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创新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建设路径研究

通常而言,商贸活动越繁荣,对高效、公平的争端解决服务的要求就越高。高效、公平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除了能定分止争,还能规范国际商贸秩序并为国际商贸发展提供指引。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是广西加快对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经贸新规则的重要措施之一。这既能满足争端解决的市场需求,也有助于广西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发展相关产业,提升治理水平。比较而言,广西创新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仍面临机构、人才、竞争力等方面发展不足的挑战。广西可以重点聚焦涉及东盟跨境经贸和商业领域,从集成创新政策工具释放广西各类政策红利,依靠相关优惠政策吸引争端解决人才和机构集聚,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创新发展RCEP争端解决服务机制,规划建设“争端解决服务”集中区,鼓励相关机构集聚和引导有序竞争等方面,推动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和机构发展,面向东盟和RCEP,建设具有区域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

论欧盟消费争端解决机制及其经验借鉴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国际市场的复杂性,使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更加明显。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基于弱者保护理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实质正义理论以及政府公正执法理念,建立了优势鲜明的消费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包括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以及小额诉讼、集体诉讼、集体仲裁、公益诉讼等制度。其以保护消费者为核心理念的争端解决机制,灵活实用的小额消费诉讼机制,功能特殊的消费公益诉讼机制,优势鲜明的消费者集体诉讼机制和消费者集体仲裁机制,独具一格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原则,为其他国家消费争端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健全提供了宝贵经验。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与规则构造:以RCEP为参照样本

争端解决机制是WTO有效运作的核心支柱之一,但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因其上诉机构的停摆已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RCEP作为全球覆盖面最广、体量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RTA),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极具创新与特色。鉴于WTO与RCEP的社会基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的兼容性,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基础的共同性,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创新与特色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具有现实的参照意义。因此,WTO可以充分参照RCEP争端解决机制内在价值取向和具体规则创新,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第一,将提高效率作为改革的首要价值;第二,将提高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透明度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第三,以专家组为核心重构DSU,既要发挥上诉机构的作用,又要规范和约束上诉机构的职权,完善上诉机构与专家组之间的关系;第四,务实改革特殊与差别待遇制度。

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与国际法的重构研究

本文围绕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改革路径进行了深入分析。作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历史上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公平、透明且有效的争端解决途径。然而,近年来,特别是上诉机构的瘫痪暴露了现有机制的诸多缺陷,包括程序冗长、成员遴选政治化以及成员国对多边贸易体制信任的下降。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阐述了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可能的改革路径,如上诉机构的成员遴选改革、引入更加灵活的争端解决机制以及与国际法其他领域的协调。本文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不仅是恢复其在国际贸易中核心地位的关键,也将对国际法的重构产生深远影响。最终,通过有效的改革,WTO有望在全球化与区域化的交织背景下,继续发挥维护全球贸易规则的核心作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和上诉仲裁程序问题之辨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上诉停摆已经持续了数年,最近,上诉仲裁程度成为了替代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其中一个重要结构。如何判断WTO未来争端解决机制未来的走势,本文将提供参考思路。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第一案对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意义

中国、欧盟等WTO成员建立的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吸收借鉴了旨在回应美国对上诉机构部分“关切”的沃克方案的相关建议。哥伦比亚—冷冻薯条案是MPIA付诸实践的第一案,其不仅检验了MPIA的创新性制度安排,而且明确偏离了上诉机构针对《反倾销协定》第17.6(ii)条采取的顺次方法。该案及土耳其—药品案仲裁庭还以澄清方式偏离了上诉机构的另外两项裁决。就WTO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而言,应积极灵活运用MPIA创新性设置的程序性和实质性措施提议机制;在先例问题上,明确偏离上诉机构裁决应遵循“强有力理由”标准,但可以谨慎通过澄清方式偏离并完善部分上诉机构裁决;此外还应优化WTO裁决的表述方式。

建立RCEP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论问题

针对RCEP现行文本就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没有作出特别规定之情形,建构该机制在当下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既有的多边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和缔约国间双边投资协定所涉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对于解决RCEP下的投资争端存在力所不逮、制度缺位等不足,建立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很有必要;同时,传统国际投资争端仲裁模式、区域投资法庭模式、争端预防模式和多元化争端解决模式等国际典型投资争端解决范式为该机制构建提供了可借鉴性,使该机制建立具备可行性。建立RCEP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应当包含最大公约数原则、融贯性原则、灵活高效原则和渐进性原则,以回应各国利益诉求、体现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改革趋势并反映RCEP文本特色。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ISDS机制功效衔接的路径与方法

现代国际法的碎片化发展加剧了“意大利面碗效应”,因同一事实引发的争端在不同条约体制内诉诸救济已屡见不鲜,不可避免地带来国际争端解决机构间的管辖权重叠甚至冲突。其中,先后或同时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和国际投资仲裁庭进行的国际经贸纠纷解决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既判力、未决原则、体系解释等传统司法体系协调方法难以适用。本文认为可以借助“礼让原则”或引入“衔接条款”理顺争端解决程序运行逻辑,以便穿透两大争端解决机制管辖权相互竞争的表象,利用两者功效衔接来加速破解WTO上诉机构僵局,也可以引导投资者和东道国将两大争端解决机制视为互补性工具,从两者区别与联系中选择诉讼或应诉策略,从而进一步放大WTO争端解决机制和ISDS机制的互补优势,提升国际法治的确定性和效率性。

论301条款WTO合规性分析的困境——以301条款与争端解决机制互动为视角

“美国关税措施案”是中美对抗中的关键争端。和对美国“301措施”的WTO合规性分析相比,“301条款”本身的合规性问题更为复杂,对此基础问题的研究可以刷新认知、追本溯源。考虑到WTO贸易体制同时是政治、法律和经济体系,WTO的裁决亦有政治和法律的双重属性,故应从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等维度来论析“301条款”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互动关系,从而澄清和回应“301条款”的合规性问题。对互动关系和纠纷案例的考察有助于把握复杂性背后的历史逻辑,亦有助于揭示判断合规性时面临的困境。此际的审视虽暴露出WTO争端解决机制在面临重大利益冲突时的进退失据,但同时也指明了改革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合理方向。

RCEP争端解决机制评估与中国之因应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重视为成员国提供积极高效和公开透明的争端解决办法,并以独立章节形式将争端解决机制固化下来。RCEP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包括磋商、斡旋、调解、专家组(裁判庭)仲裁等争端解决办法,是一种将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相结合的多维度解决模式,也是一种多样性包容和渐进式改革的有效尝试,这些机制创新传递出更加互惠共赢的积极信号。但RCEP争端解决机制存在一定的缺陷,ISDS谈判也尚未完成,将对我国的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等行业造成影响和冲击。为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中国应大力推动缩小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不适用范围,积极参与RCEP中ISDS机制的构建与完善,并提前评估后续可能产生的贸易摩擦或争端。

RCEP争端解决机制中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探析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争端解决机制中沿袭了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相关内容具有很强的合理性。但是RCEP争端解决机制中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却存在对象不明确、相关程序模糊和条款强制性低等问题,给条款适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为了更好落实RCEP争端解决机制中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应该将实现最不发达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增设概念明晰条款、增强条款的准确性和条款的强制性,探寻出一条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长远路径。

数字时代RCEP数字经济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世界经济正在被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型数字技术所重塑,数字经济呈现爆炸式增长,随之而来的数字经济争端也愈加频繁和复杂。(1)RCEP作为成员方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是东亚区域合作的标志性成果和里程碑事件,但其争端解决机制无法高效、有效、妥善处理数字经济纠纷。数字经济争端的妥善解决对协定实施尤其重要,其不仅有利于保障争端方依条约所享权利的实现,也是全球数字经济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呈现,故要专门构建RCEP数字经济争端解决机制,一方面确保数字经济争端高效、透明地解决,通过灵活性、适应性的程序设计使数字经济争端在实体规则缺失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化解,另一方面发挥法律手段的价值引导功能,为争端解决提供标准化方案和先行示范,促进数字经济的良性、健康、持久发展,对受数字浪潮冲击的全球经贸发展作出回应。

论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区域合作路径

中国—东盟自贸区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多元主体间的纷争逐渐凸显,中国—东盟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却相对有限,并不能有效应对日益复杂化的商贸投资争端。目前,既有的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着制度性建设不足、常设性机构缺乏及仲裁庭设置欠佳等困境。鉴于促进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区域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从完善区域法律制度建设、探索构建多元化争端解决中心、推动建设法庭之友制度等方面提出实现路径,以便更好地应对区域争端,切实发挥机制对实践的引导作用。

WTO和CPTPP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权冲突与协调

国际法的碎片化和不成体系使得不同的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之间可能发生管辖权冲突。WTO和CPTPP在成员和实体规则上存在重叠,可能导致管辖权冲突。尽管CPTPP含有排他性场所选择条款,但从WTO争端解决实践来看,排他性场所选择条款的效力未能明确得到WTO专家组或上诉机构的认可。上诉机构曾提出“法律障碍”这一概念,承认在特定情形下WTO专家组可以不行使管辖权。“法律障碍”与一般国际法上的案件不可受理含义相同,排他性场所选择条款、禁止反言、既判力原则等都可能成为存在法律障碍的具体情形。解决CPTPP和WTO管辖权冲突最直接的方法是修改DSU第23条,将场所选择条款引入DSU,为WTO和CPTPP之间的管辖权分配扫清障碍。此外,安妮—玛丽·斯劳特提出的跨国司法对话这一新视角也能为协调WTO和RTAs的管辖权冲突提供借鉴。根据该理论,WTO专家组在面对与CPTPP之间的管辖权冲突时可以遵循国际礼让原则,自愿克制行使管辖权。

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专家组研究:以WTO为视角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一章中关于专家组设计的条款,保障着协定的有效运行,与世界贸易组织相比,提高了争端解决的自主性和效率性,是其争端解决机制的传承和创新。然而,专家组的运行仍面临着超时发布报告、争端方拒绝执行或延迟执行报告和专家组裁决不利于最不发达国家的问题。这固然和成员国参差的经济水平有关,但立法的模糊和制度的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因此,应完善法律解释和考虑建立超时补偿制度,修改报复权和合理期限的机制,以及提高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对其适用特殊和差别待遇。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改革浅析

当前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在适用过程中凸显出一系列问题,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成为当前各国关注的焦点。目前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主要分为渐进式改革、系统性改革和范式改革。中国作为具有双重投资身份的大国也应该顺应发展潮流,在改进国内仲裁机制,提高仲裁能力和仲裁机构影响力的同时,注重争端预防机制和调解在争端解决中的作用,平衡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利益,完善争端解决机制现存的问题,为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提供中国方案。与此同时也要注重高端人才的培养,提高我国在投资仲裁领域的参与度,提升在投资仲裁改革中的国际话语权。

对完善政府采购争端解决机制的思考——基于世界银行B-READY评估体系

世界银行认为,良好的商业纠纷争端解决机制对企业活动与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受数据异常事件影响,世界银行于2021年9月停止发布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以下简称DB)。2022年2月,世界银行启动新的营商环境评估项目(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并于2023年将新体系正式命名为“Business Ready”(以下简称B-READY)。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剖析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仍应从争端解决的适用范围、仲裁庭的组成以及裁决做出、仲裁裁决监督以及其争端解决机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之间的协调问题予以完善。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兴起、演进与启示

东盟争端解决机制自1996年正式形成以来,已历经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2004年的《东盟促进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和2010年的《东盟宪章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三次变化。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成因在于东盟区域一体化目标的推动以及"东盟方式"固有的制度缺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动因在于1996年的《争端解决机制议定书》缺乏操作性以及"规则导向"型争端解决机制在全球范围的兴起。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三次变革可在争端解决机制的价值走向、模式选择及修正时机上给中国构建区域经贸争端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借鉴。

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发展——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法律与实践

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各种争端解决方式不断涌现,争端的解决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争端方法。本文以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论与实践为视角,分析当今国际社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新发展、新特点以及其局限性,以期为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断改进和完善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