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史视域下的《唐诗三百首》研究

《唐诗三百首》是近两百年来刊刻最多、传播最广泛、影响力最大的唐诗选本之一。近代新印的《唐诗三百首》有别于传统古籍,呈现新旧并存、交叉融合的版本特点,构成了册页制度下新的版本形态;其发行传播借助现代报刊以及灵活多变的销售策略,成为新印古籍市场化成功运作的典范;对它的阅读接受也趋向于去功利化。《唐诗三百首》等近代新印古籍对于传承中华文化、促进古籍事业发展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对丰富扩展我国书籍史研究也具有相当的启示意义。

出版史学的想象力:从书籍史研究范式借鉴到出版场的建构

出版活动以“物”的形式为体现,但本质上是一种超越物性的人类生产实践,出版史研究的“见物不见人”归根结底是研究者对作为一项人类活动的出版的认识存在偏差,忽视了出版物生产背后的人类社会关系。除了载体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历史变化,出版“物”的到场与人的在场/不在场,以及人与物所处的社会历史场境,都应是出版史研究的内容。不同于中国书籍史偏重文献版本的学术传统,西方书籍史研究将以书籍为中心的编纂、生产、流通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不同参与者在相应经济、文化、社会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事实都纳入研究视域,对激发出版史学想象力起到重要补充作用,而书籍史研究中“过去何以成为过去”和“过去何以形塑今天”两种取向的差异,提示出版史可以通过对共时性结构的历时性研究还原人与关系的历史性在场。

叱石成書:書籍史與宋代石學

宋代學者在石學的表達和呈現形式上有過諸多思考和嘗試,其實踐的最終結果,就是形成了以《集古錄》和《隸釋》馬代表的兩種不同的研究範式。這兩個範式的出現,也與書籍制度和椎拓技術的變化息息相關。

士商便览、旅行类书与晚明闽刻曲选读者定位——书籍史视域下闽刻戏曲选本的考察

晚明福建建阳编刻的戏曲选本,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独具特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闽刻曲选的书名设计、目录制作和版面分栏等物质形态,传达出这类书籍的市场定位、图书性质和读者人群等核心信息。上下主栏剧曲以散出为中心,多民间南戏而少文人传奇和北曲杂剧的选曲取向,形成与精英阶层戏曲知识的区隔。中栏以民歌小调、时兴小曲为主,同时兼选酒令、灯谜、笑话、方语、历史及地理等知识,彰显编刻者明确的旅行知识生产意图。而从书籍用墨用纸、字体行款、价格定位以及封面插图所绘生活场景之指向来看,这类曲选的性质是为士商提供曲类及旅行知识的特殊类书。

晋代《庄子》书籍史与陶渊明的思想实践

纸张在晋代的普及是《庄子》生产制作的物质基础,玄学在晋代的深化是《庄子》流通传播的时代驱力,晋代士人谈《庄》、注《庄》、引《庄》蔚然成风,在《陶渊明集》中表现为《庄子》典故的大量应用。陶渊明引《庄》助己、以诗解《庄》,用诗人之意逆《庄子》之志,《庄子》的逍遥无己变为陶渊明的任真自然,《庄子》的生死齐一变为陶渊明的纵浪大化。“真人”“真君”“真宰”在《庄子》中是齐万物而逍遥的代表,也表示自然而然未经人为的初始状态,是道的化身,“真朴”则是陶渊明的自然本性和理想生活。《庄子》一方面强调“无用之用”全生避祸,另一方面又强调“生死齐同”,陶渊明看重生而消解死,“齐生死”是陶渊明固穷田园以持续“真朴”的必经历程。面对自身的衰老、万物的兴替、社会的起伏,陶渊明以“外化而内不化”的态度处之,“凭化”是陶渊明“任真”与“齐生死”的总体方法。

书籍史视角下民国初期《申报》教科书广告研究

近年来,民国出版业以及报刊教科书广告的关系研究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在民国报纸蓬勃发展的年代,中国近代史上发行时间最长、影响力最大的《申报》与教科书如何经过教科书广告建立联系,又是如何通过一篇篇教科书广告促进书籍交流,进而推动社会变革等方面是值得关注的重点课题,对于理解近代社会风气与思潮变迁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方法,辅以人工阅读和研判分析,通过考察1912年到1932年《申报》刊登的教科书广告,从书籍史、传播学视角以教科书广告回溯书籍交流全过程及影响,探究教科书广告涉及的书籍交流与思想传播环节,并对文本数据予以统计,进而利用数字人文工具分析总结出民国初期教科书广告所反映的教科书教书育人之作用以及社会思潮之变迁。研究发现,清末民初的政治与社会变革离不开教科书潜移默化的熏陶感染。正是经由报纸中教科书广告的推广宣介,作为当时新兴媒介与知识载体的教科书才得以广泛普及,走入新学堂,深入华夏大地,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进而广开社会风气,厚植少年的家国情怀,推动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矢志报国、振兴中华,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

中医书籍史研究刍议

书籍史研究的理念与方法提示当代中医学界应重视中医书籍创作、制作与生产、流通、阅读与接受、收藏与流传等“生命周期”全过程,对其中各环节加以关照,并从医籍出发,以联系的目光看待其背后所折射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重内涵,从而拓展医籍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形成以医籍为中心,历时性与共时性皆具、海内外各场域兼及的多维交互网络。

从书籍史的角度看汉代儒经的制作、流通与阅读

经,本意为织布机的纵线,织布时纵线不变,引申为恒常之意,儒经指蕴藏儒家恒久至道的文字著作。儒经中的仁义思想成为汉代士人反思秦政的有力武器,自武帝起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文本载体。儒经的制作、流通、阅读贯穿整个汉代。制作儒经的材料以竹简为主,以木板、帛、石碑为辅,无实物留世的儒经由先秦遗儒口述重新写定,国家利诱士人消费儒经,形成有组织的儒经生产机制。汉代官学教育保障儒经的广泛流通,皇族和豪族的藏书为儒经的传播流通提供实物支撑,允许民间自由藏书的政策使儒经的阅读群体扩大。以皇帝为代表的皇族、以功臣为代表的豪族、以小势力地主为代表的寒族是汉代儒经的主要读者,阅读儒经成为其安身立命的时代要求,儒经经义渗入汉代的各类制度,内化为汉人的精神风貌和日用习常。

欧美中国书籍史研究的佳作——评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

杂书是明代图书市场上流通较为广泛的一类书籍,内容涵盖猜谜、戏曲、农桑、法律、蒙学等诸多内容,“凡人世所有,日用所需,靡不搜罗包括之”。何予明《家园与天下——明代书文化与寻常阅读》即以杂书为切入点,展开对明代书籍史的论述。该书创造性地发明“识书”概念,以回应阅读史中识字率的议题,同时熟练地将西方理论与中国书籍史研究结合,展现了晚明动态的文化与社会。

查慎行《陪猎笔记》的书籍史文献价值

《陪猎笔记》是清代诗人查慎行著录的扈从行程日记,记录查慎行文学仕臣生涯中首次随驾康熙皇帝巡幸避暑山庄的见闻与感思。其中,《陪猎笔记》详细记述康熙皇帝集合翰林文士编纂《佩文斋咏物诗选》的完整流程,展示出了清代官修书籍生产过程中从编排方式、分工流程、皇帝参与到文献来源、文本组合的丰富细节,留存认知清代官修书籍文本生产和编辑形态的生动文献。与此同时,笔记对于皇帝与翰林文士阅读情况的记载,呈现出了他们的阅读世界。《陪猎笔记》细致而集中地存录编书与阅读的材料,具有珍贵的书籍史文献价值。

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中外既有的书籍史研究为数甚夥,就西方书籍史研究而言,目前正在由书籍史研究转向更为强调读者角色的阅读史研究,本文对此进行了分析,并对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情况作了梳理。参考中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的研究成果,在所掌握的史料基础上,笔者提出了自己关于开拓晚清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一些设想,希望能对读者有些许提示作用。

中国书籍史研究批评——基于西方书籍史研究之比较视角

西方书籍史研究值得我国学界借鉴。我国书籍史研究较之西方存在以下不足:一、学术视野相对狭窄,视角单一;二、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不足,不尽合理;三、历时性研究多,共时性研究少;四、研究方法单一,基本上沿用传统的治史方法;五、文本单一,语言与写作策略单一;六、基本上是单纯的定性研究,缺乏定量研究;七、对书籍史的科学与文化生态缺乏研究;八、基本上局限于静态研究,受制于静止的文献与史料,呈现为传统的史料爬梳、罗列与静态分析、总结,因袭考据;九、书籍生产与经营研究十分"薄弱";十、对书籍科技史的研究,或对科技书籍史的研究,基本上尚属"空白";十一、对书籍史研究的"客体"缺乏明确的界定。我国书籍史研究应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成就,以求能够进一步拓宽书籍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丰富书籍史研究的内容,使各科书籍所蕴涵的形式意义与内在意义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科学、文化与美学诸方面得到历史性的揭示、再现与还原,并且能够尝试运用诸如史性和诗性相结合的叙事性文本语言予以表达。

以书籍史研究中的传播视角探析中医古籍生产的创作者

书籍史研究中的传播视角包括生产、流通和传播效果三个角度。中医古籍作为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虽也涉及目录学、版本学等外延角度,但更多着眼于文本内容层面。以中医古籍生产环节中的创作者为切入点,根据创作任务的不同将其分为内容创作者和实物创作者。内容创作者包括以君主和王室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创作者,其创作成果多为整理性质的本草著作或方书,也有体现“士”“工”阶级结合的综合体,其创作内容广泛,涵盖了医学的理论研究及临床治疗。实物创作者包括非印刷类和印刷类,非印刷类的实物创作多为作者本人及工匠,印刷类的实物创作除刻工之外,还应包括组织刻印出版的主持者或出资者。从创作者的人群角度对中医古籍生产环节进行探析,是对医籍研究的拓展尝试,可对后续的流通、传播效果的研究及从其他角度进行的相关论述提供借鉴和参考。

西方书籍史理论与21世纪以来中国的书籍史研究

西方书籍史的经典著述在最近十数年间被中国学术界广泛译介,引起了中国书籍史研究者对自身书籍传统研究方式的反思。很多书籍史研究者积极将西方书籍史理论方法应用于自身的研究之中,极大地拓宽了中国的书籍史研究视野,加快了书籍史与社会文化史相融合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此类研究也存在论述中国书籍史问题时生搬硬套西方理论概念等弊端,造成西方理论与中国史实相脱节的局面。而要实现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本土化,需要在全面理解西方书籍史理论形成的社会语境与学术背景,以及深入挖掘中国书籍史研究资料和史实的基础上,提炼出真正具有中国书籍史发展特点的问题,并以此为出发点建构出解决和阐明问题的概念、方法。

“书籍史”的孕育与诞生

至20世纪中叶起"书籍史"在欧美国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其形成过程有着多重的学术背景和复杂的产生历史,表现为多股学术流派的汇流。其中社会文化史和传统目录学是新书籍史的两个理论基石,两者在相互借鉴、批评、调整与超越的过程中走向融合,并伴随着学科史、媒介史等多学科研究的渗透和影响,最终促成了"书籍史"研究领域的诞生。

不一样的书籍观:论中西方书籍史的差异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书籍史研究硕果累累,海外的中国书籍史研究也日渐兴盛,国内的书籍史研究相对滞后。中西方书籍史的研究存在很大差异,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中西方书籍史研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理论渊源不同,二是中西方对书籍史的研究对象"书籍"本身的认识存在差异,三是中西方书籍史书写叙述模式各异。

欧美学术界兴起书籍史研究热潮的背景、方向及最新进展

在当今世界,电子媒介正迅猛发展.而印刷品仍铺天盖地。此时的欧美学术界还兴起了研究书籍史的热潮,共同探讨书籍对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影响。本文较系统地概述了欧美学术界开展这一研究工作的背景,方向、存在的问题及所取得的最新进展。

国外对印刷文字与书籍史的研究新动向

国外对印刷文字与书籍史的研究新动向彭俊玲（河北大学图书情报学系）当今，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在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纷呈迭起，筹建“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相继问世，电子媒介在传播信息、交流知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许多人预言：电子时代不久将取代传统的印刷时代...

书籍史研究中的传播视角——以抄本研究为例

书籍,是信息传播的一种媒介工具。传播信息是它最重要的使命。因此,研究书籍,首先应该考察其传播特征。研究古代书籍出版史,重点也应是书籍的传播历史。从传播的角度研究书籍史,有三个问题十分重要:书籍生产、书籍流通和传播效果。以此思路来看汉唐抄本,会发现,抄本的传播特征及其传播效果等问题在中国目前的抄本研究中是完全缺失的。由于这种缺失,我们对汉唐抄本的媒介特征、流通机制、传播功能、社会影响等重要问题的了解均是一片空白。从抄本生产、抄本流通、抄本的传播效果三个层面可以拓展抄本研究的新领域和新问题。

建设出版学科应认真辨析出版史与书籍史、印刷史、阅读史之关系

2020年是十年一度的学科目录调整年,出版学科建设及目录调整问题进入新一轮的热烈讨论。学科发展历史是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出版学科建设应以出版史作为学科研究的原点之一。长期以来,我们对出版史、书籍史、印刷史、阅读史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辨析不清,经常混淆使用。其实,出版史既不是书籍史,也不是印刷史和阅读史。书籍史、印刷史、阅读史是与出版史存在亲属关系的亲缘性概念,科学严谨地辨析三者与出版史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厘清出版学科建设的发展思路和着力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