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档案资源建设与开发路径探析

书信档案是重要的学术研究资源,具有多重价值。论文通过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阐释书信档案三种研究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馆藏书信索引集”“馆藏集外书信集”“馆藏互致书信集”三种书信档案整理方式,并进一步提出了从“三权”辨析入手实现书信档案分级管理、积极推介“集外佚简”推动书信档案深度编研、立足书信特色推进数字化展示的书信档案资源开发路径,以期为各级各类馆藏书信资源的建设与开发利用提供借鉴。

出版人书信编辑实践浅析——以《戴文葆书信集》为例

出版人书信,作为出版家思想与精神最集中的体现,是研究中国出版史与文化史的珍贵资料,具有极高的价值。戴文葆作为著名编辑家、出版家,曾荣获首届“韬奋出版奖”,获选“新中国60年百名优秀出版人物”。《戴文葆书信集》收录了戴文葆写给陈原、李中法、范用等出版界人士的书信,这些书信集中呈现了戴文葆作为出版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他的思想与编辑方法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编辑工作者。本文从编辑实践出发,阐述了《戴文葆书信集》的编辑成书过程。

关于《鲁迅全集·书信》之《致刘岘》文本的两处校正

1976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印行《鲁迅书信集(共两卷)》(下文简称“《书信集》”),将“收信人姓名不详的二封及散见于书刊的片断十六则”收于下卷《附录》,其中鲁迅致刘岘书信片断七则为首次入集。此七则之一至五为据刘岘作《〈阿Q正传〉画集》(未名木刻社1935年发行)之《后记》“所引抄存”。据笔者以《〈阿Q正传〉画集》原书对校,《书信集》所刊文本与原《后记》所引有两处不同——其后的1981版、2005版《鲁迅全集·书信》亦均沿袭之。

毛泽东的四篇骈文体书信

毛泽东在长沙求学时期就阅读过骈文,也写过骈文。据目前所见,毛泽东至少写了4篇骈文体书信。其中,学生时代3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末期1篇。它们分别是:1916年6月24日和26日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两封信,1917年春毛泽东与萧植蕃(萧三)联笔致白浪滔天的信,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致杨虎城的信。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两封信,内容主要是写景、叙事和抒情;致白浪滔天的信则表达致敬、尚贤和言志。毛泽东与彭德怀联名致杨虎城的信是一篇骈散结合之文,说理言志,文情并茂,重在晓以民族大义,表达团结抗日的愿望。毛泽东会写骈文,可能也直接受湖湘诗词文化,特别是满腹经纶的曾国藩的影响,曾国藩主张诗人必须学习写作骈文。但毛泽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影响需要进一步探讨。毛泽东善于骈文写作,对他的诗词创作也颇有助益。

出土汉简书信所见贱称研究

贱称是书信中独具特色的称谓词,相比其他称谓词更能显示致信人的谦卑和对受信人的恭敬态度。出土汉简书信中保留了一些秦汉时期的常用称谓,同时出现了一些后世较少使用的贱称,如“贱弟”“小姓”“使前”,这反映了出土材料语言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更体现出汉代书信独树一帜的语言特色。正确解读这些具有强烈谦敬色彩的贱称词语,对编修大型辞书和感知书信中蕴含的浓郁情感、体认汉代礼仪文化均有重要价值。

名人文献的数字人文场景构建研究——以宋庆龄书信为例

数字人文为我国名人文献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地理信息系统和可视化等技术手段也助力了名人文献的知识化服务。文章在探讨数字人文视野下名人文献场景构建策略的基础上,以宋庆龄书信为例,从数据清洗、书信知识图谱框架设计及宋庆龄书信场景化应用实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阐释,为名人文献的数字人文研究提供方法支撑,使得名人文献的信息和价值被充分挖掘,从而拓展其传播深度和广度。

高中生英语应用文写作中的修辞关系研究——以书信类应用文为例

基于修辞结构理论,以300篇高中生英语书信类应用文写作文本为语料,借助RST工具,研究作文中修辞关系的使用。研究发现:高中各年级学生使用的修辞关系种类数没有显著差异,但高、低水平组在修辞关系使用频数上存在显著差异;各年级高、低水平组所使用的修辞关系类型差别不大;各年级高、低水平组主导修辞关系存在部分重合,但其使用的频数、占比及排序不尽相同。各年级均使用的主导修辞关系为阐述关系、连接关系、联结关系。最后,文章针对高中英语应用文写作教学提出建议。

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与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性探索

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列宁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整体性探索,环环相扣地回答了三个问题:一是苏俄如何在历史合力作用下走了一条“先革命、后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二是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苏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是基于苏俄实践如何引导东方国家开启不同于西欧的现代化方式。学习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道理、学理、哲理支撑,也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向世界、展示人类文明新图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逻辑诠释。

湘西情结的书信表达——以沈从文与大哥沈云麓的通信为例

沈从文浓厚的湘西情结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中,也体现在其书信中。沈从文与大哥沈云麓的通信中流露出鲜明的湘西情结,它具体表现在关注湘西地方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强调对湘西民俗文化和民间工艺的传承保护、心系湘西作家培养和1949年后意图进行新的湘西题材创作以及对湘西美景、美食和特产的眷恋。

从留法期间致亲友的书信观蔡和森的家风

五四运动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掀起了赴欧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怀瑞着“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的伟大志向,蔡和森于1919年底登上了前往法国的邮轮,开启了他的勤工俭学之路,直到1921年10月才回到国内。和其他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不同的是,蔡和森是和母亲、妹妹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救国出路的。留法期间,他时刻记挂国内外的亲朋好友,从《蔡和森文集》《蔡和森年谱》记载情况来看,留法期间蔡和森与亲友始终保持书信往来。

基于数据挖掘探讨张书信教授防治结直肠息肉复发处方规律

目的总结张书信教授防治结直肠息肉复发用药规律,探索中医处方思路。方法通过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收集2020年1月1日—2023年12月31日期间张书信教授治疗结直肠息肉门诊处方数据,运用IBM SPSS Modeler、IBM SPSS Statistic软件进行药物频次、频率统计,关联规则、复杂网络及聚类分析。结果研究共纳入处方数据447条,含中药183味,总药物频次6765次;高频药物有乌梅、白花蛇舌草、太子参、甘草、浙贝母、黄连、白芍、当归、干姜等;药性频次依次为寒、温、平、热、凉;药味依次为苦、甘、辛、酸、咸;归经依次为肝经、脾经、肺经、心经、胃经等;运用较多的药物种类有补气药、清热解毒药、收涩药、化痰药、补血药及清热燥湿药等;核心药对为太子参-乌梅、白花蛇舌草-乌梅、太子参-白花蛇舌草等,核心药组有太子参-白花蛇舌草-乌梅、甘草-浙贝母-白花蛇舌草、浙贝母-甘草-乌梅等;高频药物呈现6个聚类。结论张书信教授防治结直肠息肉复发首要重辨证求因,依据湿、热、痰、瘀、寒等病理要素灵活遣方用药,促进下焦降浊,其次重正本清源,益气与敛阴并行,防止津伤气耗,通调肝、脾、肺经,中气旋转,升降回环,促进大肠通降传导。复方中药是防治息肉复发、实施结直肠癌一级预防的有效手段。

《红色书信中的百年信仰》课程建设与实践

本文在结合前人观点基础上根据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的基本要求,探究红色书信中蕴含的精神内核,如家国情怀、理想信念、使命担当等。挖掘提炼红色书信与党史为重点的“四史”教育相关联的切入点、知识点和结合点。以此作为确定《红色书信中的百年信仰》课程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的理论依据。通过精准把握现实落点、精细设置阐释方式的课堂设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覆盖教、学、考、评等全部环节以求课堂内与课堂外、线下与线上高度融合,进而引发学生情感共鸣、思想共振,提升学生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信应是实实在在的,必本于诚,出于诚”——钱谷融书信的文献价值

研究钱谷融,不单要关注《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这些具有标志性的学术著述,还要关注他早年的习作和一生所写的大量书信。钱谷融的书信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闲斋书简》的出版经过、《论“文学是人学”》发表和出版的前前后后、他对自己早年习作的看法、培养学生的方式等关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生态与心态的珍贵历史信息,都可以从他的大量书信中释读出来。此外,深入解读钱谷融等学人的书信,还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研究。

毛泽东书信中的红色基因及其中国化意蕴

作为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承载者和传递者,毛泽东书信中的“红色基因”具有四大本质性内涵:一是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代表的“红色”理想信念;二是以富于智慧的统战艺术为代表的“红色”革命实践;三是以为公为民的生命奉献为代表的“红色”道德情操;四是以乐观与谦恭为代表的“红色”革命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广域为背景,发掘毛泽东书信中的红色基因及其遗传密码,可以揭示出与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之间内在的逻辑关联:前者是后者原生态的呈现方式,后者则是前者中国化的接续和发展,从中呈现出红色基因传承和演变的历程。

书信交往与苏门的发展历程——以苏轼与四学士为中心

由苏轼主盟的“苏门”在哲宗元祐年间大放异彩,是两宋影响最大的文学群体之一。在长达四十三年的时间里,书信是苏轼与“四学士”等人最主要的交往媒介。这些书信在苏门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苏门文人在书信中求教讨论、品题称扬、交流信息、劝勉慰藉、宣泄情感、传承斯文,在此过程中建构起集体认同,培养了深厚情谊,写下了传世佳作。苏轼和四学士的来往书信,在平易自然的表达中见出作者们真实的情感和隐秘的心迹,在温暖的人际关系中见出人性的真善美,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探讨苏门书信交往的细节和意义,有助于深化对宋代文学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认识。

“心里的一块石头放下来了”——访宋庆龄书信档案的捐赠者王黎明先生

2024年5月20日,中央档案馆收到中国驻德国使馆问询,告知旅居德国的王黎明先生有意将宋庆龄致其母亲王安娜的285封书信捐赠中央档案馆。中央档案馆第一时间向前方反馈,同意接受捐赠。随后又多次与驻德使馆沟通捐赠事宜。6月6日,王绍忠局长向王黎明先生致感谢信,邀请王黎明先生回国举办捐赠仪式。7月12日,王黎明先生回国,亲自将信件捐赠中央档案馆。

五世达赖书信价值探析

诞生于十七世纪的西藏大学者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平生致力于藏族文明的发展,以及藏、汉、蒙、满族等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事业,为此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也取得了卓越成就。藏历十一饶炯水猪年即公元1671年,甘丹平措林寺院开始雕刻印板,后期由此为底本,先后诞生了哲蚌版与锡金甘托克版的书信文本。1993年,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五世达赖书信集》,为广大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文本。但迄今为止,对此书信的研究成果只有《从五世达赖喇嘛书信谈达赖喇嘛与清皇室的往来关系》一文。《五世达赖书信集》共有三百零五篇,寄书对象为满清皇帝、孟加拉国王、尼泊尔国王,以及藏蒙政要、上师、活佛、门生、护法神等。按主题可分为谏言满清皇帝的政教治略、寄于藏地僧众的治学教理、为新建寺庙所著的政教劝谏等,均以偈文、长行、诗文杂体三大类呈现,文体虽为书信,但内容包含诏书、呈文、祝寿词、祷神辞、祝词、回执等。文章以《五世达赖书信集》出版源流为主线,通过寄书对象、时间、缘由等探讨书信内容,挖掘其政教治略功效,通过作者的诗学研修背景探讨其创作诗文之卓越文风及流传足迹,研究对其门生与后期书信文学的影响力等。

宝熙致劳乃宣长函关涉史事本末考——兼谈日记与书信的互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劳乃宣档”里所收宝熙致劳乃宣的一封长函,涉及逊清皇室成员与袁世凯的复杂关系,反映出宝熙作为遗老的复杂心境。解读此封书信,需要调用多种史料,其中宝熙手稿日记作用最为明显。日记与书信相互补充,可以使史实得以更多元的呈现,同时表明任何史料都有其相对性,只有掌握不同史料的特点,将包括日记、书信在内的各种史料综合起来运用,才能对相关史实有更全面的了解。

沙鸥、公木致晏明书信两通发微——“第一代”诗人晚年诗学观的分化与共生

沙鸥、公木致晏明的两通书信都与晏明的山水诗相关,公木的信还涉及沙鸥的《寻人记》,在相近话题中体现了“第一代”诗人晚年诗学观的分化与共生。就手稿本身而言,这些书信对补充《晏明文集》有所助益。对晏明的山水诗来说,两通书信展现了沙鸥、公木和晏明观点的殊途同归之处,但也彰显着分歧,即社会历史立场与审美立场的冲突。在新诗风格方面,公木对《寻人记》“晦涩”的评价是透视三位诗人晚年诗学观分化之关捩,三人的三种观点恰能代表朦胧诗论争后“第一代”诗人的三种面向。这种分化与共生是并存的,表现为诗人在通信、交游等活动中碰撞观点、交换意见,于相对缓和的接触中体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独特诗歌生态。

论路遥小说的书信镶嵌及其叙事功能

书信镶嵌,是路遥小说创作的显著特点。在其代表作《平凡的世界》和《人生》中的书信文本,具有阅读关系的虚拟性、叙事选择的多样性与抒情议论的结合性等文体特征。从全书叙事逻辑来看,这些书信发挥着留白召唤的互文性、起承转合的结构性与谋篇布局的整体性等叙事功能。此外,由于书信叙事特征和作者审美理想的相互契合,加之中国现当代书信体小说的影响,以及从苏俄文学借鉴写作资源等原因,使得路遥在选择书信写作的同时,又通过内外嵌套、跨文体等方式,实现了对书信体的创新与超越。书信镶嵌是研究路遥小说新的向导,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力,而且也增扩了对中国当代小说的审美构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