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藩府书家群体在元代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忽必烈藩府儒士文人群体,汇聚了元初北方经济、义理、词章各类人才,其中,怀卫理学家姚枢、许衡和郝经,邢州学派刘秉忠、张文谦,从汉族世侯幕府进入忽必烈藩府的徐世隆、宋子贞、王磐、商挺、王鹗、王博文等人,以及方外文士至温禅师等书家,构成了元初北方重要的书法家群。元初书法家群在政治、文化上的独特地位以及对元代文化和文艺政策的影响,使得他们的书法观念、书法理论与书法活动影响了有元一代的书法发展和书法教育,在元代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彤管贻芬——从《绿槐书屋肄书图》题咏看张纶英书家形塑

晚清阳湖女书法家张纶英书学北碑,知名当时,广受追捧。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月,上元画家朱龄慕求张氏书作,以《绿槐书屋肄书图》为请。之后,张纶英弟曜孙广邀诗友题咏唱和,书名远播,引来一片赞誉,勾画出从邓石如,到阮元、张琦,到包世臣,再到张纶英的一条清晰的风格传承路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北碑书风在道光年间士林间的流行趋势。

古代书家“并称”现象探析

书法史中书家并称现象较为常见,且种类多样。而书家并称作为书法批评的一种形式,相较于其他书法批评方式具有其自身独特性。对于群体性批评意识的生成及书家经典的建构,书家并称这一书法批评形式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以并称现象为视角,以书家群体为主体,对书法史中的并称现象进行梳理与归纳,探析书法批评视域下书家并称的价值所在。

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诗

“平生最不喜欢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诗。”这是日本江户时代艺术家良宽禅师的著名观点。在他眼中,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诗固然“高端”,但往往会因为技巧上的过度“圆熟”而缺少灵动和生趣。事实上,在各种公开课上,也同样存在“书家的字、厨师的菜与诗人的诗”。“诗意”的课堂导入课堂导入环节具有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将“战线”无限拉长。一位教师执教《枫桥夜泊》时,先出示二十世纪流行歌曲《涛声依旧》的歌词“留连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无眠”,再让学生找找“无眠”一词的近义词.

《滇南书画录》所见明清云南书家地域分布及变迁——兼论其在云南地域书法研究中的价值

《滇南书画录》是民国文献学家方树梅编纂的一部书画目录。此书专录明清云南之善书、善画者,所辑资料翔实而丰富,是研究云南书法史的重要文献。通过分析《滇南书画录》的书家小传可以发现,明清两代云南书家主要集中在云南府和大理府。有明一代,云南府和大理府的书家数量相当,但自清代以后,云南府的书家数量开始远超大理府,且在区域集中度上也更胜一筹。这表明在清代以后,云南地区的书家逐渐开始向云南府集中,这一变化与此区域的政治、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徐兴公的书学思想——兼论晚明闽籍书家书学思想共性

晚明福建诗人、藏书家徐[火勃]博学工书,可惜书名为其他所掩。今考其相关诗文,发现其书学思想有以下几个特点:重视人品,强调自成一家;对刻帖认识清醒,学书力求善本,通晓笔法;耽爱隶书,提出“古意”与“秀雅”之分;敏锐地注意到金石之学,并开启了带有“访碑”性质的寻访古刻之行。晚明闽籍其他书家在书学思想上与徐[火勃]存在着很多共性。

民国时期遗老书家群体的身份转化及书法立场

遗老群体在民初书坛作为一个鲜明的阶级集群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社会转型使他们因政治或经济因素不得已发生了身份的转化,由遗老型书家转向了学者型书家、政要型书家甚至半职业化和职业化书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参与书法活动时的立场也或多或少地因身份的改变而产生微妙变化。但总体而言,遗老书家群体仍受到“遗民情结”的牵制,身份转化并不彻底,书法立场仍旧保守,大多停留在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游艺”思想中,缺少书法主体意识,在对书法家这一艺术身份的自我认证中仍处于困境。因而遗老书家在书法实践中难以出现艺术化的表达,也无法带领民国书法实现现代化转型。

清初著名藏书家、刻书家宋荦

宋荦是清康熙年间的名宦,又是全国著名的藏书家、刻书家。其家藏之丰,刻书之精,为当时学者文人自叹弗如。尤其承刻三种"御籍"的完成,促进了"康版书"风格的形成。本文就其在藏书缘由和收藏特色、刻书成就及影响等方面做简要的论述。

明末清初岭南书家群研究

本文以明末清初岭南书家为对象,借助其传世书迹及相关文献,考察这一时期岭南地区忠烈书家群、遗民书家群、释氏书家群等不同书家群体及其书风,揭示其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

清代刻书家龙万育生平考述

龙万育为清代嘉道之际知名刻书家,其生平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仕宦川陕赣甘(1790—1817)、遣戍伊犁(1817—1821)、还归成都(1821—?)。一生之中刊刻书籍二十余种,其中以刻印《读史方舆纪要》显名后世:龙氏广为搜觅《纪要》善本,以敷文阁之名将顾氏原书一百三十卷印行,同时附录《舆图要览》四卷,是为《读史方舆纪要》刻本之中首部足本,后世翻刻《纪要》基本以敷文阁本为底本进行刻印。

五位著名闵版刻书家考述

明代湖州闵、凌二氏是套版印刷的巨擘，在明末，两家刻印了大量套色书籍。但目前学术界对闵、凌套版印刷的研究深度还很不够，尤其是对这些套版刻书家的具体考察几乎还未涉及。文章就五位著名的闵版刻书家的生平、著述、刻版等方面情况进行了考述。

晚明书家对钟繇楷书的崇尚

晚明书法的关键词中多有"以狂出新"之语,却往往忽略"复古"之词。此古为"魏晋之古",晚明"以狂出新"的诸多书家也受此古风的熏染,尤爱钟繇楷书。他们在此风的引领下走出了一条迥于前人的浪漫主义书风。

清代刻书家曹寅

清代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不仅喜好藏书 ,而且精通版本、校勘、目录之学。他在康熙年间奉旨刊刻了《全唐诗》并私资刻印了《楝亭十二种》等古籍 ,开创了康乾时期精写精刻的新风 ,为我国古代文化的积累和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清代江西刻书家黄秩模年谱

黄秩模是《逊敏堂丛书》和《国朝闺秀诗柳絮集》的编刻者。前者收子书不下百种,许多江西本土文献赖此以存,后者为现存规模最大的清代女性诗歌总集。以此二书的编刻为主线,对谱主的生平事迹作大致系年,并考证被学界所忽略的其生卒年问题,颇具意义。

明末清初建阳刻书家余应虬生平述略

余应虬是明末清初建阳刻书业衰落时期的一名重要刻书家,学界对其认识非常有限。他出生于刻书世家,从小走上科举之路,但最终不得不回归故里操持祖业。论文以新发现史料《书林荐举余犹龙墓志铭》为基础,综合考察其家世、生平及刻书情实,并揭示其在明末清初大变局中的理想与操守。

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家传记史料

笔记、日记是历史文献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在史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的学术界,笔记与日记的史料价值已日益受到重视。笔记、日记的内容虽丰富,但亦因系随笔所记而杂、散,有的还是潦草的稿本,直接使用较为不便,因此要想利用好它们,整理的工作又需先行。关于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家传记类史料,从资料来源而言,可分为"亲历亲闻的传记史料""遗闻轶事类传记史料"与"转录前人的传记史料"三种类型。这些整理出来的资料,内容颇为丰富,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正史中相关书家传记类史料的记载。研究书法史(尤其是清代书法史)者,必须得重视这些史料的文献价值。

明代北京寺庙“敕赐碑”书家研究

明代出现了皇权独尊专制的状况,因此建立寺庙者为了提高品位,请求皇帝赐予寺庙名号。皇帝为了显示皇恩浩荡,大都愿意为之赐名。于是寺庙要立碑作记,简称之为“敕赐碑”。碑记的撰文者皆出自朝廷中高官文臣,碑的书丹及篆额者,也应由朝廷中有影响及资格高的书家为之。因此北京寺庙的“敕赐碑”,便成为明代朝廷书家活动的重要缩影,是研究明代朝廷书家非常重要的一手资料。故将北京的“敕赐碑”按发展情况分为三个时期,结合朝廷书家、书事加以讨论研究。

论清代书家眼中的杨凝式

杨凝式是10世纪著名书家,在宋代受到高度赞扬。清代10位书家,对杨凝式给出了双向和多层次的评论,对评论文本的语义学分析使我们看到,杨凝式由缺场变成在场,由传统之外进入传统之中。同时,这些评论本身,也勾划了一部动态的清代书学思想史。

再论山东藏书之风——山东藏书家中的抄书家和校勘学家

我国藏书家在收藏典籍时,向来有勤于传抄的美德,同时许多著名的校勘家又都是藏书家。抄书和校勘,几乎是藏书家“一身而二任”的两种癖好,这在山东藏书家中也并不例外。这里我先谈抄书家。在雕刻印刷术发明之前,图书全靠手写抄录流传,即使在雕版印刷术盛行的时代,抄书仍然是获得或补充图书的重要手段。孙从添《藏书纪要》说:“古代书籍流传稀少,交通阻隔,无力购致,更有秘本宋刻,为世罕见,每每展转移录,借有其书。”

台湾收藏福建书家作品概述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福建书家作品约100余件,其收藏途径,如:国民党败退台湾时从大陆带到台湾、在台湾购买、接受收捐赠等方式。台湾各文化机构和私人也收藏了一定数量的福建书家作品,通过各种书画展和出版的书画专辑,可得知其大概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