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画像石、简牍看秦汉的拜谒行为——兼论“二重证据法”与史料之间的“多重关联性”

在不同性质的材料之间建立恰当的联系,对于历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二重证据法”即被认为主要强调了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古代拜谒行为为考察对象,探究画像石中的拜谒形象和名谒的呈现方式、出土文献中的名谒与“君前臣名”表达的意义、历史文献中对于拜谒场景的多元叙述,试图将图、物、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搭建起血肉丰满的拜谒历史场景。在继承“二重证据法”研究理念的同时,试图展现史料之间更为立体的“多重关联性”。

屈家岭原始黑陶“旋纹”表征的二重证据法分析

湖北京山屈家岭出土的原始文化黑陶是中华民族在原始社会时期文明的象征,其装饰纹样表征代表着当时社会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利用二重证据法分析湖北京山原始文化黑陶的表征特征,有利于对于湖北京山原始文化黑陶的文化开发,以及为我国原始文化黑陶的研究添上重要的研究资料。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现代性反思

对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重要的学术价值,学界具有广泛的共识,然关于其学理渊源及对近现代人文学科的具体影响,仍缺乏系统的梳理与思考。本文对二重证据法的实质,以及它是否还适用于现代的文史研究,又是否能拓展运用到其他学术领域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二重证据法的学理根据在于熔铸了清代乾嘉考据学及西洋史学的实证主义理论,并通过不断地学术实践、革命论辩检验而成。与同时代其他治史方法相比较,该方法更具先进的学术眼光,不仅体现在对史料的把握更加宏观,也体现在方法论构建的缜密性与系统性。而梳理近代以来关于二重证据法的运用及演变情况,可从学术史沿革的角度看出此法的科学性与普适性。

夏商周秦汉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探赜——源于宗教祭祀仪式的“二重证据法”

通过文献资料、历史钩沉、文化叙事、辩证分析等方法,借助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的相互印证,探索体育文明的起源、演化和文化哲理,并采取举隅“二重证据法”以勾勒黄河流域早期体育文明原貌。研究认为:黄河流域体育文明生成受“绝地天通”巫觋改革的影响,启伐有扈、钧台之享可以推断军事、宗教祭祀仪式构成黄河流域体育文明起源的两大学说;在自然宗教、多神教、宗法礼仪变迁中孕育夏商周时期黄河流域体育文明,封禅畤祭宗教、儒道修身养生宗教则是主导秦汉时期体育文明延续的文化空间;夏商周体育文明表现为意识主导下的“祛身化”,秦汉体育养生文明实践了身体本位回归;黄河流域巫觋演变为天神、地祇、人祖概念实践着巫觋文化向体育文明的转向,“祀”与“戎”、“雅”与“俗”是重武习射、图腾崇拜,以及宗教祭祀仪式“退场”后多元体育文明诞生的文化逻辑。

从《古史新证・殷之先公先王》看王国维对“二重证据法”的运用

《古史新证·殷之先公先王》是王国维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虽然学术界对此早有研究,但仍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本文分析了《古史新证·殷之先公先王》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其基本研究方法,说明了其价值与问题所在。

“二重证据法”在互联网辅助翻译实践中的应用——以西南科大笔译工作坊课程教学实践为例

大数据时代,传统翻译手段已经无法满足标准统一、高效快捷的翻译及审校要求。因此,文章将考古学界的“二重证据法”引入到翻译实践中,在互联网辅助翻译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外文局“译路通·外媒新闻语料翻译”及相关实践,提出“二手信息直接提取+原始文本挖掘及佐证材料分析”两者相互印证的译文审校方法,以期达到提高翻译准确性及译文审校效率的目的。

“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

裘锡圭先生在古文字、古文献、上古史等领域均有很高的成就,为学界所公认。2007年3月,应文史哲编辑部之约,裘先生接受了本刊特约记者的采访。在访谈中,裘先生回顾了自己的学习和研究的历程,就"古史辨"派、上古史、出土文献研究及"二重证据法"、"五帝时代"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古史辨"派在对上古史认识的大方向上是正确的,在古书辨伪方面则有许多地方需要纠正;我们今天对于疑古思想和学说应持继承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20世纪70年代以后虽然涌现了大批出土文献,但就出土文献研究而言,传世典籍以及历代学者对传世典籍的研究仍然是基础。目前中国古典学,包括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主要不在缺乏理论或方法,而在研究者往往缺乏科学的态度。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出土文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不可证伪性

近几十年来,中国大陆陆续发现诸多出土文献,而王国维所提倡的"二重证据法"仍是目前最有影响的治学方法之一。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强调"二重证据法"的积极意义,在学术界也极有影响力。因此,"二重证据法"被许多学者视为金科玉律。以卡尔·波普尔的批判性合理主义为基础,对"二重证据法"进行重新审视,可以发现"二重证据法"无法被证伪,在逻辑上也有问题。如果将"科学"定义为可以证伪的命题,那么,我们便应坚持通过不断证伪来靠近真理的批判合理主义观点。

二重证据法考论

本文以中国古典学的重建为背景,讨论了"二重证据法"提出、扩展、操作以及近年来对它的反思,认为"二重证据法"作为研究出土文献的方法是坚实可信,有效可行的。近年来对"二重证据法"的反思深化了我们对它的认识,提示我们"二重证据法"的使用具有针对性,在操作中应当审慎从事,以保证所得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抢占前沿”和“新二重证据法”、“结合论”——由赵彤《战国楚方言音系》引发的思考

自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的语言研究始终以学习欧美为学术潮流。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探索、钻研、奋争、积累,不少有识之士明确提出: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在取古今中外学术精华的同时,必须自强不息,必须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学术观念,随着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进程的加速,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以及语言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是的,不自主就不能创新。为此,一向鼓励学术创新的本刊特辟"走中国语言学自主创新之路"学术讨论专栏,支持中国语言学研究走自主创新之路。本期隆重推出的何九盈、鲁国尧、孙玉文三位先生的文章,都主张不崇洋、不排外,强调中外平等对话,旨在引发大家的学术探讨热情。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者参与这一话题的讨论,共同促进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二重证据法”与夏周、黄帝族源问题

对夏周乃至黄帝族源的考察,不能忽视广袤的中原地带,在上古观念中,这里是天下之中,但对古中原的认识,亦不能局限于河南一隅。夏周是黄帝后裔所建的王朝,两族的早期起源应在河南的郑洛一带。早在黄帝时代,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和正统观念已经萌芽,不能离开古中原地区来探讨黄帝族的起源,豫陕晋交界地带是黄帝族群的分布区域,在考古学上相当于庙底沟二期,但龙山文化早期特大型聚落和墓地的阙如,制约了对黄帝时代文化的深入探讨,应加强对这一时期考古的专门性发掘和研究。

从历史认识论看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中的运用——为纪念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提出80周年而作

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被研究古史的学者奉为圭臬,但是对二重证据法的理解却各有不同,甚至有些学者在运用二重证据法时还出现偏差。因此,有必要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对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中的应用问题进行讨论,以期探索二重证据法本身所包含的历史认识论的合理内核及其局限性。

背景与动机:“二重证据法”提出的学术反思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一书中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一方法一直备受学术界推崇。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在殷商史著作基础上推论出的古史方法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方法;其提出动机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而发,却又不是针锋相对,而是有关注、有拨正,即虽然赞同疑古精神,但对"疑古派"否定一切典籍及传说的做法不赞成,虽然对"疑古派"有成见,但并不参与论战。"二重证据法"并不能完全代表王国维完整的学术旨趣。真正总结王氏一生学术成就与方法的是陈寅恪,他认为王氏的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有三: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这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二是"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这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可见,王氏的学术范畴早已超出了殷史之限,但无论对哪一种方法的总结都包含了王国维求真务实的学术态度和求新开拓的科学精神。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创立的一种历史考据方法。王国维运用这种方法 ,在古史研究中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今天 ,随着大规模基本建设的进行和考古工作的开展 ,大量文物被发掘出来 ,给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重温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批判地继承这份优秀的文化遗产 ,对于推进历史研究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其文学批评

二重证据法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古来有之,而王国维始名之,且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并影响了他的整个学术方法,成为他中西结合的方法论中中国传统方法的核心部分。但他并非不顾研究对象盲目地运用,而是灵活地对待治学方法,从而使研究对象更加明晰可辨,发掘意义与考证本源互相映衬。

浅论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应用与价值

由王国维创立的"二重证据法",不仅是一种历史考证法,而且是一种具广泛使用的治学新法,是对于传统考据法的超越,指示了文献学新的研究方法,它的应用是广泛的、卓有成效的。

论“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与齐文化研究的深入——“多重证据法”和东周齐国殉马坑等的研究

在学术界畅行不衰的"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率先提出的。该"二重证据法"在古史研究领域迄今仍然颇具影响力。实际上"二重证据法"既包括狭义的历史学者用考古资料来补正历史文献,亦包括考古学者通过运用历史典籍来解读和印证考古发掘资料。例如:久负盛名的临淄齐国故城五号东周墓的殉马坑是经过科学考古发掘出的,年代是春秋晚期,关于该墓墓主的认定便是借助了传世历史文献。伴随着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相互渗透,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出现了"多重证据法"。"多重证据法"就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合成作战,联合攻关,形成多重证据,是在新时代对"二重证据法"的新发展。通过对临淄齐故城五号东周墓殉马坑中殉马数量的研究及骨骼等的鉴定,不仅能识别这些殉马的马龄并发现体质的变化,甚至能够揭示出其品种来源和饲养方式及养马业的发展规模等多方面的情况,而这就得通过兽医学、生物学乃至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介入以获得多重证据、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运用由"二重证据法"发展而来的"多重证据法",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就能够深入地揭示东周时期的齐文化,对东周齐文化的深入探讨应该是由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来共同进行的。

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兼谈与“二重证据法”形成之关系

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 ,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 ,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 ,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 ,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 ,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 ,博大精深 ,对后人裨益极大。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 ,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 ,对 2 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 ,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 ,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 ,写作《流沙坠简》之时。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 ,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2 1世纪历史学研究的趋势便是多学科交叉研究 ,尤其是将现代考古学与历史文献学相结合 ,这正是承袭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

金石学、考古学与王国维的学术遗产——兼谈“二重证据法”的地位和出土文献的价值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提出,既是近代中西学术激荡以及三大考古发现刺激的结果,同时也是传统金石证史在近代的延续和发展。王国维既不全然"信古",也不全然"疑古",在坚持"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的同时,广泛占有地上地下的资料,相互比勘,反复考证,从而得出结论,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释证文献,建立古史体系。"二重证据法"不是虚玄的历史哲学,而是切实可用的历史研究方法,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不能否定。当代简帛佚籍研究出现了盲信出土文献的现象,实乃未能很好地继承王国维的学术遗产。王氏强调"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这正是当代学者正确认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价值,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突破的关键所在。

二重证据法与早期脉学文献研究

该文在早期脉学文献研究上,运用和发挥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同时阐明了"二重证据法"对早期脉学文献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