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惠视角下中国海外代工企业东道国恶性事件应对机制研究--基于华诚制衣越南分厂的分析

以往研究未充分揭示中国海外代工企业如何应对东道国恶性事件的冲击与挑战。本文以华诚制衣越南分厂作为分析对象,深入剖析其应对东道国恶性事件冲击的全过程。研究发现:中国海外代工企业可以通过互惠团结“内部力量”,共同抵御东道国恶性事件的冲击;具体而言,需要企业萌生互惠意识,在日常管理中植入互惠规范、采取互惠举措、加强互惠管理以深植互惠理念,从而与外派管理者和当地员工实现“交易互惠”与“情感互惠”,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培养员工的“互惠心智”,建立起稳固的“互惠关系”,使企业总部、外派管理者和当地员工共同构筑应对东道国恶性事件的“合力”。本文填补了东道国恶性事件应对研究的缺口,拓展并丰富了现有的互惠理论研究,对中国海外代工企业应对东道国恶性事件的冲击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投桃报李”——互惠理论的组织行为学研究述评

互惠是一种存在于各种社会文化中的人际交往规范。组织行为学中许多研究都是通过互惠理论来解释变量之间的内部作用机制。文章回顾并讨论了互惠的涵义,不同互惠类型的特点及互惠的测量方式。此外,还论述了不同类型互惠对社会交换方式产生的影响。依据现有的互惠研究成果,分析了互惠发挥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是通过:互惠各方的价值观、互惠过程中各方感知到的风险、各方冲突的程度这三种途径来实现的。最后,根据现有互惠理论的研究成果提出该领域的未来发展应从研究设计和研究内容两方面进行扩展。

论承认外国法院判决的互惠原则

关于外国法院判决承认制度中的互惠原则的解释,时至今日中国司法实践仍处于摸索阶段,存在无条约就无互惠、事实互惠、推定互惠、承诺互惠等不同观点,本文通过对各种观点的梳理,反思批判中国司法实践中采取的不同解释,重申法律互惠的意义,明确互惠原则只能是法律互惠。从法律互惠的角度出发,国与国之间有的判决可以得到承认,而有的判决得不到承认是正常现象。从目前中国承认外国法院判决的诸条件来看,包括互惠原则在内均不成为外国承认中国法院判决的障碍;同时互惠原则有利于防止对方国家在承认条件上设置不合理的条件,从而产生实质性不平等。回归互惠原则本意,准确理解互惠原则的含义及作用,对于完善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意图信息透明与互惠意图促进人际信任:来自噪音信任博弈的证据

信任决策是个体在不确定性下作出是否信任他人的风险性社会决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采用噪音信任博弈范式,旨在从互动环境与主体的双视角出发,验证意图信息透明度以及意图类型与决策结果在信任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实验1以无噪音条件作为基线,探索意图信息透明度(清晰vs.模糊)对信任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被试在意图信息模糊条件下的信任水平显著低于无噪音和意图信息清晰条件;实验2探索在意图信息清晰时,意图类型(互惠vs.违背)与决策结果(收益vs.损失)对信任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不论结果是收益或损失,互惠意图组被试的信任水平都显著高于违背意图组。研究揭示了在人际互动中意图信息透明和互惠意图均是个体作出信任他人决策的重要依据。

印度女性建筑师希拉·斯里·普拉卡什的互惠设计哲学

希拉·斯里·普拉卡什是第一位在印度创办事务所的女性建筑师。在特殊社会背景下,希拉首创并发展“互惠设计理论”,形成了全过程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超前地提出了将印度乃至全球建设成更加生态、公平、文明的现实社会的实际方案。该设计哲学强调尊重自然、承袭本土文化和平衡社会层级,并与时俱进地与现代建筑科学有机结合,在宏观至微观的多个维度满足可持续需求。文章通过对其经历、作品及思想的研究,重点分析希拉如何作为建筑师在“城市”“社会”“建筑”三个层面达成发展的最终目标。希拉的创作理论和实践不仅为印度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一种优良的解决方案,对中国当下的可持续设计和城市整体规划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政策合力、价值感知与非对称互惠共生:涉农高校参与乡村振兴机理的扎根理论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涉农高校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力量。本文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对高校-乡村间的互动关系逻辑进行探索。研究发现,涉农高校在内部服务使命和外部政策动员的共同推动下,参与到乡村振兴中。涉农高校与乡村在互动过程中获得非对称收益,可持续性难以有效保证。为此,亟需激发合作双方的内生驱动力,提升价值感知和收益感知,以形成更为稳固的合作联结机制。

洞悉与化解债务难题:从宏观调控体系到基于社会互惠原则的资产监控体系

健全的政府债务管理高度依赖两套体系的平衡与协同。当代背景下债务财政之所以成为一个严峻的治理难题,根本原因在于现行管理框架过于依靠宏观调控体系,至少同等重要的、基于社会互惠的资产监控体系相当薄弱,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为从根本上化解棘手的债务难题,着手推进两面作战的债务财政改革战略应作为当务之急,一方面以“逆周期规则”取代“跨年度平衡规则”,纳入相关法律以形成法定约束;另一方面全面强化基于社会互惠的资产监控体系,尤其应确保“三支柱”即会计监控、预算监控和绩效监控实现一体化运作。总的来说,从经济视角转向社会视角是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唯有如此,债务财政隐含的复杂多元的利益结构才能得到揭示,从而使各方合理的利益诉求被平等保护成为可能,特别是力量弱势方的纳税人和未来世代的利益。与经济视角不同,社会视角考虑的是具有实实在在基础的理由,而这恰恰是政府债务治理取得丰厚回报的关键。

莫斯顿互惠式CP教学法对神经外科护理实习生的带教效果观察

目的:研究莫斯顿互惠式CP教学法在神经外科护理实习生带教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神经外科护理实习生92人作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46人为对照组,46人为试验组,分别应用传统教学法与莫斯顿互惠式CP教学法进行带教。对两组护理实习生进行出科考试和核心胜任力评价,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试验组护理实习生的出科考试成绩、核心胜任力评分和素质水平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莫斯顿互惠式CP教学法不仅可提高神经外科护理实习生的出科考试成绩,还能增强护理实习生的核心胜任力与素质水平。

“互助互惠”式共享: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发展的实践理路

新时代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是指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在空间上具有同等地位,在身份上具有共同归属感,在资源拥有上具有对等交换价值,在关系上具有互助性共享和互惠性交换。当前城乡义务教育师资尚未实现一体化发展,尤其在发展共享、资源对等交换、身份认同等方面尚有较大差距。“互助互惠”式共享具有相互性、黏合性和共生性特征,具备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可以“互助互惠”式共享方式生成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发展的共同资源,激发教师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的主动性,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师资一体化发展。

企业慈善捐赠与公司融资约束——基于政企互惠的研究视角

理性经济人假设个人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使得目前研究从政企合谋的理论探讨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但文章认为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互惠关系,并以企业参与慈善捐赠为切入点来研究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互动过程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文章选取2016-2023年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提出并检验了企业慈善捐赠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相对于未参与慈善捐赠的公司,参与慈善捐赠的公司可以与政府建立良好的互惠关系,从政府获得的相关信贷等稀缺资源,进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由此可知,政企关系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以上结论排除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参与慈善捐赠的企业缓解融资约束的能力还受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及所在地区的影响。文章的结论对于政府相关部门更好地了解企业慈善捐赠的实施效果以及有效管理公共事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基于互惠动机的众创空间价值共创行为决策机制研究

以核心企业主导型众创空间为研究对象,以DK序贯互惠博弈模型为基础,同时考虑入驻企业的物质效用和互惠心理效用,构建了基于入驻企业互惠的核心企业主导型众创空间中入驻企业与运营方价值共创行为决策的两人两阶段序贯互惠博弈模型。文末以海创汇平台为例,通过数值分析了入驻企业与海创汇平台之间的互惠博弈,对所得结论做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入驻企业不具有互惠动机或互惠动机很小时,双方在价值共创过程中易陷入相互投机的“囚徒困境”;在考虑入驻企业的互惠动机时,运营方的投机行为更易遭到入驻企业“以牙还牙”行为的报复;运营方选择合作行为时,具有较强互惠动机的入驻企业也会回报以合作行为,从而打破双方价值共创行为决策的“囚徒困境”,实现帕累托均衡。研究丰富了众创空间价值共创行为决策的相关研究,能够为众创空间相关主体的行为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基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

“一带一路”倡议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包容性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国际合作平台。本文利用“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从包容性增长视角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互惠效应。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包容性增长,政策协调机制有助于强化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且中国企业OFDI的积极作用通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溢出和民生水平改善产生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对中国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作用,验证了“一带一路”的互惠理念。中国企业OFDI对经济联系密切地区产生广泛的包容性溢出效应,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本文研究对于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管理者时限问题的互惠解决方法

以行为博弈中的序贯互惠模型为基础对管理者的时限问题进行研究,并综合预期因素,通过对企业与其管理者间序贯互惠均衡的分析讨论,得出解决时限问题的五个方向:增加未来收益预期、重视过去合作的历史、增加企业对管理者的信任、增加管理者的每期收入、加大对短期行为的惩罚。该研究对管理者激励有一定的价值。

互惠性意义共通:朝向文明交流互鉴的数字化符号表意阐释

文明交流互鉴有赖于人类持续不断的跨文化传播和开放汇通的知识创造。数字化符号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背景下不断增进人类互惠性理解的意义容器,将推进实现积极向善的文明交流互鉴。为此,需要从数字化符号的跨文化表意切入,回答三个问题:其一,如何从数字化符号表意推动跨文化意义世界的生成?其二,数字化符号的跨文化传播如何达致意义共通?其三,朝向更好的文明交流互鉴,可否构建互惠性意义共通的认知框架?首先,通过对皮尔斯与维尔比夫人表意理论模式的比较分析,发现共通的意义空间深植于符号意义流动与解释的互惠性理解语境中。其次,提炼数字沟通中的三种表意路径:多模态符号、符号自编码、文化共符码。基于数字沟通的整体传播情境,将“意义共通”视为人们在持续的数字对话中生成的意义不断凝聚和可修正的开放性过程。超空间、超文化使得巨量的异质文化簇拥在一起,符号通过凝聚成为意象化的思维形象,搭建起数字沟通中的意义之桥。最后,基于数字化符号的跨文化意义系统构建认知框架,朝向文明交流互鉴的互惠性意义共通需要拓展对话理解、互补性知识、间性智慧的三重维度。导向未来人工智能驱动的高度复杂语境将继续修正和丰富对互惠性意义共通的理解。

从互惠利他理论的发展到医患关系的反思

利他行为是生物界乃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互惠利他理论成功地解释了非近亲个体之间的合作与利他行为。反思今天的医患关系,医患矛盾与纠纷的根源在于互惠的分离与利他的缺失。在回顾互惠利他理论的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指出医患之间由于各自利益的要求使合作和互惠在群体内成为可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互惠利他可以协调各种利益冲突,为医患合作提供重要的启示,间接互惠和强互惠又展开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新视角。

基于集合种群理论框架的榕树-榕小蜂互惠系统动力学模型

互惠共生指双方物种都能通过对方增加适合度的种间关系。榕树与榕小蜂的传粉关系是自然界中典型的互惠共生系统,这种互惠关系发生在榕果中,也就是榕果是种间作用的场所,榕小蜂在其中传粉和产卵。由此,可以把榕果看作榕小蜂的生境斑块,利用集合种群理论框架构建榕树与榕小蜂互惠关系的动力学模型,研究这个互惠系统的稳定性和续存条件。由于这里的生境斑块(榕果)的动态变化性(榕果产生和掉落),模型不同于传统的生境斑块固定不变的集合种群模型,增加了描述生境动态的维度。模型表明:(1)榕果产生率足够大(大于一个阈值)是榕树与榕小蜂互惠系统能够续存的必要条件;(2)榕树和榕小蜂互惠系统存在双稳态现象(Allee效应),这个互惠系统续存需要种群大小超过一个阈值,换言之,种群大小低于这个阈值时,系统必然灭绝;(3)榕果产生率增加使榕小蜂种群增加,但不会影响未被占据的榕果数量。我们的模型不但可用来研究榕树与榕小蜂互惠系统的动力学性质,而且也是集合种群理论斑块动态化的发展。

分配意图与上行间接互惠:来自行为与ERP的证据

上行间接互惠是推动人类大规模合作与社会秩序扩展的重要力量。现有文献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忽略了上行间接互惠中人们到底是以什么作为评判善意与非善意的基准;二是大部分上行间接互惠文献未意识到“收入效应”这一竞争性假说。本文假设:当人们得到高于社会均值的分配时,真人分配条件下给第三方的金额会高于社会均值,且比电脑分配条件下给第三方的金额更高;当人们得到低于社会均值的分配时,真人分配条件下给第三方的金额会低于社会均值,且比电脑分配条件下给第三方的金额更低。研究采用两阶段独裁者博弈范式。行为和ERP结果均较好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真人分配比电脑分配诱发更大的N1波幅;低于社会均值的分配比高于社会均值的分配诱发更大的FRN;在真人条件下,接受低于社会均值的分配比高于社会均值的分配结果诱发更大的P3波幅。本结果支持了基于社会分配均值的上行间接互惠假说,为该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实验证据。

银行信贷与地方债的隐性互惠对金融稳定的影响

银行信贷与地方债之间的隐性互惠,表现为银行基于对地方债务的信任和对未来间接回报的期望,自主地为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提供资金支持和优惠的贷款条件。中国地方债的扩张除了由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需求所致,也有银行推波助澜的作用,地方政府举债需求与银行放贷需求产生共振,促成“债务—信贷”循环扩张机制,对金融稳定有重要影响。以2008—2020年地级市的银行信贷、地方债务和金融波动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分析了银行信贷与地方政府债务的隐性互惠关系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银行信贷与地方债的隐性互惠是导致金融波动的重要因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财政压力越大或金融分权程度越高的城市受影响越显著;机制分析表明,隐性互惠使企业融资渠道被挤占、银行贷款集中度上升以及地方性商业银行同业负债增加,进而导致金融波动。维护金融稳定,需要对隐性互惠关系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以实现控制地方债扩张的同时稳定金融的发展。

我国个人数据利用的互惠性信任机理

“知情—同意”制度是个人信息进入数据使用和流通场景的主要环节。该制度目前并未理顺个人数据利用关系,主要原因在于其调和数据主体和数据控制者以及后者之间的数据利益矛盾并不理想。“个人信息权保护”这一当下重要的法解释学范式也没有对此给出必要的理论回应。数据主体人格利益与数据控制者经济利益之间的协调,需要在规范和制度层面有效兼顾个人信息安全、数据效益发展和数据收益公平分配这三项法律价值。并且从根本上看,要顺应促进效率的现实需要,因循产权配置逻辑来解释、调整制度安排和运作以实现互利共赢是不够的。“互惠性个人数据利用观念”以互惠性个人数据法律价值体系及其信任机制作为数据法律规范的道德正当性基础,明确个人数据“核心利益”概念和互惠性价值融贯逻辑,以此克服互利性产权配置逻辑局限于具体法益及其规范力不足的缺憾。它运用“个人数据信托”法律解释方法探究“知情—同意”制度和数据法规范之义务条款的互惠性信义,并尤为关注各类数据利用场景下个人数据收益的公平分配方式。

互惠的缔结与实现——经济利他主义的“道德生产力”

互惠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逻辑主题。互惠机制形成于利己与利他混和动机的博弈制衡,基于形式互惠囿于利己困境而产生的根本性难题,本文提出,必须突出经济利他主义的“道德生产力”主动性,推动由形式互惠向实质互惠的过渡,而以人性高越精神的张扬为规范性约束战略核心的利他实践理性,正是实质互惠的建设性源泉。