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视野与“天下”想象的现代召唤——论废名1940年代后期的乡土书写转向

废名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近来多被视为个人思想史性质的作品,在1940年代后期备受讨论则是由于其中“老百姓的生活”及“情绪”。小说的乡村呈现和废名1920年代的风景画式书写形成鲜明对比,既缘于对农村了解的加深,亦缘于儒家世界观的内化。作为小说叙事重心之一,“风俗”既非刚性制度,又不同于地方仪式,而是近于传统内涵;“风俗”改造超越了启蒙框架,指向介入现实的独特方式。通过描写农人的民族精神,小说确立“爱国”与“爱天下”、“救国”与“救世界”相统一的政治想象。这一想象有乌托邦性质但不乏现实根基,预示了废名此后的思想道路。和此前西方乡村文学潮流的模仿相比,废名1940年代的乡土书写揭示了另一种中国文学融入世界之可能。

杨晓洁散文集《小城故事》的乡土书写及美学特征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乡村建设的不断推进,“乡土”也相应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主题。不同于以往将乡土视为乡愁,通过想象建构乡土的创作倾向,当代文学界涌现了一大批土生土长的乡土作家,他们以非虚构的写实笔触书写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生活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作家杨晓洁出生于云南西部的小村庄“丰和村”,生活于当地县城“漾濞县”,城乡结合的生活经验使其作品具有典型的乡土书写的美学特质和独特的乡土作家的身份体认,是研究乡土作家非虚构创作美学风格的典型案例。

时代性、情感性与地方性的交融:姚静《黑手姑娘》中的新乡土书写

新乡土书写是当代文坛中日益显著的创作潮流,而新乡土书写之地方路径则是备受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姚静是云南漾濞作家群中的核心人物,她新近出版的《黑手姑娘》引起较大反响,可以视为我们考察云南新乡土书写的重要参照。姚静以时代性的审美视野观照云南的新乡土世界,基于此,凝练新乡村的复杂情感结构,并融入丰富的地方性表述,试图通过综合化的方式,探寻新乡村书写的地方路径。但是,小说中体现出的理想化、同质化等问题,极大地削弱了其新乡土书写的艺术张力。

坚守与突围:新时代“乡土书写”的又一种可能——以乔叶长篇小说《宝水》为例

70后豫籍女作家乔叶,用她清新秀丽的笔触创作了乡土文学新作《宝水》,为我们展现了晋豫太行山深处一个小山村的转型与蜕变。小小的宝水村承载着作者浓厚的乡土之情与时代之思,让我们看到身处时代浪潮的作家对乡村新景象的细致勾勒与耐心呈现。这里既有历史悠久的伦理文化、以民为本的基层治理,更有引智入村的乡村智识、文育沁人的时代新风。旧乡村的美好遗存与新乡村的发展新貌完成了恰到好处的交汇与融合。乔叶紧紧把握住时代的律动,在坚守与突围中,为新时代乡村书写注入新的元素,并提供另一种言说的可能。

“归去来兮”:孙全鹏《幸福的种子》的新乡土书写

孙全鹏的新作《幸福的种子》是一部典型的新乡土小说,作家以地处豫东南大地的将军寺村近30年的发展变迁为背景,以麦子、河生、珍珍、小玲等青年一代将军寺人“离乡—返乡”的轨迹为主线,书写一曲新时代语境下的田园牧歌。作品充满浓郁的乡土意识和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作家对传统乡土文学书写的继承和突破以及对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深刻思考。

新时代乡土书写传统的赓续与创新性发展——以《家山》《金墟》《莫道君行早》为例证的思考

王跃文《家山》、熊育群《金墟》、欧阳黔森《莫道君行早》,皆为“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项目的硕果。对这三部作品,可以从新时代地方“志”书写传统的赓续、历史之笔与文化记忆的融合、非虚构写作与虚构小说文体的兼容并包、乡土书写传统以及传统文化与文学传统的赓续等方面作出集中探究与考察。这对于总结新时代文艺精品的艺术规律、创作指征,对于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学从“高原”向“高峰”迈进,都具有重要意义。

《脐带》:乡土书写与民族身份共同意识的重塑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一直是我国电影中的一个重要类型。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21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电影开始逐渐从单一的民族特性书写朝着具有中华民族共同身份意识进行转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将传统的民族文化同具有乡土性、地域性的文化身份结合在一起,使人物通过认识故乡的生活来实现认识自我包括民族身份在内的文化身份内涵。在电影《脐带》中,创作者通过书写主人公回归故乡、回归家庭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对这一人物民族身份的建构,实际上正是这种转变的具体体现。

乡土书写的文体自觉——论周伟微型小说

“新乡土散文”代表性作家周伟微型小说的乡土书写在表现形式上,具有散文化、戏剧化的跨文体特征;在表达方式上,以方言土语塑造人物形象、彰显微型小说的地理书写、追求诗意表达。周伟微型小说乡土书写在表现形式与语言风格方面表现出来的文体自觉,在理论上有助于全面理性认识微型小说这一文体;在创作上启示如何在微型小说短小的篇幅内写人叙事,反映时代变化,彰显微型小说“滴水藏海”的美学价值。

个体·政治·民族:抗战时期作家的乡土书写路径与精神图像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乡土”是作家的精神寄托,也是不断被描写的对象。抗战时期作家的精神图像围绕个体、政治、民族等话语形成了乡土叙事的多元路径,从整合“乡土”与“启蒙”的个体化立场,到彰显集体意识的“政治化”写作,再到土地情结与民族意识相交融的叙事模式,共同记录着社会转型中的乡土变迁,以及作家主体精神从个体主义到集体与国家主义的偏移,也表明了乡土书写与历史发展的相互生成性。

元明之际色目文人的乡土书写与家国认同建构——以萨都剌、廼贤、丁鹤年为例

色目文人的乡土书写,是一种基于乡土情怀的特定地域文化书写,是个体对族群文化的认同与建构。与汉民族不同的是,这些来自异域身份的色目文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中完成对中华民族身份接受的同时,也逐渐生发出对中华寓居之地故土风物的实践认知与乡情体验。这一现象,不仅体现了色目文人对家、国的不同认知与书写,更体现出其对中华“民族性”与“文化性”的双重接纳与认同。元明之际,以萨都剌、廼贤、丁鹤年为代表的色目文人乡土书写,深究其在宦游、干谒、避祸等因素的影响下,游走于南北不同地域中形成的思亲念友、思家恋国、家国一体的方式与理念的转变,从文学书写的角度,建构出中华民族家国共同体意识的文学书写路径与价值。

田园追忆中的现代情感结构——论“70后”作家的乡土书写

“70后”作家的乡土书写,普遍存在着潘多拉魔盒式的隐喻结构。传统乡土世界的永恒时间结构被现代力量打破,进而引发文化根底上的溃败,带来农民精神上的焦渴。他们将农村叙述为遗世独立的乐土,又通过乐土的倾覆引发对现代性内在缺憾的反思。这与1930年代京派作家的书写极为相似,都指向对中国“回心”型现代化路径的思考。他们从对田园时代的优美升华中,建立起对当下现实的批判视角,因而可以看作一种“乡愁乌托邦”。这种“乌托邦”建立在中国祖先崇敬的“回归”式文学表达之上,展现出建构中国现代审美范式的独特思考。而“70后”作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笔下的乡土悲剧源于生产力的提高,这是一种完全属于现代的荒谬困境。由此,他们的乡土书写贴近了黑格尔式的悲剧观念,是两种既正向又具有片面性力量的碰撞,最终扬弃片面性,使“永恒正义”得到伸张。

论吕翼儿童小说中的乡土书写

吕翼是一位深爱着故乡滇东北乌蒙大地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具有浓郁的地域、民族和乡土气质。深耕成人文学创作的同时,作家也执着地进行着儿童文学创作。截至目前,吕翼已出版《疼痛的龙头山》《云在天那边》《岭上的阳光》等多部儿童小说。整体考察这些儿童小说,可见他关注现实、深入乡野大地的写作姿态和审美追求。吕翼笔下这些质朴明亮、童趣盎然的儿童小说,是了解当下乡土童年世界的一道窗口。

在驴、坎土曼与“西气东输”之间--论刘亮程小说《凿空》的乡土书写

作家刘亮程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他的小说《凿空》传承和发展了乡土文学传统,小说通过张金的回忆叙事,讲述南疆地区阿不旦村庄的驴、坎土曼等为表征的传统乡村文化与国家“西气东输”现代性工程之间的复杂关系,它以挽歌式的情韵笔调进行“反现代性”的乡土书写,饱含着深刻的社会之思,彰显了作者对自然万物和谐共生共处的现代性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当代性乡土书写:《中原》中的隐性历史叙述

阎连科脱离宏大叙事,始于《心经》,而继女性与宗教话语书写之后,阎连科的《中原》又复乡村书写,描述一个农村家庭复杂冷漠生硬的感情纠葛。父子、夫妻、母子关系的母题在他笔下浓缩到一个当代的普通农村家庭中,并发生异变,承载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关系与情感。但其中隐含的历史因素与历史叙述不可忽视。其是当下的故事,中原的故事,也是世界的故事。阎连科在《中原》中摆脱宏大历史叙事构建当下乡村情境,是对于自身写作困境或局限的反思与跨越,是一种新尝试,也是新的当下乡村叙述模式。

后寻根:新世纪乡土书写的叙事伦理

在新世纪"后寻根"的乡土书写中,现代知识者远离了启蒙姿态,以"平视"的目光观看乡土,叙事从"我"眼中的世界向"我们"生活的世界转换;在对乡土的现实焦虑中,现代性想象面临破碎,乡土世界对现代的艳羡、追求与乡土在现代冲击下的迷茫、破败成为乡土想象的不同纬度;在现代、革命、文化"祛魅"之后,日常生活成为乡土书写的叙事选择,文学为乡土生存重获尊严提供了有意义的探索。

从乡村到城市的迷惘——论新世纪两种乡土书写意识的矛盾

乡土小说创作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的重要构成和底层叙事的标志。面向乡村与面对城市的两种乡土书写都表现了醒目的批判性:前者对乡土社会封建意识和传统文化的揭示显示了鲜明的现代意识;后者则对城市表现了集体性反感,其批判主要指向城市道德。综合审视就会发现其间有个矛盾:面向乡村时能显示现代批判,面对城市时却表现了留恋乡土、回归传统的意识。对象转换后出现的这种思想矛盾,蕴涵着值得深思的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

贾平凹乡土书写的反比定律

贾平凹的乡土书写,有一个从写实到写意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贾平凹的乡土观念与文化想象构成了一个反比定律,随着文化想象的日益飞扬,他的乡土意识在一步步弱化。贾平凹的文化想象里到底揭示了多少乡土文化嬗变的客观规律?这也许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

城乡之间的钟摆:新世纪以来青年作家的乡土书写——以李凤群的“江心洲叙事”为例

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至今,随着城市化推进引起了乡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乡土文学也面临着挑战。面对社会转型,新世纪乡土文学也在积极回应,创作特色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乡土书写的主体亦即乡土文学作家也在悄然位移,开始有越来越多的70年代出生的甚至更年轻的作家涉足乡土书写,并呈现出不同于50、60年代出生作家的创作面貌。这在青年作家李凤群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小说创作中有着某些具体呈现。李凤群的创作在一定意义上体现出新世纪青年作家乡土书写的若干特点及局限,也隐含着此后乡土文学的某种可能。

情义、民俗与地方想象——论台湾青年作家杨富闵的乡土书写

杨富闵是台湾80后新锐作家,他的乡土书写在80后世代中独树一帜,体现了台湾乡土文学新的美学风格与新的表现方式,他扎根于自己鲜活的生活经验,通过日常性与庶民性展现乡土的视角,使其笔下的乡土既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又展现了台湾民间社会深厚的中华文化基因,代表了新世代青年对于乡土社会伦理、传统文化与历史演变的新的感知,是对台湾长期以来意识形态扭曲文化的一种反抗,体现了在解严后成长起来的80后青年的文化认同与情感结构。

论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的乡土书写形态及其意义

叶炜《乡土中国三部曲》以巨大的深度和广度再现了二十世纪中国乡村的悲剧历史和隐秘现实,其书写形态丰富而复杂。三部长篇小说在文化精神上对二十世纪乡土中国进行了深入的反思与重构,在叙事形态上则具有流动多变的结构体式。三部曲对以麻庄为缩影的苏北鲁南地域和整体的乡土中国都进行了多个方向、多个角度的辩证思考并进行了诗性书写。这种乡土书写所具有的文化品性与诗学特征是对当前乡土书写的突破,对"70后"作家创作而言具有重要的方向意义和典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