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士与儒者:明清两代乐舞生群体构成的变迁

明清时期的乐舞生是元代礼乐户的延续。不过,明、清乐舞生之间,在群体构成方面却有不同。从羽士到儒者,明清乐舞生群体构成的变迁,反映了封建国家礼乐观念的微调,以及不同文化理念之间的隔阂。

明代的太常乐舞生

乐舞生是明清时期一个出身于"非贱民"阶层,主要承应封建国家大、中祀吉礼之雅乐,与乐户在社会身份、管理机构、行使职能等方面有明显区别的群体。明代太常乐舞生是元代礼乐户的后继者,太常乐舞生的管理机构神乐观是元代大乐署的延续。

明代的乐舞生与《大明御制玄教乐章》

明代,在封建社会趋向衰落和道教式微的景况下,明皇室为借助道教为其政治服务,仍积极倡导和促使道教科仪的规范和道乐的实践活动。本文通过对明代神乐观与乐舞生特有音乐机制,以及《大明御制玄教乐章》的创制过程及御用功能的探讨,认为明代道教斋醮和道乐的活跃与繁荣,均系明皇室有意作为的结果。

宠儿抑或弃子——明清两代的乐舞生

明清两代的乐舞生承应封建国家大、中祀吉礼雅乐,拥有编户齐民的地位,一定程度上得到优遇,俨然是备受关照的宠儿。不过,这个具有较高社会声望的群体,还有处境尴尬的另一面。究竟是宠儿,抑或弃子,通过辩证分析,有助于更好地认知明清两代乐舞生及其承应的国家用乐。

谁在为雅乐起舞?——明清乐舞生群体的考察与研究

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乐舞一直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物,然而有舞而无史的状态使得乐舞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对乐舞表演者的关注寥寥无几。本文借由对明清乐舞生群体的考察与研究,在关注宏观历史的同时,加入了对于群体与个人的"挖掘"。本文将静态的史学文本和动态的祭祀雅乐舞蹈相结合,试图揭开古代雅乐教育的神秘面纱。

仪式传播:祭孔大典的符号象征与传播价值

仪式传播的概念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詹姆斯·凯瑞对仪式观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传播的仪式观并非直指信息在空中的扩散,而是指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不是指分享信息的行为,而是共享信息的表征。①如果说传播的传递观其核心在于信息在地理上的拓展(以控制为目的),那么传播的仪式观其核心就是将人们以团体或共同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的神圣典礼。②笔者认为。

德音雅乐的殿堂——天坛神乐署

位于圜丘坛西天门外西北的天坛神乐署,是一座神秘的古代祭祀音乐殿堂,也是培养中和韶乐乐舞生的最高礼乐学府。这里署院错落、古刹森严、琴瑟齐鸣,当荡涤尘世杂芜的德音雅乐在耳畔响起,古雅庄美的气韵便向四周蔓延开来,心灵受到和以律吕、文以五声、八音迭奏、玉振金声的充分洗礼,仿佛穿越历史的那一袭阳春白雪向人们走来……

清丽柔雅的道教音乐

“忽闻仙乐从天下,恍觉身游玉帝墀。”这是明朝都御史汪大绶描写武当山道教音乐的诗句。如今的武当山,或清晨,或黄昏,无论在紫霄宫还是皇经堂,一声悠然钟鸣宣告道人们早(晚)课开始,顿时铃鼓箫钹,经唱袅袅。置身其中,直如飞升仙界。唐朝贞观年间(六二七——六五○)随着道教法事的诞生而伴生了道教音乐。道士中参乐者称乐舞生,主持叫高功。道士们晨钟暮鼓,经书作伴。其中不少经书句由诗词组成,久诵成歌,加之有钟鼓相伴,这样形成了道教音乐的雏形。随着道教的发展,道教音乐日趋完善,曲调由少增多,由简变繁;使用乐器更加广泛,笙、笛、箫、琵琶、木鱼、唢呐、鼓、锣皆入其列,且有乾(男)坤(女)道专用曲词。与民间音乐不同的是,道教音间动静结合,唱演相辅,吹、拉、弹、敲、击打配合,并有许多特定动作和特技,如空中拋锣等。

孔府乐舞

孔府是受历代封建王朝袭封的衍圣公府第;两千多年中,祭祀活动基本是代代相袭。旧时每年,孔府有多次大小规格不同的祭祀活动。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公元492),朝廷规定每年春秋二仲(二、八)月,举行祭孔大典,即'大祭'。因祭典是在春秋二仲月的头一个丁日(俗称'上丁')举行,故又有'丁祭'之称。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海阳大秧歌

舞得欢畅、唱得逗情、结构严谨、礼仪厚重;是一种生活的回报,也是悠久记忆的传承。集这种种魅力于一身的,就是烟台海阳大秧歌。2006年5月20日,海阳大秧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称为"中国四大秧歌"(山东、陕北、河北、东北)、"山东三大秧歌"(海阳秧歌、商河鼓子秧歌、胶州秧歌)之一。

祭孔大典

9月28日,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诞辰2568年,祭孔大典如期举行。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典礼,称为＂释奠礼＂。释、奠都有陈设、呈献的意思,指的是在祭典中,陈设音乐、舞蹈,并且呈献牲、酒等祭品,对孔子表示崇敬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