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话语:慈善与中国古代乡村社会治理

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慈善活动随着社会分化的日益发展,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面对社会分化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慈善以其第三次分配功能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面对社会分化造成的社群裂痕,慈善活动以其情感抚慰功能发挥了凝聚社会认同的突出作用。唐宋时期,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化,宋儒以回向三代为号召,高举儒家仁爱大旗,开展了一场旨在重建理想社会的思想文化运动,慈善活动随之应运而生,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功。换言之,作为宋代儒学复兴运动的重要成果,一种由士人领导、富民参与的新型世俗慈善得以确立,并在社会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重建乡村社会秩序方面,慈善活动起到了尤其突出的作用,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

乡村社会治理:乡镇综合文化站创新发展的新方向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强化乡镇综合文化站在乡村文化建设和基层治理中的阵地作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等文件精神,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于2023年9月6日发布《关于持之以恒推动乡镇综合文化站创新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1]。

“三权”分置背景下乡村社会结构变化及其治理主体结构重塑

在土地“三权”分置改革的价值内涵和制度构建的背景下,乡村社会结构的动态演变,为乡村治理主体结构重塑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实质是论述农村社会关系和社会管理互动发展的具体实践模式,农地“三权”分置不仅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也在其政策贯彻推进的过程中,使一些农民家庭彻底离开了乡村,并通过外部引入和内部孕育塑造了更多新的主体,补齐农业农村的发展短板。因此,重塑农地“三权”分置背景下的乡村治理主体结构,不仅需要利用好乡村治理资源优势,总结和提升乡村治理经验,更需要通过政策创新建立有效的承包地退出机制,赋予相关主体治理资格和治理权限,打造各类主体共治、共建、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新时代乡村社会邻长制治理机制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改革不断深入,社会治理已悄然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乡村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依托。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主要经历了乡官礼治模式、乡教里治模式、保甲里甲制度、人民公社体制、乡政村治模式的发展演变。邻长制既是对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精华的继承,又是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结合G县邻长制疫情防控的实践经验,从构建邻长制组织单元、完善“三长”选培制度、厘清“三长”职责范围、健全邻长制运行机制等方面探索构建乡村社会邻长制治理体系路径。

山西革命根据地的冬学运动与乡村社会变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立足山西革命根据地,创造性地实施与当时革命战情、农村实情相结合的冬学运动,并以文化教育为主要实施媒介,以群众斗争的普遍发动为核心策略,全面开展对山西乡村民众的文化识字、政治思想、科学卫生及文化娱乐等教育工作,促进了山西乡村社会的深刻变迁与现代化转型。冬学运动对乡村社会变迁的推动效应,主要体现为培养新型农民、重建乡村社会政治秩序、树立新的劳动观念和进步生产方式、确立全新社会风气、创设进步文化生活等五个方面,再现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社会如何以冬学运动为抓手,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变迁与发展的历史图景。

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及对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的经验启示

传统乡村社会面临的风险以自然灾害风险、疫病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矛盾纠纷隐患等为主。这些风险不仅冲击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还严重威胁广大农民的生命财产健康安全。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主要采取强基、救济并用应对自然灾害,预防、救治结合应对疫病,官民共治稳固社会秩序,利用乡规民约化解矛盾纠纷等措施。传统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呈现出上下互动与协调配合、礼法合治、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相互结合等特点,其经验对推进新时代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乡村社会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效果评价研究

乡村振兴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一环。要实现乡村振兴,人才振兴是关键,在党的十九大上,新乡贤作为新时代的乡村社会精英进入人们的视野,其作为重要的人才资源,日益成为参与乡村治理、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乡村社会精英参与乡村治理面临哪些困境?其参与效果如何?需要具体指标评价。本文以此为着力点,在进行实地调研和广泛阅读文献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乡村社会精英参与乡村治理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构建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

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作用机制

乡村振兴需要安定和谐的乡村环境作为基础。在乡村振兴建设中,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显现种类多样性、时间季节性、规模群体性、层次复杂性的特征。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妥善解决、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乡村社会集体意识淡化、乡村社会调解不够完善等,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成为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化解乡村矛盾的关键,必须发挥好党组织的战斗堡垒、思想引导、统筹协调、凝聚人心的作用,通过夯实经济建设、加强思想教育、完善预防机制、探索多样化解模式四个着力点,有效化解乡村社会矛盾纠纷。

中国式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机制——基于人口现代化的视角

中国社会转型期,应对复合型社会风险的关键在于建构乡村治理共同体。转变传统治理理念,创新基层治理机制对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尤为重要。根据乡村社会风险的治理需求及共同体的理论内涵,按照“结构-关系-效能”的建构机制,构建中国式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是通过整合治理资源,激发参与热情,凝聚思想共识,引导风险认知而形成的有机系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情境下,从人口现代化视角出发,基于2018年在湖北省20个村和社区开展的“性别失衡社会风险及治理”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建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治理能力、公众参与、信任和风险感知是基层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建构中的关键要素,对治理绩效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公众参与、信任和风险感知在机制中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乡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提供了一种现代化国家治理复杂性背景下的简约治理逻辑,对于提升风险治理的公共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应用场景、实践困境及优化策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建设行动进程加速,数字技术不断融合乡村生活,并形塑乡村社会形态。文章从乡村振兴的整体性视角出发,聚焦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并形塑共同体形态的应用场景,在此基础上阐释数字技术助力乡村社会共同体重建的现实困境,并从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基层治理、数字素养等方面提出优化策略。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妇女解放运动的多维审视

百余年来,我们党始终将实现妇女解放和发展、男女平等写在自己矢志奋斗的旗帜之上。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乡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基层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乡村社会整合与重构,我们党领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妇女解放运动。《婚姻法》的颁布将妇女从婚姻、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她们在家庭生活中有了平等地位;《宪法》《选举法》的颁布赋予了妇女最基本、最重要的民主政治权利,确保了她们的政治地位;获得土地,参加集体劳动,同工同酬,让她们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乡村教育和扫盲运动,结束“睁眼瞎”的历史,为乡村妇女解放提供了必要的文化基础;革除婚姻陋俗,不断形成乡村自由婚姻的新观念、新习俗,为乡村妇女解放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党领导的这场乡村社会妇女解放运动富有中国特色,又卓有成效,无论是对乡村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对党的妇女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人民至上视域下的乡村社会治理数智化:阻滞、驱动及推进

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根本遵循,是贯穿新时代社会发展各方面的价值指引。乡村社会治理数智化的推进,既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行为,也是乡村社会治理自适应的发展革新,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建设乡村数字化美好社区,实现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新型治理实践。当前,乡村社会治理数智化推进过程中还存在数字基础设施薄弱、主体数字素养欠缺、数字形式主义等阻滞因素。在人民至上的价值驱动下审视乡村社会治理的数智化进程,提出从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素养提升、治理理念优化等方面推进乡村社会治理数智化的具体策略和建议。

革命老区党建引领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以宜川县G村为例

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是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必由之路。结合宜川县G村多年实践经验,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引领革命老区乡村社会治理提质增效,要在巩固现有组织体系、空间体系及推进体系的基础上,针对基层党建工作滞后、红色文化资源发掘不足、治理主体自觉不够、治理模式有待创新等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依托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引领、组织动员、文化感召、制度创新等举措走善治之路,从而推动乡村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系建设,进而助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快速实现。

创新甘肃省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向

加强和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难点和重点,甘肃省的乡村社会治理工作任务更加繁重。尽管甘肃省的乡村社会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效,但离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差距还很大。新时代加强甘肃省乡村社会治理工作,还存在地方政府财力不足、乡村集体经济薄弱、不良社会风俗和道德失范、乡土文化传承危机等多方面的困难,需要从培育乡村治理主体、强化乡村治理支撑、数字赋能乡村社会治理等途径创新甘肃省乡村治理模式,聚合各方力量,统筹推进甘肃省乡村治理工作高质量发展。

医学生志愿服务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路径研究

开展志愿服务,是有效治理基层社会的有效途径,对于形成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作用。首先,高校应突出价值引领,开展义诊宣教;开设相关课程,完善激励机制;组织建立爱心学生诊所。其次,社会应加强组织机构建设,改变传统家庭观念,创新服务模式,互联网赋能传播来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最后,政府应完善各项志愿服务制度,强化农村社会治理理念,拓展志愿服务平台,聚焦生态保护,推动绿色发展。

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路径研究——以“五老说事”为例

乡村作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单元,在推动社会治理和谐、有效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老年居民骨干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帮手,也是群众的知心人,更是基层和群众的联络人,为乡村治理提供强大动力。基于社会关系网络理论文献剖析发现,强关系网络和弱关系网络与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间存在内在逻辑关系。以“五老说事”这一典型参与社会治理的方式为例,分析发现当前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着强关系建构困难、弱关系连接受制等困境。针对上述困境,依托强弱关系理论框架设计了重构强关系网络、拓展弱关系网络等综合性策略,以期优化老年居民骨干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路径,进而有效促进乡村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工业文明与传统乡村社会权力现代化论纲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生活的年代恰值工业革命推动西欧、俄国生产方式的划时代变革,由小农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他们敏锐地觉察到工业化对传统乡村社会权力体系的瓦解与新型社会关系的形塑。小农生产方式的存续将社会人口主体的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而建构了以普遍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传统乡村社会权力的内生基石。而只有到了工业化时代,随着贸易的扩张,农业外自由、平等就业机会的大量出现,农民才能真正意义上走出乡土,挣脱土地的束缚,实现个人经济的相对独立,以致人身依附逐渐解除。尤为重要的是,劳动社会化为妇女解放,成为真正的“半边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典作家的相关论述,有助于我们清晰认识转型时期乡村社会权力的演变路径,探寻其中合理和不合理的面相及根源,推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困境及其出路

乡村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治理有效的重要手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矛盾纠纷日趋错杂,这对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也带来了新挑战。乡村社会治理面临人口资源不足,农村自治能力较弱,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化的多元价值观念有碰撞与冲突等困境。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党的领导下完善乡村治理的各项制度机制,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并以多种方式引回乡村人才,重塑乡村文化价值理念从而振兴乡村文化等路径,能有效规避乡村社会治理的难题并提升社会治理的能力,从而助力乡村振兴,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巩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乡村社会建设,就乡村社会建设发表了系列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契合实际、内涵丰富、意蕴深远的关于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立足于世情、国情、党情和乡情的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我国乡村社会建设的根本立场、根本保证、根本目标和根本路径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论述不仅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农村社会建设思想的科学内涵,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社会建设思想的认知疆域,还为推动新时代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了实践力量。

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策略

以推动乡村振兴和全面深化改革为背景,研究乡村社会治理创新策略。通过多维度分析,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关系,识别现存挑战,提出创新路径。分析认为,改革通过优化利益格局、引入现代科技手段、增强村民自治能力等方式,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和科学性。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社会共治新格局,有助于提高乡村治理的适应性和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