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何心——再谈《宝水》的乡土叙事

作为“70后”作家,自述“宝水如镜,照见此心”的乔叶秉承乡土文学传统,持守“作为方法的乡土”观倡导的责任伦理,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结合人到中年的自我反思,进行了《宝水》的创作。乔叶显现出一种努力深入当下乡村现实,以本心、平等和世俗之心去发现、理解今日乡土世界的姿态,与之重建了一种情感融通的关系,因而《宝水》的乡土叙事既描绘了乡野风情和礼俗传统的深厚绵延,也写出了新事物和新观念的方生方长,重现了乡村风物,勾勒出新时代乡村的复杂气质,为当下乡土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

小人物的大时代情怀——吉剧《小村故事》的乡土叙事与人物塑造

当下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类作品层出不穷,一度成为新时代戏剧作品的主流方向,而在此类作品中人物塑造、情感表达和叙事一直与一定的场域空间所联系,尤其是以农业农村为代表的“乡土空间”,已经成为叙事变化和发展的主基调。吉剧《小村故事》以四季为时间线索,内嵌脱贫与乡村振兴的主题,以乡镇下派扶贫干部李巧莲在下八家子村开展扒老房子扩大养殖基地、党员带头精准帮扶等故事情节为叙事表征,同构出“小人物党员大时代情怀的表征性空间”“当代乡村写实发展的实践性空间”以及“受众有意想象的再现性空间”,深刻表达了小人物的大时代情怀和乡村的真实变化。

乡土叙事中民间伦理书写的经典路径——基于《红高粱家族》与《边城》之比较

不同的乡土叙事路径折射出莫言、沈从文小说独特而异质的民间叙事伦理,两者“同途而殊归”。莫言对民间根部的生存伦理的追慕,始终建立在现实批判的基础之上,在《红高粱家族》中,时间意义上的“过去”构成了一种新型伦理秩序的精神来源。沈从文对边地人情与爱情的想象,则是在压抑现实中悲剧性因素的前提下,在对“过去”的永恒之美的体认中,隐隐地透露出一种知识者的悲悯。然而,《边城》中的“过去”所营造的伦理境遇却潜在地将读者引向伦理判断的虚空。在20世纪中国文学民间伦理书写层面,这两种路径颇具代表性且影响深远。

新乡土叙事:回归生命本体的民族寓言——罗伟章“尘世三部曲”综论

新时代以来,传统乡村观念面临变革与新生,罗伟章的创作感应时代变化,在山村记忆复写中融入个体精神分析与形而上哲学思辨,提供了新乡土叙事的典型样本。由《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合成的“尘世三部曲”关注新时代新乡村经验,引入超乡土元素与先锋表达,超越了“乡土文学”二元对立的启蒙主义模式,打破了既往“底层文学”的标签。一方面,作者将书写重心放在乡村日常生活经验,以“植物特性”的虚构联通个体经历、民族传统与人类集体经验,由写实性的村庄叙事拓展到民族寓言式的书写;另一方面,作者在乡村书写中秉持情景交融的情物论与万物有灵的泛神论,坚持生命平等观,建构了生命感丰盈的叙事系统。由此,他在乡村地域想象与民族寓言之间开辟了新的心灵路径。

论新世纪以来乡土叙事中的“城市经验”

新世纪以来,“城乡一体化”逐渐成为新型城镇化^(①)的重要内容,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互相融合。与此同时,随着“新生代农民工”^(②)逐步成为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人物,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逐渐渗透、混杂与交融,乡土叙事体现出一种文化互融的全新特质。一方面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呈现了丰富且暧昧的多元诉求,个体则展示了前所未有的理性化和孤独感。另一方面是“新生代农民工”带着“城市经验”返回乡村时,推动了乡村文化的现代转型,乡土叙事内部的肌理也随之发生转变。由此,乡土叙事需要重新审视“城市经验”的内涵及其影响。

重返生命之源,重塑日常诗意--《城堡之外》中的乡土叙事研究

《城堡之外》通过展现四个家族几代人近百年间的悲欢离合,追溯了现代个体与故乡及历史之间切割不断的血脉关联。小说呈现出都市与乡村两种空间的对立,在都市人焦灼的精神状态与古罗村宁静神秘的栖居生活所形成的对照视域中钩沉历史,反思“家园”与“栖居”的意义;又在时间维度中对话传统,通过勾连个人经验与家族记忆之间的关系,实现“归家”的状态。而小说对传统习俗的描写揭示了日常生活在工业化历史进程中被遮蔽的通俗诗意,为我们修复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并重新抵达生活的真实指明了方向。

贾平凹小说的乡土叙事

乡土文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流之一,贾平凹是乡土文学创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一员,无论从作品的数量,还是内涵及影响力来看,贾平凹都表现出了令人可喜的成绩。贾平凹是从农村走出去的作家,受童年生活经历的影响以及独特地域文化的浸染,故乡成为其一直以来的关注焦点及创作素材。贾平凹的小说仿佛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为我们呈现出乡土世界的风土人情及世间百态,见证了中国农村变迁的沧海桑田,同时也为我们塑造了一系列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贾平凹在不断地探索与调适中,叙事模式从“密实流年”向“海风山骨”转变,叙事视角在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间切换自如,通过整体与局部意象的构建,使作品的意蕴更加深刻。

新乡土叙事的空间展开与伦理重塑——论付秀莹“芳村三部曲”的写作谱系

此前对付秀莹芳村叙事的研究往往聚焦于独立文本而缺乏整体关照,重审“芳村三部曲”,可以发现作者的新乡土叙事从空间、伦理两个维度展现写作谱系的完整性和充实性。在故事空间、文本空间和跨文本空间的多维视域中,“芳村三部曲”形成进乡-离乡-返乡的叙事结构,从传统/现代、城市/乡村的角度揭开芳村的伦理变迁。芳村乡土空间的塑造、人际网络的建构与心态动能的积淀,为芳村新乡土空间的展开与伦理重塑奠定基础。乡村振兴为芳村带来产业、视野、伦理、心态、肉体等方面的修复与革新,展现了芳村的新乡土空间格局与伦理重塑。“芳村三部曲”将文学的历史性与审美性相结合,为理解乡村、书写乡村提供了新的可能。

乡土叙事、精神符码、文化表征:农村题材电视剧《三泉溪暖》的艺术表达与价值探赜

农村题材电视剧《三泉溪暖》以农村地区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为落脚点,取材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三涧溪村,展现村书记高云溪为治理土地污染、推进家乡农业现代化进程、实现家乡传统文化传播所作出的种种努力。该剧着眼于齐鲁大地的农村现状,秉持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塑造出致力于乡村振兴的乡贤形象,强调乡土文化对于农村发展的推动作用,描绘出当代农村新风貌,为后续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浅析脱贫攻坚剧《山海情》中乡土叙事方式的成功之处

2021年出品的脱贫攻坚剧《山海情》讲述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西海固地区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完成易地搬迁,并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建设现代化的闽宁镇,开启全新生活的故事。该剧以脱贫攻坚的时代风云为叙述背景,以乡土叙事色彩为底色,根植于真实的乡土生活,融入了乡村情感特色和人际关系,既宏观展现了整体乡土社会的动态变化,也关注个人命运在时代发展中的蜕变,用极具特色的影像风格描绘了扶贫工作的艰难困苦与伟大成就。自2020年脱贫攻坚战收官以来,脱贫类电视剧呈井喷式增长,展现了我国扶贫工作所获得的丰硕成果,制作精良的《山海情》在此类电视剧中脱颖而出,在脱贫攻坚题材中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其成功之因值得探讨。

“新乡土叙事”的结构之变——以乔叶《宝水》为例

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紧密相连,乡土文学是对新时代乡村生活的记录和书写。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深化,出现了一批反映当下农村生活新变化的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为百年乡土文学传统注入新特质。特别是在小说结构上,付秀莹、叶炜、乔叶等70后作家以“节气”“四季”的农耕时序结构作品,提供了乡土叙事新的审美经验。以乔叶的最新长篇力作《宝水》为例,探寻审美结构之下的乡村生活形态和作家的情感变迁,具有重要的文学和现实价值。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叙事策略研究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乡土叙事,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一脉,承载着丰富的历史记忆与文化情感。本文旨在探讨乡土叙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发展轨迹、艺术特色及其深层文化意涵,并深入分析几种关键的叙事策略。通过对经典作品的解读与理论探讨,本文揭示了乡土叙事在反映社会变迁、塑造民族性格、传承文化记忆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展望了其在当代文学中的发展趋势。

关仁山新世纪乡土叙事的意义与价值

关仁山被称为河北文坛的“三驾马车”之一,他始终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保持高度关注与深度思考,其新世纪乡土叙事既包蕴着传统乡土大地的厚重底色,也展现了时代更迭背景下的崭新风貌,深刻揭示着农村在经济文化现代化冲击中的革新与嬗变过程,彰显了农民在守护乡村、建设乡村的过程中所实现的个体小我价值与国家大我理想的双重追求,谱写了新世纪语境下的时代新人不忘初心、踔厉奋发、守望相助的时代颂歌,对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提供了范本,具有卓越的时代意义。

写作与讲好中国故事 新时代乡土叙事研究专辑主持人语

自新文学诞生之日起,中国作家的创作诉求就大抵不脱思想启蒙。虽说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这种启蒙文学屡有消歇沉寂之势,但时至晚近,中国文学的基本范式却仍以发轫于晚清和“五四”,嗣后又历经百年兴衰而不坠的文学现代性模式为主。它主张“人的文学”,致力于对“人学”主题的无限张扬,虽在具体方法上形态各异,但书写人物的存在困境,借历史批判和文化反思发掘异化根源,继而表达人道关怀的文学理念却薪火相传,因此启蒙文学的写作伦理,迄今仍为当代作家所谨守。而这一启蒙文学传统最辉煌的时刻,当属20世纪80年代。

视觉传承视域下嘉兴灶台画的当代乡土叙事研究

以非遗传统再造与复兴为背景,解读嘉兴灶台画形成、保持、衰变的内在规律,挖掘其集体记忆、民间心理及行为。在乡土语境下通过视觉研究嘉兴灶台画文化以及当代乡土的叙事特征,从中展现灶台画的生命复杂性和当代性,为嘉兴灶台画研究提供从表象审美体验到生活现实体验的路径策略,构建其当代乡土叙事的研究体系。

新世纪以来乡土叙事中乡村治理书写的嬗变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研究当代文学乡村叙事中如何书写乡村治理问题,不仅可以从文学的角度探究作家对乡村社会的想象,其实也关联到了作家的文学立场、写作姿态,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自身创作与中国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更主要的是可以通过这种研究来还原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进而进一步探究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般而言,所谓乡村治理是指乡村社会的不同主体按照确定的制度、机制联结在一起,共同管理好乡村的公共事务。

“中国式”表达与“民族性”建构——汪曾祺小说《受戒》的乡土叙事解读

汪曾祺的小说从中国本土文化出发讲述中国故事,契合了广大受众的文学理想和文化需求,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强大感染力,承续了当下社会所需的精神营养,从中传达了中国文学理念和民族精神。结合《受戒》,梳理蕴含在汪曾祺小说创作中的“中国式”表达与“民族性”建构因素,揭示汪曾祺为何能在20世纪80年代初风靡文坛的深刻文化动因,了解其乡土叙事角度下主体创造精神和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格。

论当代中国电影中的乡土叙事

当代中国电影的乡土叙事立足于党的二十大背景,具有时代特色.随着乡土与乡村概念的不断具体化和分化,乡土逐渐成为文化艺术的乌托邦,乡土电影也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叙事倾向,进而发展延伸.早期乡土电影的概念被提出之后,我国历代电影导演将其电影叙事扎根于乡土,进行深刻且具体的叙事讨论和影像呈现,从而形成了早期独特的中国式乡土影像叙事风格.随着文化强国目标的提出,当代中国乡土影像呈现出不同方向的叙事偏移,使得乡土叙事研究有了更加丰富的时代意义.除此之外,当代导演与乡土新的情感与生存关系,给予了乡土叙事更大的空间.当代乡土电影在人物的"神性"觉醒、生存空间的转移和崇敬死亡的仪式表达等方面呈现出独特的叙事角度和叙事内容.这种呈现所看重的不仅是电影故事和场景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将传统乡土放置在现代文明中反思,使当代乡土叙事更具时代性和社会性.

乡土叙事与城市叙事的地位、困境与融合——以新时期安徽小说为例

新时期以来安徽乡土小说与城市小说的叙事地位不断变迁,乡土小说与城市小说出现了各自的叙事困境,乡土叙事与城市叙事的融合成为提升叙事品质的重要选择。文章阐释了安徽乡土叙事与城市叙事地位的变迁、叙事的困境,并从叙事视角、叙事艺术、叙事结构和叙事题旨等方面,论述乡土叙事与城市叙事融合的实践与思考。

乡土叙事的历史反思与现实质询——论刘玉栋小说创作

刘玉栋小说的乡土叙事构成对乡村历史与现实的自觉回应。他的小说《雾似的村庄》是在1990年代以具有象征意味的艺术形式呈现了乡村困境的历史前提。《我们分到了土地》是在20世纪末通过回望和重述历史来表现对乡村历史命运的忧思。《跟你说说话》《早春图》《幸福的一天》等作品从不同的主体位置出发表现城市对乡村生活的支配并把这种支配关系问题化,《年日如草》揭示了城乡关系中进城务工者被给定的位置以及摆脱这种位置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