

心理健康工作中音乐疗愈向音乐美育的发展与思考

传统心理健康工作将音乐用作心理疗愈的工具和手段。进入新时代,心理育人工作在融合了多维度育人方法的同时,承载着多元的价值内涵,美育心理的概念应运而生。本文将结合音乐疗愈的发展和新时代美育工作精神深入讨论从音乐愈心向“乐教育人”的转变内涵并分析音乐美育与心理健康的融合发展路径。

中国中古音乐史研究的“新感受力”——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

作为中国音乐断代史之一的中古音乐史,其具有不同一般的时空维度和“中世性”的历史文化特质。夏滟洲的《伎乐与乐伎—中古音乐的历史映像》,以新的学术视域、学术术语和学科范式,将公元3~9世纪的中国中古音乐制度、音乐人、音乐活动、文化区域等历史事项,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相交互的学术场域,集中研究中古音乐的主体—伎乐与乐伎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特质,构建了中国中古音乐新的“历史映像”,显示出有别于同类研究的“新感受力”和学术张力。

《唐音》“不录乐府”辨——兼论《唐音》乐府诗对朝鲜汉诗的影响

杨士弘《唐音》收录大量乐府诗,从文学角度构建“乐府唐音”,体现了元、明、清乐府观念的分化。其《凡例》言不收乐府,乐府将“类编续刊”,但与实际选诗不符。明初魏氏仁实堂刊本删掉此条凡例,解决文本失序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杨士弘受到当时重视礼乐和讽喻的乐府观念的影响,区分汉魏晋南北朝乐府与唐乐府,认为唐代不入乐、用近体且偏于抒情的拟歌辞并非正宗“乐府”。《唐音》所收唐体乐府并非元、明、清拟古乐府的主要对象,但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却因为《唐音》的广泛影响,唐体乐府被视为唐诗代表和汉诗典范,尤其在中期宗唐思潮中大量拟效,甚至因此对乐府概念产生“误读”。

“十通”乐类的分类沿革及其意义

“十通”是中国古代有关典章制度方面十部政书的统称,共计2714卷,因为都分门别类地搜集、梳理了各有关典章制度的来龙去脉,清晰、连贯而又有层次,被视为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资料渊薮。就音乐史料来看,“三通典”系列的“乐典”、“三通志”系列的“乐略”,记载了上古至乾隆中期的音乐发展线索,“四通考”系列中的“乐考”,则又着重考证了上古至清末宣统的音乐发展过程。作者选择“十通”中所载的乐类分类沿革做比较研究,探讨了乐类史料的分类沿革及其意义,对于建立我国历代音乐发展流变的基本认识应当有所助益。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汉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东汉乐传承、发展的总体情况良好,主要表现在:形成“大埔—珠三角”双核中心的地域分布;“民间派”与“学院派”并行、交叉的传承方式;“国家在场”的引导与民间汉乐外向性活动特征并存;表演性与展示性的社会功能得以延伸与发展;乐器组合历经了“弦索乐”到“新丝竹乐”的传承与变迁状态;音乐风格有重复化、统一化的趋势,“内敛奋进”的风格日益明显。可以说,新中国广东汉乐的传承发展给中国传统器乐乐种在当代社会的传承规律与发展策略提供了一份答案。

“礼坏乐崩”语境下儒家乐论的建构与重构

西周制礼作乐,建构起了以“德”为中心的音乐理论,作为礼乐制度的组成部分。“礼坏乐崩”的整体背景下,礼乐被僭用,音乐下移,导致了乐与礼相分离,于是儒家便以“礼”为中心对乐论进行重构,使乐的核心由外在仪式乐舞转而强调乐所内蕴的礼义精神,推崇雅乐、抑制“郑声”。在“新声”风靡、雅乐式微的形势之下,儒家又引“诗”入乐,对乐论进行了二次重构,突出乐本人心、生于性情的本质,将声、音、乐都纳入乐的范畴之中,揭示乐的审美特性,以增强雅乐的生命力,乐也由“礼”之乐被阐释成了“诗”之乐。新的乐论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对既有乐论的扬弃,而是彼此共存,三种乐论叠加在一起造成了儒家乐论的层累性特征。

副文本与样态重塑:《荀子》乐思的英语译释与嬗变

《荀子·乐论》为儒家学说体系中第一篇论乐专文,直接影响了儒家乐论的形态与立场。英语世界现有《乐论》的译介多附加了丰富的副文本。以《乐论》所秉乐教观为例,考量多维度的副文本再建构形态,可发现译者以副文本为乐教价值建构的主要场域,将中文世界所论的和谐自由的生命状态改写为带有鲜明功利性的集权主义、精英主义乐教观。《乐论》英语副文本建构中音乐价值与形式的嬗变,彰显了译者与作者于认知框架和文化语境层面的本质性差异。从副文本视角考察乐典的海外建构样态,对西方汉学做反向追溯与批评性研究,对提升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质量或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